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黑A】图默特文史资料：知青回忆录李晓庆图默特左旗赵浩村生活片段。

从1968年9月26日开始，我们在内蒙古图默特左旗插队已近50年了。现在我们都已经过了花甲，确实要把这些碎片和视频联系起来记录下来，纪念我们已经过去的青春。(莎士比亚)。

到达

1969年3月4日，正月16日，北京下了大雪，天气很冷。当天，我离开家，姐姐插队的地方——内蒙古图默特左旗诉苦公社在湖大定居。那年我17岁，在家里占了第五名，自己所有的事情都由父母的哥哥姐姐主持。家里出身不好，在毕业分配上我别无选择。妈妈跟着我姐姐说放心。那天我们一行有五个人，我们的姐妹和杜玉萍、杜鹤中、徐军。路上心情不好，不用说，第二天中午近了才到达车索契火车站。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火车站之一。(当然，我去过的地方非常有限。)候车室也有一百多坪，外面的平台只能停三四间，剩下的只能停在外面，所以脱票的人还是有机会上车的。候机厅里一进一米多的大铁轨就感到暖烘烘的，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

下车后，我们被告知，由于大雪，没有朝大车来，只能等明天。我心里狠狠地骂着，但我有姐姐，我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决定在候车室里过一夜。晚上我们上街转了一圈。当时车索契一共两条街。一条街是商店、邮局、饭店等。是商家。天黑了。又过了正月十五，商店提前关门了。另一条街是政府街。各政府部门革命委员会的大招牌突然挂起来。大铁栅栏门锁得紧紧的，黑暗的小灯在风中摇曳。门两边有一米左右的小泥或稻草人，长得无比丑。上面写着刘少奇、王光美等。这是文革的产物，不管怎样，这个夜晚终于熬过来了。

第二天，朝向木炭的车终于来了。他装满木炭后，我们装上行李，真不敢上去。太高了，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威廉莎士比亚，《泰姆派斯特》，《天堂》)一路上，我们拉紧绳子，路不平，凹凸不平，徐军还是被扔了出去，幸好她的手艺还算敏捷，而且地板上覆盖着厚厚的眼睛也没什么大问题。(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传说》)这块土墨川本来树就少，一到冬天，除了雪，穿过光秃秃的房间，光秃秃的墙壁，村庄，看到窗户上的窗花，就会有一点不同的感觉。(莎士比亚)。

到达村子的时候，太阳下山了。我不记得当时我们住在哪里，以后如何与大家见面。只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三组女生那里吃。(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女人》)当天停电，看不清黑暗。看到杜建军、卫丽娜、王小康头上绑着家乡般的头巾，在炕上大声热情地迎接我们吃饭，他们的适应能力好像比我强多了。那天吃的是蟋蟀，我本来不想吃，随便拨了几口就回去了。第二天，我们五个人；赵树伟、杜玉萍、余鹤顺和我们姐妹两人分成一队搬到了好望城的家里，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农村插队。

劳动

碎片凹凸一打

成为北湖后做的第一件农活是打“坑坑洼洼的垃圾”(土块)。秋深翻地后，大冬天的风吹日晒，地面上满是高低不平的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的垃圾，只有打破这些大坑坑洼的垃圾才能耕种。我们每个人都背着粗糙的锤子(木槌)在地里排队下车。我们聊天，工作，花不了太多力气，没有成就感。我真的很失望，因为我觉得我们像原始人，这么落后的农具和工艺。内蒙古天气在那个季节风沙很大，地上连一片绿草都没有。尽管我们戴着帽子，脸上围着围巾，但每天回到一面沙子里，晚上洗了一盆黄色的水。(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季节名言》)故乡笑话我们，今天洗的明天也一样，盲目地吸了什么，他们从哪里知道这些硬娃娃最受不了的东西是脏的。几年后，他们不再嘲笑我们了，他们习惯了我们的习惯。这种事每年春天都要做，现在地里可能没有这种事。年轻农民也不会有这种经历。

