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多久羽毛球可以掉一斤

记者 谢海涛

昆山中英工厂爆炸事件的善后工作与27年前哈尔滨亚麻工厂爆炸大不相同。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当年为安置伤员，亚麻厂在百日内建起两栋安置楼。由于多数女工在烧伤时未婚，为帮她们组建家庭，工厂规定凡跟烧伤女工结婚的可解决城市户口，并在厂里安排工作。对于极重伤者，厂里安排住院治疗至今。2009年，亚麻厂改制，伤员们由政府财政支付“工资”。

据国务院调查报告，昆山爆炸当天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事发后30日内，死亡人数增至97人。至2014年12月31日，抢救无效又陆续死亡49人，共死亡146人，尚有95人住院治疗。

昆山市卫计委在一份2014年工作报告中称，事发后，该委借鉴哈尔滨等地经验，提出了多种伤员后续治疗方案，正在加快昆山集中医疗救治点的建设，为伤员的集中治疗积极创造条件。

位于周市镇的昆山市康复医院进入了卫计委的视野。该院成立于2008年，是苏州地区惟一的公立康复医院，也是昆山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昆山市职业健康体检中心所在地。

从2014年底，数十名恢复较好的“昆山伤员”，陆续从无锡、苏州等地接回昆山市康复医院，进行集中康复。

“我是交圈的，你还记得不？”

段成明是2015年4月转到康复医院的。

4月，江南春光明媚，一片生机。然而对于伤员们来说，“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窗外莺飞草长，他们的身上却是疤痕疯长。疤痕在冬天已奇痒难忍，天气转热无疑火上浇油。

康复医院的八楼，41张床位，很快就住满了烧伤病人。仲春的上午，有人在走廊里伸展手脚，仿佛新生儿在试验腿脚的灵敏度。

他们的身上箍着泥土色的紧身衣，头上戴着泥土色的头套，像魔幻世界的人物。这种紧身衣、头套，他们要穿戴好几年，一直穿到疤痕不再长，穿上它好像有很多手在按着疤痕。

走廊两边的病房里，伤员们或面目全非，或戴着头套，莫辨男女。

段成明搬进病房时，里面已住了一个人，大高个，头上烧得一点头发都没了，右眼只剩下一条缝，身上满是红褐色疤痕。

互相不认识，说着话，声音有些熟。段成明猛地想起来了：我是交圈的，你还记得不？

交圈是轮圈抛光的最后工序，在D线，段成明负责交圈，身边挨着河南人宋海兵。

爆炸时，车间一楼死伤惨重，8个人的D线只剩8人，段成明和宋海兵因靠近门口才跑出来。一场劫难后，他们没想到还能重逢，重逢又是对面不相识。

宋海兵在无锡治疗，早回来一周.他头部伤重，腿站不稳，一聊天，就掉泪。段成明劝他：你孩子大了，老婆还好好的。

段成明不敢想自己的情况。在隔壁病房，他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媳妇。李澄澄也是在4月由南通转来。

夫妻相见后，段成明天天掉泪，他想不到媳妇也会烧成那样。最愁的是没法照顾她，自己手烧得不成样子，胳膊不能打弯。

从前，段成明喜欢哼哼哈哈唱歌。回到昆山，苦闷时也想唱两句。家人不让他唱，说都烧成这样了，你还乐个啥？段成明说，不是乐，唱个歌，心里能舒服些。

有一个月，段成明看着窗外，真想跳下去。“从楼上跳下去，啪的一下，一点也不疼。”他想着。

在中荣厂打工的苦命夫妻并不止他们两个。苏北张永鹏夫妇，老婆遇难；山东吉信斌夫妇，老婆遇难；河南董哲夫妇，老婆遇难；甘肃任得金鲁红芳夫妇，老公遇难；安徽刘子山董翠萍夫妇都没了。

