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自述：半个民国人

陈之藩：半个民国人

口述：陈之藩 撰文：陈远

幼年：两株枣树的记忆

幼年：两株枣树的记忆

幼时的事，大多忘记，唯有上五年级的时候，上的第一节课，至今难忘。

我那位老师，也姓陈，叫陈大眼。因为他的眼睛特别大，不生气，眼睛也是圆睁的，我们都怕他。

那天上课，陈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都站起来，给老师鞠躬。陈老师打开课本，很平和：“我们讲第一课，秋夜。”老师开始读课文：“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突然，老师把课本一下子扔出了窗户外面：“别人是放一个屁，鲁迅是放了一个屁，又放一个屁！”我们都吓呆了。后来，那位老师死的很惨。

大学：与“朱利文妈妈”的“绯闻”

大学：与“朱利文妈妈”的“绯闻”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因为他们校长的关系，组成了西南联大。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为什么呢？跟蒋介石有关，蒋介石是南方人，他听不懂北方话，当然对北方人也就比较疏远，那时的当局，对西北联大也不重视。所以西北联大没有多久，就分开了，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我当时在西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的校长是谁呢？我告诉你，这个校长有意思。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是北洋大学毕业的，陈立夫当时有个同班同学，叫李书田。李书田是谁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文的外祖父。他是当时西北工学院的校长。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

在西北工学院，朱利文的妈妈是非常红的，因为当时的学校里没有女生嘛！当时我们经常拿着她开玩笑，比如有人问我：“陈之藩你追谁呢？”“李书田的女儿！”我们当时还发展了学校外面卖元宵的和卖皮鞋的小贩的女儿，称之为“元宵小姐”和“皮鞋小姐。”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的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叫：“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抗战：人类不如兽类

抗战：人类不如兽类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京出发，坐京铺路，然后到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过了几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然后坐火车过通关。过通关的时候，我们趴在火车里，黄河对岸的日本人拿着枪乱扫。那种火车，没有窗户，是用来运兽类的，其实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兽类，身边的鸡屎牛粪，都顾不上。过了通关，火车门打开，正过华山，真是漂亮。之后，就到了西安。我到了那里，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

抗战胜利之后，各校开始复校，我们就又开始沿着原路回来。当时陈立夫并没有任命李书田做北洋大学的校长，但是李书田因为战前是北洋大学的院长，就自己跑回来主持北洋大学，自封院长。陈立夫根他说：战前是战前，战后要教育部任命的。但是他不管不顾，他跟陈立夫说：你陈立夫跟我是一个班的，我考第一，你考第二十五。陈立夫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当时宣称：平均分80分以上的才是我的学生，80分以下的我不要。当时，我有的科目可以拿到满分，但是有的科目，比如经济学，只能拿到60分，平均起来，79.5分。怎么办？我会写信呀，我给李书田写信，说明了情况。我说，李院长，重要的科目我都是一百分，但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科目要慢慢学的。更何况，79.5，四舍五入，也是八十分。李书田给我回复，收了我这个学生。

写给胡适的信

写给胡适的信

大概是1947年，胡适在广播里讲《眼前文化的动向》，之前我听他讲了两三次，给他写了信。他回复了。那时候，蒋介石让他当总统，虽然是虚情假意，但是也不容易，他哪里有工夫见我？可是我去见他了，我穿着一个短裤，到东厂胡同一号，走进去，就见到了他。见到他，跟我见别人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也说不出来，就像吴稚晖见到了孙中山一样，别人问他：“你干嘛那样敬佩孙中山？”吴稚晖说：“我就是觉得他伟大。”虽然我对胡先生的有些意见并不同意。

见这样的大人物，我并不觉得紧张，这是胡先生的高明。客气地握手，让我请坐，不过，胡先生很忙，我进去不到五分钟，贺麟先生去找他了，我只好出来。

大概是1953年，胡适到台湾去，发现我在台湾。他见到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从哪里回来？”胡适说：“从美国。”我说：“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买不起车票，怎么去美国？”

胡适怎么会认为我从美国回来呢？这就说来话长了。胡适从美国回来，要有一个秘书来为他打理日常的工作、给他安排日程。当时那个秘书是杨日旭，杨日旭是陈雪屏为胡适派的。陈雪屏当时是台湾教育厅的厅长。我和杨日旭是怎么认识的？听我慢慢给你说。当时我在编译馆做事，忽然有一天，杨日旭和编译馆的一拨人一起找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到陈雪屏家里吃饭。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找我吃饭做什么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阔人找我吃饭啊。杨日旭给我解释：陈雪屏想办一个学生杂志，科学的栏目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主持，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就找到了我。所以请我吃饭，就这样去了陈雪屏家里去了，当时，余英时的太太还是个小孩，大概上中学？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跑来跑去的。