短篇2号美

夏天锄草是比较辛苦的工作。第一是天气热，第二是离村子很远，没有水喝，那时也没有带水底，家乡也不能嘲笑我们，杀了我们。(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千里迢迢》)用锄头打磨的是腰，锄头小麦虽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可以快速轻松地拉胯。(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锄玉米高粱是不同的。要看破树苗。用锄头捆秧苗，半天走不动一步。这个技术学了半天才学会，但一天到晚直不起腰来，真受不了。(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传说》)中午回到家，天气热，院子里安装了灶，家里不做饭，自然不烧炕。(家乡的人夏天也要偶尔烧掉。) (西方，家族谚语) (莎士比亚，季节名言)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天气热，炕很舒服，吃完饭一躺下就睡觉，后来很多人得了腰病，那时候睡炕有很大关系。(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食物)另外，孢子，一般来说，这件事对女人和老人来说是比较轻的。家乡人从小就有运动，柔韧性比我们强，上炕可以盘腿坐几个小时，下地里“踢”，在地上吃饭抽烟也没问题。(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我们不能。蹲在地上，一小时后腿疼，肿了，就要站起来活动。我比较胖，做了一会儿就要跪下，那痛苦的力量就不用说了。几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终究过不了这一关。我们队的王达源后来在学校一起当老师，40多年后也打电话来，可见我当时在嘲笑当官的惨状。可以看出当时我有多狼狈。(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学)这个月亮元，为什么不记得我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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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三 拔麦子

拔麦子在学校时就干过，麦收时学校组织下乡劳动，因为我们小，只干半天。那我们已经很领教了：累，被麦芒扎，早就熟记于心。内蒙的麦子好像不如北京的高，老乡们都蹲着拔，因怕天气有变，这期间都起早贪黑。由于有一些心理准备，尽管手起泡，腿拉胯，麦芒扎，也能坚持下来，好在也没几天。捆麦子确实是有点技术含量的，看着老乡们手拿两把麦子交叉缠在一起，放在麦子下面两手一拧，左一下右一下，捆出来的捆结实漂亮，怎么折腾也不会散，仔细看看真像一件艺术品，可惜我到最后也没学会。现在有时去买菜，看见打捆的菠菜、小白菜还会多看几眼，看那要子捆得好不好看，结实不结实。这麦子还好说，倒是这莜麦太难伺候了。拉到场上要把麦粒用力甩下来，莜麦的芒比麦子厉害多了，扎在身上又疼又痒 。尽管我们浑身全副武装，架不住那麦芒无孔不入。要是依着我，宁肯不吃也不种它，可那莜面是内蒙山西一带老乡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现在机械化了，估计再不用这么笨的操作方法吃莜面了。每到麦收季节，看到河南农民开着联合收割机，到全国各地收麦子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那些不堪回首的日日夜夜。

片段四 起糖菜

秋天的活相对好做一些，不像锄地那么单调。另外还会有一份收获的心理因素。老乡有句话叫：收不收吃一秋，就是说，除了干活还可以随时吃点什么。比如：拔个萝卜，在身上蹭一蹭，或拿镰刀削一下吃；割豆子时把豆子剥下来放在铁锹上，下面烧火烤熟吃，应该叫“烤豆燃豆萁”。起糖菜这活儿我以前没见过，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包一块地，算好多少工分，干完回家。我那时和王丽筠、老道（史会新）在一个小队，我们就包了一块地。老道在前面用铁锹挖起，我和王丽筠就负责削，要把糖菜的头，樱子削干净，削下来的部分归自己，拿回家喂猪。我喜欢干这种活，不太累，自在，也没人比着不用着急，干完就回家，比平时还早回。可惜也干不了几天，因为糖菜属于经济作物，每队有指标不能多种。看，我们那时已经体会到承包责任制的好处了。