还有一家数口遇难的。江苏人孙明娟，带着儿子、外甥、外甥媳妇及侄媳在厂里打工，外甥和侄媳遇难。淮北人徐勋梅也是一家五口在厂里，她和弟弟、儿子受重伤，三妹徐勋芳、弟妹王生艳遇难⋯⋯

记忆中遥远的春天

当一些伤员转到昆山时，仍有近半重伤员，留在外地继续治疗。

2015年4月的一天，在无锡三院，50岁的刘玉芹在走廊练习走路，两手垂着，残损不全，头上戴着头套，只露出眼口鼻。

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当初送到无锡三院的伤员中，危重伤员35人，其中34人烧伤面积>90％，16人烧伤面积≥99％，烧伤程度均为Ⅱ°-深Ⅲ°。截至2015年4月，救治成功率达77.14%，远超国内有文献记载的救治成功率。伤员死亡8人，死亡率22%，也低于国际公认标准。

幸存者中，十多人转至昆山，这里还剩下9人，包括烧伤95%的刘玉芹和烧伤99%的韩鹏。

住院半年多，刘玉芹身上仍有伤口，有时走一阵子，哭一阵子。

这天，刘玉芹从老乡那里听到工友武永光的消息，又惊又喜。他们在2J线上，合作了好几年。七个人的2J线只剩下三人，她一度以为武永光也没了。

老乡拨通武永光的电话，放在刘玉芹耳边，她嘴唇有些抖。

“武永光，哎呀，我的天，你看看咱这⋯⋯我反正也行，也能走，也能爬几层楼梯，你能自己吃饭了吗？多锻炼，多吃饭。我一和你说话，眼泪就咕嘟咕嘟往下流⋯⋯

“咱那线上，还有谁？张志香呢？年轻的那俩都不在了？我一听说俺老乡跟武永光见面了，心里猛一亮。我也恢复得不是很好，这边有一批人转去昆山了。我还有伤口，没有走。你走路走得好吧？一听说武永光还在，我都高兴得不得了。嗯，嗯，嗯。好好锻炼。武永光，咱还有机会见面。到昆山了，还能见面。武永光，我的泪咕嘟咕嘟往下流⋯⋯”

在另一间病房，25岁的韩鹏躺在床上。从早上8点，他就开始换药，到10点半还没换完。父亲给他穿紧身衣，一个钩子一个钩子地扣上。

他的脸坑坑洼洼，自头部至小腿几无完肤，红褐色的疤痕触目惊心，只有一双脚光洁完整，脚趾一动一动的。

出事那天，韩鹏穿着皮鞋。长这么大就买过这一双皮鞋，是一年前在老家买的，意尔康，打完折还要300多元。中荣厂车间脏，每天都要刷鞋，皮鞋擦擦就行了，他就穿上了皮鞋。这双意尔康为他保住了脚，保留了全身1%的面积。

4月，在苏州解放军100医院，还剩下七个伤员，治疗中走了三个。

河北人郝彦丰，在父母的帮助下，从凳子上站起，再坐下，练习膝关节。他赤着上身，从头到腰几无完肤，红褐色的疤痕疙里疙瘩。父母围坐在一起，热切地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婴孩学习人生的技能。

练完膝关节，他又开始练习走路。父亲跟在身旁，他慢慢抬起一只脚，放下，再抬起另一只脚，慢慢向前移动。走廊那头，一个为妈妈举着吊瓶的小姑娘，一时惊到了。

在苏大附一院，还住着六个昆山伤员。烧伤98%的刘箭建躺在床上，红褐色疤痕从脖颈一直没入被子里，耷拉在床边的右手，五指短了一截。脚伸出了被子，是黑褐色的，左脚脚背鼓了起来。

