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残障女性的生死挣扎 农村残障妇女的保护

近段时间山东德州23岁女子不孕被婆家虐待致死一事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也让大家关注到了农村残障女性的现状以及农村残障女性的生死挣扎据了解买婚和冥婚等旧俗还一直存在这些农村里，在不平等的社会的底层下，农村残障妇女的保护一直没有受到保护，那么接下来大家就随见闻坊小编一起了解看看~

农村残障女性的生死挣扎

买婚和冥婚等旧俗不仅是历史遗物，更是人口失衡条件下，父权制借新自由主义的借尸还魂。作为不平等社会中的底层，农村残障低智妇女是全社会的牺牲品。

近期几则关于农村低智女性遭遇性侵、被虐待的新闻屡见报端。其中最令舆论震惊的一条，是山东一位智力障碍的女性方洋洋被丈夫一家残忍虐待至死，死后尸体被安排冥婚。几乎就在同时，河北魏县精神康复医院的一名女性患者因医院男护工性侵被查出怀孕。今年3月，一名昭通市15岁右手残疾的少女被人持刀胁迫卖淫，不愿顺从，后从五楼跳下受伤。2019年，广东茂名信宜市一12岁残障少女被性侵，且一年内两度被发现怀孕。警方调查发现多名男子对这位残障女童性侵，其中包括一位82岁的老年男性。2016年，甘肃两名精神残疾的妇女被谋杀，杀害者的目的是为了出售她们的尸体用于配冥婚。

这些触目惊心的新闻，可以帮助我们大致拼凑出一个底层低智残障妇女的生活经历：困囿于自身的身体缺陷，出生于贫困凋敝的地区，她们失去了全方位的身心自由和发展权利。有些女孩来不及长大便沦为发泄欲望的工具。另一些少女无力反抗家庭的安排，以彩礼的名义被出售，为生育而存在。她们活着的时候无法言说、难以反抗，往往直到怀孕才会被发现遭遇性侵。另一些人直到死亡才被发现遭受长期的殴打和饥饿。她们生前备受嫌弃，很多人活不到正常死亡的年龄。在死后一些女孩的身体却又成为抢手的陪葬商品。

方某洋童年照片。1997年出生的女孩方某洋因不能怀孕，被丈夫、公婆虐待，最终惨死的案件，轰动全国。施暴者和加害者的行为不伦且违法。但这不仅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简单道德问题。亲人和农村社会的联手合谋，拐卖和黑中介等现象，也不仅是人性的丧失和社会的偶然；这些事件本质是极具典型性和系统性的现代社会问题：性别筛选和计划生育深刻地改写了人口结构，造成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同时，城乡二元和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中，农村最底层的男性在层级梯队序列中被排挤出婚姻市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逻辑延伸到明码标价的婚恋，极致地工具化女性，甚至榨干了她们尸体的“剩余价值”。父权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阴魂不散的迷信习俗就此诞下了一个畸形而失序的农村婚恋社会。恐怕，这些故事中唯一的无辜者，就是底层低智残障女性。

底层残障女性的命也是命

低智、残障女性是贫困社区中的最底层。她们的命运代表着我们社会的底线。因为智力和身体的缺陷，这些女性不但受到人格上的轻视、经济活动的排斥，也是道德和法律观念中的盲点。她们的缺陷甚至成为罪犯在违法时试图脱罪的理由。2006年，河北邯郸的宋氏农民杀害了6名妇女，被害人为精神病患者或坐台小姐。2016年，一名甘肃的女性精神病患者被骗杀害，尸体以4.0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人做“鬼媳妇”。底层的社会失序，不意味着占有经济优势的中上层没有责任。这些惨剧标记着你我所处的全社会的失败。

中国在1980年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2007年3月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消除对残障妇女的歧视，保护其基本权利，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政府相关机构和许多公益组织长期在就业和经济能力等方面帮助低智残障人士，但无法覆盖所有凋敝偏远的农村。城乡二元户籍等制度性的鸿沟更是一道清晰的界限，把底层人群划到了现代文明之外。

这也导致残障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城乡差距。2013年《中国残障妇女发展困境、利益需求与对策研究》一文指出，当城镇残障女性开始要求就业保障，希望更多地融入、参与社会活动和决策的时候，农村残障女性还在温饱和健康问题上挣扎，希望获得免费的辅助器械。不得不承认，在一些残障女性争取性和生育自决自主的同时，另一些底层残障女性的生命和安全保障都岌岌可危。

残疾本身也无法作为一个单一治理因素，同贫困的经济、厌女的文化等问题撇清关系。必须改善农村和贫困社区歧视的社会氛围，才能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人身安全等基本保障。在很多时候，残疾常常是厌女文化和性别歧视的结果，而非原因。一些原本健康的女性，是在进入婚姻后遭受家暴，受伤致残、致郁、致精神失常。另外，有些伤害几乎毫无缘由。2013年广东梅州，一名酒后男性杀害了仅仅是在路边坐着的患有精神病的同村女性。该男子行凶手段极其残忍，将被害人赶到荒山上，又实施烧、打、用啤酒瓶插、芦苇秆刺等手段。这是不涉及任何经济利益或其他纠纷的纯粹的杀害。