片段五 大会战

1975年秋天，地里的活儿忙完了，大队决定在村西口修一条路搞农田基本建设，每个小队都要出工，晚上大会战。我当时已经到学校任民办教师了，要带学生去，主要是为了造声势。那时知青院里大概就剩我和陈捷了，我们刚买了一头克郎子猪准备养两个月膘，这一下可真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我们照常上课，中午回来，做完饭顾不得吃，赶快挑上糖菜头、胡萝卜、山药到井台去洗，然后趁灶火没灭就煮上一大锅闷着，吃完饭就得去上课了。下课回来把锅里的东西盛出来，再煮上麸子或糠，先把猪喂饱才能做饭吃饭，收拾好碗筷就得带学生去挑灯夜战了。这次会战对于村里的农业生产来说，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我不得而知，只记得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一天姐姐从察素齐回村，我喜出望外说：“姐呀，快帮我洗洗衣服吧，一个月了，衣服都没洗，可把我累坏了！”如今40多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已记不清了，可大会战这一个月至今还能想起，那一堆脏衣服，忙得忘了带钥匙、从窗户爬进去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生 活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第一年我们吃商品粮，每个月要到山根底陶思浩粮站去买粮，大队给我们派了人做饭。开始大家在一起吃，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分开，变成按老队吃，后来又分开，最终是按宿舍吃。我们用三国里的一句话给自己找了个最好的理由叫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宿舍5个人中我最小，她们都是高中的，就轮流做饭了。我对管家做饭本来就不会，也没兴趣，正乐得当个甩手掌柜，可确实苦了这几个姐姐了。我们屋的乔守玮真不愧是乔致庸的后代，里里外外一把手，当家理财真有点“大宅门”里二奶奶的风范。我们这点事对她来说得心应手。

第一年还好说，我们学会了蒸馒头、擀面条、焖米饭，还学会了做炸糕、做莜面，虽然有时做得不好，但总之能吃饱，饿不着。到了秋天我们和社员一样开始分粮了，要把这一年的粮食柴火管理保存好，真不容易。粮食要存好，山药萝卜得挖窖，烧火用的茭棍要垛起来……粮食分下来，要去加工厂把毛粮加工。那几年，大到分粮，买煤，小到每顿饭吃什么，乔守玮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说实在的，虽然艰苦，但没挨过饿，这真得益于当家的精心管理。有句话叫：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后几年，上学招工，走的人多了，粮食也就更富裕了。我们知青本来就比社员分的粮食多170斤，所以到了麦收的时候，后山的人常常来用麦子换点玉米高粱什么的，我们就可以换一些细粮，吃的也比以前好了。有的老乡就说过:我们要是能有这么好的生活，哪都不去了。那年月老乡们生活真挺苦的，莜面舍不得吃，要掺上高粱面吃二莜面。其实我还挺喜欢吃二莜面的，知青院里剩我一个女生时，我们原来的房东虎旺妈，经常叫我到她家吃饭，说：“好的咱没有，二莜面管够”。

那几年经常为离开的同学开欢送会，过年过节他们回来也会像回家一样在一起做点好吃的。大家在现有的条件下也会切磋厨艺，像自己做沙拉酱，用馒头渣代替面包屑做炸猪排。

冬 闲

刚去的时候，由于住在老乡家，相对分散，知青之间关系不那么密切，况且年龄还小，难免想家，到了冬天，队里的活儿一完就赶快回家，且一呆就是三四个月，早一天都不想回来。过了一年，我们都搬到知青院里住，关系就比从前亲密多了，并且住上知青房，多少有些自主权，心情也比从前好了，于是逐渐就产生留在一起过冬天甚至过个春节的想法。正是这样一段时间的接触，使我们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乐趣，互相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说实在话，留在脑海中最多的情景画面片段都在这个时候。