妻子戴着塑料手套，把他的左腿抬起，放下。他的小腿枯瘦如柴，每天都要这样锻炼。

突然，病房最里面骤起一阵嚎叫声，“我的娘来，哎呦”。一时满室寂静。大家面无表情，只有一人抬眼看了看。

锻炼过后，刘箭建说想看电视。“你看到第八集了吗？”妻子一边说着，一边用夹子把手机夹在床边，调好角度。刘箭建专心看起来了，那是电视剧《记忆中遥远的春天》。

在医院爬楼锻炼的人

庞晓彬终于回到了老家。

2015年3月14日，在昆山方面的联系下，他从常州二院转至南阳市南石医院。

劫后归来，看着街上的烩面馆，听着河南话，庞晓彬高兴坏了。在南石医院，他和老乡文化满、刘峰相依为命。

文化满是2015年2月13日回来的。出事后，文家子女都回了镇平，儿媳没了，撇下两个孙子。他想着回到南阳，家人也能抽空回家照顾孩子。

刘峰3月1日也从苏州回来了。这时，他们的伤并未痊愈。

文化满烧伤70%，胳膊上伤重，身上疤痕疯长，腿麻木。刘峰烧伤50%，嘴唇烧伤厉害，吃馒头要掰碎了一点点塞，胡子外面的皮烧皱了，毛囊发炎，胳膊上时有水泡生出。

庞晓彬伤势最重，烧伤90%。身上疤厚皮紧，一动就像针扎。眼睛看不清，腿是硬的，十根手指，或指头截去，或肌腱损伤，握不住东西。

有时，锻炼一阵子，他能用勺子吃饭了，但停上半小时就又够不到嘴了。吃饭时，下嘴唇是硬的，兜不住，饭往下掉。用了一个多月，才能自己把饭吃到嘴里。

三人都睡不好，别人大声讲话都会惊着，还做噩梦。

在南石医院，他们每天爬楼梯锻炼。烧伤科在10楼，他们一天上五趟，下五趟。

每天早上5点多，他们就外出锻炼。出了医院如囚鸟出笼，他们喜欢往野外走。穿过村子、绿树，一路鸡犬之声相闻，有着他们熟悉的农村味道。

有时走上一条新马路，看看人家打羽毛球，再往前走，就到了大桥上。车子一辆辆开过，运河在桥下流淌，他们看一阵子，感觉心情好了很多。

故乡的哀声

2015年4月，当庞晓彬们忙着锻炼时，另一些幸存工友在为生计奔波。

受轻伤的雷红伟，是在2014年8月14日从昆山中医院出院的。昆山市人社局下发的工伤认定书称，他呼吸道吸入损伤，左鼓膜穿孔，右掌部擦伤。

出院时，工友们已星流云散。爆炸发生后，中荣厂尚余工人数百人，政府安排他们体检，按工作年限由厂方发放离厂赔偿，并为工人举办招聘会，安排再就业。

遇难者的赔偿也早已开始推进。对于受伤员工，中荣厂支付工资，直至工伤鉴定，之后发放离厂赔偿和受伤赔偿。

出院后，雷红伟去南通看嫂子刘金花，去常州看岳父文化满，又去上海看领导许涛，医生说许涛烧伤95%，一直高烧，也清醒过，但说不出话，2014年9月底就没了。又去无锡看好友张永鹏，张永鹏靠着墙，只有一只脚能站地，两人抱头大哭。

去一次医院，雷红伟半个月睡不着，想起以前和朋友在一起，那些场景历历在目。

出事后，宋成强回到宋小庄。故乡一片哀声。他到家的第二天，本家叔叔宋付德的骨灰拉回来了，母亲几天不吃不睡，整夜坐着。

高营村高餐的骨灰也拉回来了。他事发当天就没了，前几年，他们还一起在平巷租房。

狄庄的谭海彦拉回来了。当时亲人就没找到她。

许桥的刘金花拉回来了。阴历七月初九到家，葬在村外玉米地里。

姜老庄的姜典雷拉回来了。母亲大哭，一只耳朵竟聋了，晚上要念佛才能睡着。

鄂营的许涛也拉回来了。这位镇平打工者的带头大哥，也是宋成强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年后，许父也走了，老人患癌症多年，全靠许涛挣钱给他做手术续命。