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让，给彼此夹菜。我爱开玩笑，说：“如果筷子再长一点，给对面的人夹菜正合适。”大家哈哈大笑。

吃完饭，杂志就开张了。陈雪屏出钱。就这样我认识杨日旭，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胡适从美国到了台湾，还是被一帮老人们包围着。我听说胡适到了台湾，我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胡适应该接触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杨日旭打听我。杨日旭说这是我朋友呀。就这样我又和胡先生见面了。这时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五六年，当时留美是一种风尚呀，他就想当然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了。

胡适的英文

胡适的英文

1955年，我到了美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胡适也在美国。我到了美国，直接去找胡适，那时是清早，给胡先生打电话，他刚起床，他家里只有茶叶蛋，我就在他家吃了一个茶叶蛋。经常去见他，是在两年半之后，在暑假。忽然，宾夕法尼亚大学给我一份工作，非常之好，那时候，梅贻琦自己支取庚款的薪水，一个月才至两百块钱，你知道那时我一个月能挣多少？一千块。虽然只有九个月，但是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的前任，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所以薪水非常高。

那时候，几乎天天去见胡适。都是他找我，有时我不在，他就把电话打我的房东太太那里，房东太太跟我说：你这个朋友，真是nice。我问她：“为什么nice？”房东太太说他的英文比你好的多。我说那当然，他在这里当大使。那时我们会在一起聊他们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散文家、政论。胡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他怕我穷，介绍完了之后就买一些相关的书送给我。

金岳霖：“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金岳霖：“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我在北洋大学读到二年级，那个暑假，我忽然想学哲学了，就考了清华的哲学系。考上了，我到了清华，去见了金岳霖。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学哲学？”我跟他说：“时局如此，我很悲观，想学哲学。”

金岳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不知道。”

“悲观是你看到一套价值即将消灭了，而你想要保存却又没有办法保存的那种感觉。”金岳霖说话，哲学味很浓，听得我有些茫然，“你的意思是想救国，可是哲学救不了国，哲学只是一门学问。”

我就接着问他什么能救国，他就告诉我，只有哲学变成了宗教才会有力量，可那时哲学也就不是哲学了。就这样，他打消了我学哲学的念头，又回到北洋大学去了。

沈从文：“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沈从文：“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沈从文这个人简直妙极了！他是因为听胡先生说到我，给我写信，比我给他写信写的还多。他还给我找事情做，介绍我到《益世报》工作。因为那时候李书田跟我说，北洋大学毕业要到台湾去并不是很容易。沈从文非常可爱，人也非常真。我的文章也许不如他，可是我的字比他写的好。

开始写信都是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谈他的小说，像《边城》啊这些文章。后来见到他，就是我去看胡适那次，大概就是在看了胡适的第二天。我和沈从文就见过着一面，但是通信很多，包括我到台湾之后。我记得他写过这样的内容，他在信里说：你到台湾很对，现在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梁实秋的商人气

梁实秋的商人气

我在台湾编译馆的时候，梁实秋是人文组的组长，李书田是自然组的组长。自然组有一兵一将，将是李书田，兵就是我。人文组也是一兵一将。后来梁实秋当了编译馆的馆长，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为什么给我加薪水？因为我写的好呀！那个时候，我几乎天天到他家里去聊天，梁实秋也很无聊嘛，晚上就在他们家吃晚饭。梁先生从前的太太，也在编译馆。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梁先生的儿子梁文骐留在了内地，梁师母就把我当成了儿子，所以每次我在他家里吃饭，梁师母就很高兴。也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她总是会问我：“你给你妈写信了没有？”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哪里敢往回写信啊。你看看，我和梁师母的关系，也很微妙。

梁家的小妹对我虽然也不错，但是毕竟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拿我当儿子，很高兴。

梁先生对我很好的，客观地说，梁先生有些商人气，可能跟他家庭环境有关系吧。

余英时的旧诗词极好，唐德刚的诗词一般

余英时的旧诗词极好，唐德刚的诗词一般

余英时比我小，我佩服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旧体诗写得真好。胡先生在日记中骂过余英时，你在胡适日记中查得到的，胡先生很少那样骂过人。我想大概是余英时刚到美国的时候才太露了，年轻气盛，让胡先生动了怒。余先生当然看到过这些内容，不过余英时很大度，从来不计较这个。

