【编者按】
希腊神话说,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照亮尘世。
马克思说,我就是普罗米修斯!
在20世纪上叶的中国,也有这样一群普罗米修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光亮带到黑暗不知方向的东方古国,用理论照亮新中国的前路;
他们将信仰的星星之火,燃成锐利的理论武器,燎原旧世界,催生新中国。
我们称呼他们为:追光者。
他们追逐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穿过了旧中国的阴霾,正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呵护下,飞向时代前沿,点亮新时代的光荣梦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回望来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路用理论守护中国稳健生长的他们。
今天介绍的追光者,是“把一块干烧的大饼抛向大众”的艾思奇。
一、一只演讲“什么是唯物史观”的黑猫
从不信鬼神命运的艾思奇,与哲学的联系,却仿佛命中注定。
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刊物上,有一幅题为“哲学家”的插画,画着一只黑猫,神情与皮肤黝黑的艾思奇像极了。
于是,黑猫哲学家,便成了他的绰号。
那时,15岁的他刚刚完成“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演讲,轰动了整个中学校园。进步青年们都想来一睹“黑猫哲学家”的真容。
他的事迹,也开始在学生间流传——据说,幼年尚不知“唯物”何意的“小艾思奇”,便已经学会用实践打破虚无缥缈的东西。
一次,他偷藏起母亲供给菩萨的糕点,被母亲发现,便故意说,“是弥勒佛偷吃了。”母亲反问他,“弥勒佛是瓷质的,怎会偷吃?”
他却振振有词:“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他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没有鬼神。”
这样进步的哲学思想,却也为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1927年,正在抓捕学生运动负责人的北洋军阀孙传芳,恰巧遇到艾思奇探望自己领导过五四运动的哥哥,便抓住他投入监狱。
年仅17岁的艾思奇在狱中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进步思想,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
幸亏父亲与孙传芳曾是同校校友,艾思奇才得以被释放。
为“天下兴亡”而呼号,却陷于无妄之灾,这样的遭遇加深了艾思奇对社会大势的担忧,他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正在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向导》等杂志出现在他眼前。书中的思想光芒照亮了他心中的蒙昧与彷徨。
他对自己的朋友陆万美说,“我总想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顿觉豁然开朗。”
那时,各类社会思潮云涌,艾思奇的世界里却只剩下唯物论与辩证法,这只讲过“唯物史观”的“黑猫”,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救亡图存之际,国民党却出于“围剿”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散布大量谣言,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极尽诬蔑之能事。
艾思奇意识到,为了革命的实际,只有让渴求进步的青年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变革世界,才能点亮新中国的星火。
正如毛泽东所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于是,“干烧的大饼”——《大众哲学》问世了。
二、一本讲述“哲学并不神秘”的畅销书
艾思奇之所以称《大众哲学》为“干烧的大饼”,是相对大学生而言的。
深奥的哲学知识就像装潢美丽的西点,只能到达尊贵的大学生手中。而干烧的大饼,却可以在都市街头、店铺、乡村,给那些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
任何一种高深的学问,要真正影响大众,就必须走进大众。
艾思奇也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在抛出这块“干烧的大饼”前,如何让它更为大众所接受,艾思奇很用了些心力。他在书上看到,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非常善于与人在街头“辩论”,他的思想也在辩论中逐渐为人所知。
彼时的艾思奇,正好有一个“辩论”的机会。
那是1934年,《申报》开设了《读书问答》副刊,艾思奇负责其中的“哲学讲话”专栏,以读者问答或驳论的形式,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为了尽可能地贴近青年与群众,艾思奇开始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结合,用通俗化的口语来解释社会上的各种现实问题,以期达到革命理论的宣传、启蒙作用。
例如,他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解释“万事万物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不会服从于人的主观愿望。
“就像癞蛤蟆能捉水里的虫子,却捉不到空中的天鹅,如果你所希望的事情和物质规律相违背,就必定要落下笑柄。希特勒想独霸世界、日本军阀想征服地球,这是全世界人人明白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好典型,保管你费尽了天大力量,还是要碰钉子!
不管法西斯头子怎样梦想,世界大势仍将趋向民主,趋向社会主义,蒋介石想学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已经碰了大钉子,专制独裁终归要消灭、帝国主义终归要死亡,这就是世界发展的规律。”
这些通俗易懂而又寓含时事的文章,就如人们在饥饿时渴盼的一块朴实的大饼,迅速而扎实地填满了无数进步青年对晦涩哲学的饥渴。
1935年,备受关注的“哲学讲话”专栏以《大众讲话》的书名结集出版。不到一年,它的广泛传播便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遭到查禁。
然而越查禁,越使这本书增加神秘感,经过一些修订,《哲学讲话》改名为《大众哲学》后继续出版,发行量一增再增。一个到读书出版社门市部查书的国民党官员,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些青年神魂颠倒,搞得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
在青年们的反国民党“文化围剿”下,《大众哲学》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上认识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历史走向,并自觉投身革命洪流。
这本书仿佛革命的火炬,为马克思主义更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照亮了前路,以致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一块干烧的大饼,终于让理论饥荒的旧世界,走向了丰衣足食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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