那些人说没就没了。宋成强躲在家里，心里空空的。一切物非人非，甚至宋小庄也不是从前的宋小庄了。这些年，村里日渐衰败，大家为了生存四处奔波，即使还在家的人，已玩不到一起了。

在爆炸后拉着板车救人，被公众赞为“板车哥”的邹令冬，也回到了老家狄庄。四邻八乡都知道他在昆山救人，赞他是英雄，但回来后，邹令冬面临的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两个孩子刚上初中，一个礼拜两百块，几张嘴在等着他来喂。在家呆了没多久，2014年10月初，他又回到了昆山。

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昆山似乎已把他淡忘了。找了一个多月工作，处处不如意。有的工厂待遇差，有的位置偏，看了几家厂，一见到粉尘就害怕。他说，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这时，雷红伟还在昆山漂着，也没找到工作。2014年11月，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生存困境。昆山市工会系统急了，天天给邹令冬打电话，他因而时来运转，被安排进了一家日企。

雷红伟则在11月底回了镇平。在昆山12年，两耳不闻厂外事，刚一回到老家，他感觉像到了异乡。多年不归，宋小庄的老屋已塌了，惟一的叔叔也在昆山打工。他无家可归，只得去了县城姨妈家。

宋成强在老家种葱，这一年，行情不好，葱便宜，一毛钱一斤都没人要，葱拔拔就扔了，后来就犁到地里去了。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不出去打工就没钱养家。2015年正月二十，宋成强去了宁波找工作，一无所获，又回到昆山。

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空前危机，出口萎缩，内需不足。在国际上，中国制造业正腹背受敌，一方面低成本优势丧失，中低端制造业外流；另一方面，随着欧美国家倡导再工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也受阻击。而自2014年起，制造企业的倒闭潮就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蔓延。

宋成强在昆山呆了一个多月，感觉着形势一天不如一天。平巷周边的工厂，以前经常招人，这年春节后竟然没挂过招聘启事。找工作的人也多，工厂只要年轻的，年近40岁的宋成强处处碰壁。

快“五一”了，宋成强又回到镇平。没多久，邹令冬也回来了。在日企半年多，他因此前的救人在社会上收获一系列荣誉，2015年5月，他被评为感动河南2014十大网络人物。但现实仍是残酷，后来厂里借故不要他了。

雷红伟在镇平住了几个月，又回到昆山。2015年3月26日，他的工伤鉴定有结果了。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发出鉴定结论通知，称他伤残等级不达级。

雷红伟有些意外。一起去的孙明娟评上伤残十级，在昆山中医院时，他受伤比她还重些，直到现在，左耳仍是嗡嗡响。

2015年4月2日，他向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仍没评上。此后，他又两次自费去南京做鉴定。跑了好几家医院，花了两三千块，等了好几个月，还是没评上伤残等级。

昆山一院的悲伤

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康复是漫长的，几乎每人都需要做多次后续手术。住在康复医院的伤员要做手术了，就转至昆山一院。

2015年7月，段成明转到昆山一院做眼皮手术。医生从肚子上取皮，为他植了眼皮，慢慢地，他睡觉时能闭眼了。

7月初，李澄澄也被送来做手术。经过两次大手术，把粘连的腋窝打开。她的两手都截了指，右手烧成一块，左手就剩下大拇指，从一团肉中分出。

彼时的昆山一院，住了九个烧伤病人，李澄澄并非最重。在一号病房，住着陕西人任美转。这个27岁的姑娘，眼睛看不清，腿不能动，脖子、下巴烧在一起，整天瘸着，低着头。

她烧伤面积97%，且是三度烧伤。在常州治疗时，心理医生还为她做过心理辅导。但回到昆山，她还是接受不了现实，说哭就哭，说闹就闹。

在服务台对面的房间，住着河南人黄江玺，烧伤面积近100%，工友们说他当时头部都烧得露骨头了，肺里还落下毛病。一天，他突然喘不过气来，憋得浑身乱抖。医生们抢救了半个多小时，他才稳定下来。

