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接待上海来的朋友,地点特意选在了锦江饭店。席间朋友介绍,锦江饭店原名锦江川菜馆,民国上海滩最火的饭店之一,创始人董竹君先生更是一位传奇人物。

董竹君虽被称为“先生”,但却是位女性。印象中民国女性能当此殊荣的,不过林徽因,杨绛等寥寥几位。

董竹君

董竹君出生于上海的贫民窟,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在大户人家里做帮佣。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尽管父母辛勤劳作,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董竹君的弟弟妹妹因营养不良相继夭折,父亲在她9岁时,又得了一场重病。母亲长期守在病床前,仅靠借高利贷度日。不到两年的光景,欠账已经滚到300大洋,母亲迫不得已将唯一的女儿押给长三堂子做“清倌人”。

民国的青楼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高级的叫“书寓”,里面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长三堂子”是第二等,清倌人就是只卖唱不卖身的姑娘。董竹君天生一副好嗓子,很快闯出了名堂,每天要唱五六十场。

董竹君在长三堂子的照片,应该是她人生第一次照相

民国逛青楼的不单是浪荡子,文人雅士、社会贤达都喜欢在青楼里聚会、交际。董竹君很快遇到了一位改变她命运的男人——夏之时。

夏之时,生于四川巨富之家。17岁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认识董竹君时,他已官至蜀军副都督。董竹君回忆这段光阴:“我对镜自照,暗自欢喜,自觉相貌配得上爱国英雄。”

袁世凯在全力搜捕革命党,夏之时又是要犯之一。为躲避追捕,夏之时决定东渡日本。临行前夏之时提出要为董竹君赎身,带她一起走。但是,15岁的董竹君却拒绝了,她渴望自由,却不愿自己成为别人买卖的玩物。

夏之时戎装照

一天晚上,董竹君设法逃出青楼,与夏之时在上海日本松田洋行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后,便乘船去往日本。

董竹君在日本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高等女子师范五年的课程,然而夏之时的革命热忱却日渐消弭,尤其是1917年回到四川后,每天沉迷于金石字画和烟榻之间。

青楼卖唱的经历让她很难融入夏家的生活,同时森严的家规又让她的生活如笼中鸟一般。受新思潮的影响,董竹君坚持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又在成都用私房钱开办织袜厂和黄包车店。

这一切却又是夏之时,以及当时社会所无法接受的。多次争吵无果后,董竹君提出离婚,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重返上海老家。

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全家福

董竹君深知要想在上海滩立足,排场是必须的。她租了一整套公寓,但她带着四个孩子却只住一间,剩余房子再分租给其他人。租客中有不少地下工作者,这为她日后投身革命提供了契机。

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董竹君开启了她的创业生涯,前后开办富祥女子织袜厂、飞鹰黄包车公司、群益纱管厂。 一场淞沪会战,董竹君的所有心血都毁于炮火之中。

好在四川的一位好友资助2000块大洋,董竹君决心开一家小餐馆,将她在督军府学来的高超厨艺带到上海。不久,一家装饰高雅的“锦江川菜”开业了。

锦江的川菜既保留了四川菜的精致,又兼顾上海人的口味。为倡导女性走出家门,董竹君又大胆启用女服务员,深受各界赞许。

锦江川菜渐渐成了上海滩名流交际的固定场所,杜月笙曾因等位太久,朝服务员大发雷霆: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不扩充门面,去告诉你们老板娘,需要房子我愿意帮忙。

董竹君思前想后,认为杜月笙仅是为了自己就餐方便,并无吞并饭店之意。便在他的帮助下,又盘下了周围几间铺面,使得锦江可以同时容纳300人就餐。

1940年,董竹君因不堪汉奸与日本人的骚扰,远赴新加坡避难。抗战胜利后,董竹君重返上海,开办印刷厂,出版进步刊物。她在愚园路上的房子又再一次成为我党的秘密联络点。董竹君又利用自己的关系,成功解救多名专家学者。

晚年董竹君

解放后,为使上海能有接待外宾的食宿和会议的高级场所,董竹君毅然将经营16年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捐献给国家,此后锦江饭店开遍全国,累积接待各国元首、政要超过300位。

两家企业市值超过15万美金,折合黄金3000两,而她仅带走一套文房四宝。1997年,97岁的董竹君病逝于北京,她对子女说道:“我对人生的坎坷没有怨言,只是对爱有了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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