因为他没有见过胡适，而我见过胡适，他就觉得只要是陈之藩说的，那就很可靠。余英时要是想让自己的东西传下去，就应该写得经济一些。不要动不动就长篇大论、著作等身，要不然那么长的文章，谁看？谁看？

李怀宇到美国去，大概是跟余英时说是陈之藩的朋友一类的话，所以余英时才会给他写序。

有一次我去美国，出版过我的书的一个出版家那时已经办到了美国定居，他请我吃饭，当时有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还有唐德刚。

唐德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会做旧诗，但是没有余英时那么好，没有那么工整。他是打油诗，也押韵。其他的人，无非就是凑够了七个字一句，有那么点意思而已，算不上旧诗。

杨振宁太精明 李敖太龌龊

杨振宁太精明 李敖太龌龊

我和杨振宁的关系时好时坏，现在可能是坏低谷中。他和童元方的通信大概可以编一本书了，他们聊得来。对于老师，中国和西方很不一样，中国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外国则是考完试之后就平起平坐。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虽然他们的系统的教育都是在国外学习的，但是他们对于吴大猷都还保持着中国人的传统。这是两种价值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娶媳妇，在中国是男方出彩礼，在美国，则是女方出彩礼。结果有的人儿子结婚就在美国，女儿结婚就在中国。反正都不吃亏。这种人不是说不好，但是让人觉得太聪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特别聪明的人，太聪明了，就不好做朋友了。

李敖？这个人简直就不能认识他。在这一点上，我和杨振宁的看法完全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认识了一次，就这一次，就惹了麻烦。李敖是怎么起家的你知道不？比方说，要给一个人写传，把人家的祖宗三代都查遍了，写完之后，给人家打电话，说你这里有些不光彩的地方，你拿点钱，就不写了。李敖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手记：

手记：

去见陈之藩之前，我先见了童元方。童元方是陈之藩的夫人，同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童元方跟我说：“你和陈教授会有共同的话题，他是半个民国人。”

见到陈之藩，我急忙忙先要摄影，他说不忙，下次再拍也来得及，我跟他说：第二天我就要离开香港，走了。

他于是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我作答。他像个老顽童：“你来了这么久，才想到来见我？”我赶忙说明原委。

我对他说，我要采访你。他说，不忙，你对我了解多少呢？我先考考你。

然后，开始和他聊，陈之藩说话，信马由缰，绝对不会任由引导。聊天的过程，很开心，但是，我知道自己有目的，我像挤牙膏，一点点挤出我想要的东西。从下午两点，到五点半，关于陈之藩与老辈人的交往以及他对同辈人的看法，我依然不敢说全部了解，但是，这些内容，足以引人入胜。更多的内容，倒是像老朋友聊天。聊天很亲切，他也是河北人，乡音未改，我可以用家乡话和对聊。说到乡音一致的用词，两个人哈哈大笑。

陈之藩目无余子，听他臧否人物，总是让我想到当年与钱钟书对话的石遗老人陈衍。确实，他也有这样的资格。早年即有文章被选入台湾国语课本，由于文章典雅，有六朝文风，几被认为是和梁实秋一辈的古人。早早地在台湾成了偶像式的人物，被誉为大师。他是科学家，如今众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他的同侪或者晚辈；他又是文学家，写得一手漂亮非常的小品文，敢说“就是现在，全中国我也不怕谁，比我写得好的不多”这样的话。别人说这话，是狂妄，他说，只是让人觉得平实。

我要走了，向他告辞，他说：“这就要走了？我们才刚开始聊。下次你来，不要打电话，直接推门，我在，我们就聊，不在，你就走。”那一刻，我觉得老人有些寂寞。就像他在《寂寞的画廊》中说得那样：“永远不朽的，只有风声、水声与无涯的寂寞而已。”

童元方说，看陈之藩的《王子的寂寞》，读到末代皇帝溥仪，打电话时，说的是：“来者可是杨小楼吗？”想笑不易笑，哭又哭不出来，没有比这句子更悲凉的了。我告辞时看陈之藩先生的神态，不知怎的，竟然想到了这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