尽管事发已近一年，对于重症烧伤病人来说，死亡的威胁似乎从未远离。

工友们听说，2015年5月，一个商丘老乡在另一家医院走了。她血管破裂，一直不能吃饭，不能说话。亲人讲话，她也知道，只是流泪。

山东人李芳，是在2015年6月走的，6月15日火化。她在苏州市立医院东区，醒来得早，但后来又感染了⋯⋯

昆山一院是忙碌的。一批伤员做完手术，走了，又一批伤员来了，承受着一波接一波的悲伤。

艰难的康复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噩耗传来时，烧伤病人们心里一紧，也意识到昆山爆炸已过去了一年。

在苏大附二院，一年多了，张文良的头上还包着纱布，纱布下的脸坑坑洼洼，眼红嘴歪。上身用绷带扎着，身上多处有创口，晚上要打止痛针才能睡着。

创口两天换一次药，疤痕每天都要抹药。每天早上，妻子伺候着他，先洗皮肤，再全身贴面膜，180元一盒的面膜得贴几十张。半小时后，再一张一张取下面膜，抹疤痕药。

一天又一天，药抹在身上，疤痕还是增生，厚厚一层，抠也抠不完。

最让张文良恼火的还是胳膊和手。两手都不能弯，胳膊硬邦邦的，两边腋下粘连着，都需要做手术。6月，家人请求给他做手术，找了好多次医生，几个月过去了，还没做上手术。

在解放军100医院，王长会赤着上身，红色疤痕间夹杂着黑坑，硬如盔甲。肩上斜缠着绷带，40多天前，他做了腋下手术。右臂有一段烧成棍状，灰黑色的五指叉开，摸上去冰凉。

100医院没发紧身衣，伤员们终日赤着上身，一身红褐色疤痕，令人望而生畏。

在苏大附一院，刘箭建仍不会走路，臀部创口还没愈合。两手截去了五根手指，左手手指烧秃，腋窝仍粘连着。右腿有一段像干柴，脚踝鼓起一块，只能脚尖着地。病房里还剩下四个烧伤病人，只有一人能走路，其余三人的脚都变形了。

8月的无锡三院，只剩下了三个伤员。张永鹏一只脚变形，每天只能靠墙站站，两臂伸开，手搁在架子上，如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一年过去，韩鹏心头的阴影仍在，看到电视里的爆炸场面就难受，雷雨天也害怕。

有天下雨，他和刘玉芹在锻炼室里，他走向窗口，一道闪电划过，他一惊。这时，有人按亮了房间的灯，红光从头顶落下，像从前在车间里一样。刘玉芹吓得尖叫，韩鹏转身就想跑。

韩鹏想早点回昆山，动了几次手术，耽搁下来了。而在昆山康复医院，九楼正在装修，准备接纳外地伤员。

相对于外地医院，昆山康复医院的康复锻炼要好得多。八楼有四个活动室，配有各种器材。每天伤员们或锻炼胳膊，或锻炼腿，或蹬车，或做电疗，或做绳操，似乎在展开锻炼竞赛。然而，康复不是那么容易。

7月22日，做完眼皮手术，段成明回到康复医院就开始发烧。吃药不管用，心、肺都没查出问题，医生叮嘱多喝水。他一天喝两壶水，疤痕密布的身体，只有头颈部能出汗，整夜整夜地出汗，湿透了床单。