是时候终止对底层残障女性的迫害和谋杀了。只有当活着的低智残障女性能够在健康、教育、经济、社会参与、性与婚姻家庭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发展，我们才能告慰已经死去的方洋洋们的亡灵。只有充分保障了底层残障女性的生命和生活尊严，我们的社会才有文明可言。

农村残障妇女的保护

感情、婚姻难以自主 盼望获得外部支持

家暴是被提及最多的话题之一。

实际上，残障女性面临的困境和健全妇女不一样的是，残障让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更难以摆脱和反抗暴力。

李彦双就曾采访过一位多重残疾的北京姑娘，患有脑性麻痹，同时又是视力障碍。“因为她有残疾，所以心里难免自卑，在婚姻方面比较迁就，但不到一年，丈夫便开始对这位姑娘实施家暴。”

她曾经告知父母，父母却说，找一个健全人不容易，能过就过吧。于是，她只能继续忍受丈夫的暴力。直到结婚四年后，在又一次家暴中，她失去了肚子里不到三个月的孩子，而且还永远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忍无可忍之后，她便通过法律手段离了婚。

虽然，她结束了不幸的婚姻，但是，伤害却永远抹不去。

李彦双说，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有的勇敢选择了分手，但是分手过程却总会遭到外界的各种阻挠。“在不少人眼里，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女性，能够找到一个健全的配偶，实属不易，最好的选择就是好好过日子。”

事实上，很多残障女性正是由于多方的压力，自己又不够勇敢，就选择了继续忍受。有的一忍就是几十年。但是，这其中的痛苦和折磨只有自己最清楚。李彦双说，虽然现在反家暴法可以从法律上对女性进行保护，但是，敢于拿起这个武器的又有多少呢？

她呼吁，她们也渴望爱与被爱，但因为身体障碍，在追爱的道路上，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往往比健全人更多，也更需要相关部门和社会的关注关爱。

就业歧视何时休 部分残障女性得不到基本的尊重

大多数残障妇女在就业方面，往往比残障男性更容易受到歧视。这一点，刘晓清感触颇深。五岁时，因车祸造成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如今凭借才学成为潍坊市博物馆书法老师，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残障妇女像她一样幸运，“残疾人就业面较窄、就业层次偏低，残疾妇女更是如此。”刘晓清说道。

她告诉记者，她的一些盲人朋友从盲校毕业后主要从事按摩工作，且多数没有社会保险，就业面太窄。而前段时间有位女性盲人朋友想在家乡开个小店，用了一个月跑税务部门，去银行跑贷款，还没把手续跑完，障碍太多；也有女性盲人朋友在按摩院工作时，遭遇过客人的“骚扰”，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们不知该向何处去寻求保护。

不仅如此，就业的难，也难在不被信任，甚至得不到基本的尊重。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听障博士，金玲介绍，自己在浙大和北大读完了本科到博士，再回浙大做博士后，专业是古典文献学，如今在北京市方志馆工作，成家后也有了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可即便如此，周围人对于她的人生疑问依旧没有停止：一个听障博士，可以胜任工作吗？可以与他人合作吗？

金玲表示，残障女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会遇到不同的玻璃墙，它们都建立在“你残疾所以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的观念上。但她认为，时代在不断进步，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拥有属于自己的体面和尊严。

据记者了解，如今不少残障妇女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2013年，全国县级以上残障人士、残障人士亲友和残障人士工作者女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数量达到1280人；2018年，全国县级以上残障人士、残障人士亲友和残障人士工作者女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数量达到1545人，增幅超过20％。

部分地区暂未建立辅具补贴制度 她们渴望实现“纸尿裤自由”

抛开就业、婚姻这些社会问题，来自湖南省城步县苗族自治县白毛坪镇的杨淑亭建议更为直接，9年前因车祸造成高位截瘫的她，希望根据残疾人的需求，扩大辅助器具的种类，比如将纸尿裤等护理用品纳入辅助器具范畴。

她觉得，这一点对残障妇女特别实用，可以很大程度降低肢体残障人士的日常护理困难。

“我一天一般要用四、五片纸尿裤，护理垫一天一片，大概平均一天的费用在15元左右。一个月下来，此类护理用品大概需要500元左右。”杨淑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大部分人眼中，一包纸尿片随手可买，也不把它当作生活的必需品，但对于这些失禁的残障妇女来说，纸尿裤却是必需品。

而对于农村残障人士而言，这更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对于其中非常困难的残障人士家庭而言甚至是“奢侈品”。杨淑亭说，“纸尿裤自由”是自己在创业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梦想。受伤前的一年半，她用的都是家里的破床单。

她告诉记者，因为贫困，脊髓损伤者被迫使用不卫生的替代品，造成感染、二次伤害甚至危及生命的伤友不在少数。也就是说，纸尿裤一旦能够纳入辅具范畴，就意味着残障人士家庭可以为此减轻很大一部分的经济负担。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在近日的残疾妇女座谈会上表示，残疾妇女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加强和改进对残疾妇女的服务，让她们的生存权得到稳定保障，发展权得到更好实现，是“十四五”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她呼吁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努力，实现残疾妇女的平等权利和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