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南】10月9日，盐城滨海县将出让1宗住宅用地，起始价6178万元

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完美融合

经济学家认为，立宪政治的历史正是一部现代预算制度史。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颁布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现代公共财政的有效运行机制。尽管权力的制衡曾经给君王将相们带来了稳定的税基，进而提供了锦衣玉食，但自上而下的财政决策机制却也让上层建筑债台高筑，社会负债累累。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猛药在紧急纾困的同时给英美埋下了苛政的“毒丸”。那些曾经以“小即是美”装饰门楣的民主国度却似乎要改换门庭，向着高赤字、大政府的方向跃进。对此，前美国管理和预算公署署长詹姆斯·米勒指出，宽松的宪法约束下所存在的代议制政府、多数票表决制、不完美信息以及组织精良的受益集团，正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

在对凯恩斯主义的众多批驳者中，恐怕没有谁比詹姆斯·M. 布坎南更加一针见血。这位出身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智者，曾遭到来自“东部当权派”的歧视。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律师，而大萧条使这一梦想幻灭。幸运的是，正是那些歧视的目光让他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而选择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虽然法庭上缺少了一个律师，但世界却多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正是蹉跎的岁月让这个来自美国南部的穷人对世事的评判更加鞭辟入里，造化的揉捻使他兼具着圣徒与骑士的荣光。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布坎南教授成功地构建起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为政治决策提供了经济学基础和分析工具，他也因此成为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他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非改善了经济运行的机制，而是“一种长此以往将毁灭民主的弊病”。在实践中，布坎南式的减赤法案则成为了纠正凯恩斯主义弊病的良药。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反驳，布坎南引用维克赛尔的话说，传统的财政研究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一个仁慈的专制者，一个中央决策权威，‘华盛顿或白厅(Whitehall)里的人’，他们以某种方式知道什么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而言是‘最好的’”，而这种统治经济幻觉是与实际的民主过程相悖的。因此，要找到与现实民主国家相契合的理论方法，就必须引入个体主义模型，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对公共财政问题的分析。《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与个体选择》的旨归正在于此。

全书分为“制度对财政选择的效应”和“财政制度的选择”两篇。其中，第一篇包括前十三章，主要从税收和支出两方面探讨不同的制度如何影响财政选择；第二篇包括后六章，在引入个体选择行为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具体税制和公债制度等问题。全文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性，逻辑严谨、论证精辟，不仅极具理论性和前瞻性，并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