发烧引发连锁反应，头上的创口也破开了。身上的皮薄得很，碰破一点皮，数月不愈合。

每天，他躺在床上，坑坑洼洼的头上有几处长出头发，像沙漠中的小块绿洲。脑门后的头发似乎是倒着长，一枕枕头，就把头皮戳破了，血从毛囊里淌出来。

发烧了一周多，段成明才慢慢好了。眼睛做了手术后，渐渐能看会书了。

他躺在床上，背后垫着枕头，肚子上放着电脑，用手心移动鼠标，从网上下载玄幻小说，在谷歌地图上找自己的家：五间堂屋，三间配房⋯⋯

有书看，他心情好了很多，但身上的痛苦并未减少。一天不锻炼，身上的疤痕就硬了，最让他苦恼的还是胳膊不能弯。每天他重点练胳膊，但似乎没进展。请护工来扳胳膊，扳一次，疼得几天不能动。有骨科大夫说，你这胳膊关节处粘连得很，要动手术切开，腋下也需要做手术，但没皮源。他感慨着，以后手术多着呢，得几年时间。

段成明有时脾气大，一急起来，就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有时又想，已经这样了，精神不能倒，两口子都还活着，慢慢恢复吧，至少孩子还有爸爸妈妈。

“就苦了孩子了”

很多时候，伤员们忧心的并不仅是康复。

暑假到了，病房里开始回荡起孩子的叫声。张文良、武永光的家人在病床旁搭了地铺，老人和孩子睡在上面。

在无锡三院，韩鹏的儿子已在医院住了八九个月。孩子还不到两岁，一开始看到爸爸和伯伯们个个面目狰狞，吓坏了，晚上一直哭。现在，韩鹏去锻炼室时，孩子也跟着去。韩鹏骑在健身自行车上，儿子也好奇地过去，想往上爬。

“就苦了孩子了。”韩鹏说。

暑假里，段成明的儿子也来了。他高兴坏了，每天锻炼得格外有劲。每天早上，儿子爬到床上，给他揭揭头上的小疙瘩，挑挑眼，还要在床上睡一会。

“孩子放假了，本来多好，带着俺儿到处玩玩。”段成明看着儿子，不敢想未来，一想就不能活。

以前，段成明对生活很有想法。想着打工几年，开个小吃店，挣了钱，买辆大车跑运输。

“刚醒时，还想着要养家，后来一看身上，我的天⋯⋯两口子都烧成这样，以后该怎么办？父亲快80岁了，儿子才9岁⋯⋯”

有时想着想着，段成明的眼泪又下来了。老婆两手截指，右手废了，左手就剩下大拇指。“俺俩有一个轻点的也行啊。”他哀叹。

李澄澄的工伤认定书已下来了，她被认定为粉尘爆炸灼伤95%，深II度—III度。她觉得，95%的烧伤面积写少了，曾有南通护士跟她说，你身上哪里还有皮？100%了吧？认定书上也没写截指，她担心做工伤鉴定会受影响。

让她略感欣慰的是，出事后，山东鱼台老家给他们办了低保，只是一家四口办了三个人的。

办不下来的低保

2015年8月，张文良的媳妇也回老家去办低保。

住院一年多了，伤员们时常焦虑。受伤这样重，以后怎么办？他们想抓住每一根救助的稻草，低保即是其一。

张文良家长女15岁，次女11岁，儿子6岁，三个孩子上学，一个月就要几百块钱，全靠夫妻俩打工挣钱。2013年，张大嫂出过车祸，骨盆摔坏，儿子腿断，花了十几万元，家里已是捉襟见肘，爆炸事件更让张家雪上加霜。

张大嫂回到高营村，村干部说，其他人占着低保名额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能等有人死了，才能给你办。

村里让她到上面找。同村的高餐、邹强端家人，也跟着去找。

高餐和邹强端已走了一年，家人试图像往常一样生活，但已回不去从前。

邹强端的相框放到堂屋里，母亲时常捧着相框，脸贴着里面的儿子，摩挲着，呜咽。邹大嫂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或者想找一个没人处奔跑起来，跑得跌倒了，就哭一场。