片段一 唱歌

一年冬天，我和高艾住在最东边的房间里，那时我姐她们3个已经走了。没有了家里的约束、规矩，没有了父母的管教，我们自由自在，反正也不用干活，想睡到几点就几点。由于天冷，我们把一领炕席挂在窗户外面，任凭北风那个吹，屋里还是暖融融的。太阳出来了，屋里仍然黑黑的，睡睡懒觉舒服极了。早上醒来，我们躺在炕上突发奇想，咱们俩唱歌吧!于是把我们会唱的歌都翻出来，先小声后大声，反正旁边也没人住，外边有席子，声音传不出去，唱呗。从此每天上午起床前就有了新的内容。后来，又想了一个招儿，我起头唱C调，她就唱D调，她起头唱E调，我就唱F调，反正不能在一个调上，还不能让人影响了，还要尽量去影响别人。我们给这起了个名字叫：不协调二重唱。现在想想可能也相当于早锻炼了，不高兴的事，一通乱唱后烟消云散，以至于后来别人一唱歌我老想给他拐个调，成毛病了。

片段二 放鞭炮

朝号的鞭炮做得好是出了名的。有一年回家的时候，老乡送了我们一墩炮，就是那六边形的，一捆是一百还是二百记不清了，我们就坐着火车带回家了。现在想来多危险呀！可那时，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再加上车站检查手段落后，竟让我们混过去了。弟弟自然十分高兴，出去一放，惹得胡同里的小兄弟们整天跟在屁股后面。这么好的炮若是自己不放上一个，总是觉得有些遗憾，于是我和高艾带回村几个，决定自己放。我们先挑了一个捻儿长的，想一个人拿炮另一个人点，试了半天有些害怕。大队书记王柱柱的儿子双元看我们这么费劲，就说：我给你们点了得了。那哪行啊，要的就是自己点。我们又找了三块土坷垃把炮仗挤住，然后把门开一条缝，便于跑回去。准备好了，点着了，快跑！捂着耳朵回到屋里一看，唉，炮仗倒啦。这个办法不行，那就插墙上吧，找了一个可以放下一个炮仗的洞洞，把炮放进去，点吧，这回差不多了，真着了，我把手里的东西一扔，捂着耳朵往回跑，关上门，等了一会还没响，出来一看，炮掉在地上，捻儿自然是灭了，火柴撒了一地，唉，算了吧，叫双元：“给你放吧，但是你必须在我们院子里放，得让我们看见。”双元答应着，那坏小子一脸得意，嘲笑。一声炮响，结束了此次放炮的过程，大概也是这一生的最后一次。

片段三 打扑克

那时候打扑克的一种打法和现在的“捉黑A”差不多，反正最后黑A落在谁手里出不去，谁就算输。我、任志、陈捷、梁春生4个人一起玩。如果输了有3种惩罚：一是唱歌，二是钻凳子，三是喝凉水。当然也不是每盘都罚，大概也有分。因为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罚到。一般来说选择钻凳子比较简单，虽然费点劲倒也能过。一天，玩得有点晚了，任志说：“晓庆唱个歌吧”，我说：“好，唱个‘小曲好唱口难开’吧。”于是，陈捷、梁春生靠在炕头被子上，任志坐在炕尾，我站在地上就唱起来，当唱完“先生老总听开怀”时，任志笑着说：“你看，陈捷是先生，梁春生是老总，看他们俩听开怀呢。”要说还是任志与众不同，一次任志输了，他低头想了一下，抬头一拍大腿：“喝凉水！”于是一大瓢凉水咕咚咕咚就进肚了！那可是冬天哪，就是夏天，那一大瓢冷水也够谁一呛啊，至于第二天任志的肚子是否抗议就不得而知了。

李晓庆，北京女十一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4日随姐姐到土左旗哈素公社朝号大队插队。1973年9月到朝号小学任民办教师，1976年7月病退回京。1976年11月起先后在北京东城区无线电元件二厂、海淀区广播电视配件七厂当工人，1982年考入北京市仪表局职工大学财会专业，1985年毕业后，在北京国兴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做财务工作至退休。

照片说明：2016年8月7日于原朝号大队部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