出事后，她没再出去打工，在家守着悲苦的父母孩子。家里每人只有六七分地，种葱，赔钱，种芫荽，赔钱。在老家打工，最高工资只有1500元。

两个孩子就要开学了，上高二，学费、生活费、杂费又是一笔钱，在老家的营生不够孩子花的，老公的工亡赔偿到位了，但花一个少一个。

邹大嫂听说，有的地方照顾伤亡者，其孩子上学免交学费等。她想为孩子争取同样的待遇，为父母争取到低保。

三个女人找到县上，县里说符合条件办，但没人批，让她们找村里。村里说，县里批了，就给办。

张大嫂最终没办成低保。在出事的镇平老乡中，无一家办成。

处境惨淡的并不仅是伤亡者家庭。

8月的一天，45岁的邹令冬在家里枯坐。寒门陋室，只有墙上的锦旗格外夺目。昆山留给他的除了成为英雄的荣耀，还有失业的痛苦和摆不脱的噩梦。事隔一年，一到晚上，他仍是做恶梦，看见那些着了火的人在地上翻滚呼救，醒来一身汗。

邹令冬的遭遇并非个案。很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年老后往往无所依。据《中国工人》报道，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已达26894万人，参加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五项保险者，仅为15.7%、28.5%、17.6%、9.1%和6.6%。

离不开的昆山

2015年12月，除南阳外，外地的伤员全部回到昆山。他们接到通知，要求两周内统一去做工伤鉴定。

工作组称，工伤鉴定与康复治疗不冲突；鉴定之后，伤残等级达到五级至十级的，一次性赔偿解决问题；一到四级的，继续治疗，每月领取90%工资。但伤员们担心鉴定后治疗生变，家属们在探望、护理期间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不能报销。

2015年12月14日上午，数十伤员和家属去上访，堵在昆山市政府前的路口。当地出动特警，把伤员抬到草坪上。冲突中，“有数名伤员晕倒，也有家属受伤”。此后，伤员们被送回医院输液，十余家属被警方带走，至晚上放回。

伤员们还在昆山煎熬，对于其他幸存者来说，昆山也是痛苦之地，它让人又爱又怕，却又难以离开。

离开昆山后，宋成强在老家呆了近一年，在昆山累坏的腰好多了，似乎又能出去打工了。不去打工又能怎么办？据镇平网报道，截至2014年10月31日，镇平外出打工者已达15.8万人，年创收入30亿元。

2015年8月，宋成强和雷红伟来到无锡东郊的工厂打工。干了半个月，时近9月，儿子要开学了，雷红伟只能又回到昆山。昆山的形势仍不好，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干临时工。

离开昆山两年后，宋长兴也回来了。在老家的病床上，他因祸得福，躲过了那场爆炸。儿子当兵复员后，又去昆山打工。

2014年底，在儿子建议下，宋长兴夫妇重返昆山。他们去善后指挥部反映尘肺病，对方称，你们以前已处理好了。

但宋长兴的身体仍不好。没钱住院，只是天天吃药，一天不吃药，隔两天就会吐血。药方是昆山一院开的，但在昆山买药太贵，他让闺女在老家买药，托人捎过来。

年近50岁，又患重病，宋长兴已难以打工，夫妇俩只能卖起了包子。每天下午5点多，夫妇俩在小区门口摆开摊子，200个包子一笼笼放着。到凌晨1点多，回家包包子。早晨6点多，再出来卖。之后，买菜，午休，切菜，包包子⋯⋯

包子没卖多久，宋长兴不堪劳累，不时要去输液。至2015年冬天，姜克云和儿媳还在卖包子，为他赚取医药费。

在她们南面的一两公里处，那个无数人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的中荣厂，已是杂草丛生。它所在的昆山开发区，和背后的“长三角”经济重镇苏州，也一起步入了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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