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称左手很难恢复 到底是什么状况？

视频中，陶勇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左手拿着康复支架。她留着短发，看起来精神状态很好。在受伤84天后的4月13日，陶勇终于出院了。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陶勇一直在用右手移动左手的康复支架。目前左手还不省人事，日常生活很不方便。不管他做什么，他必须一天24小时戴着支架。“一开始有点不舒服，但很快就转变了。”

这是陶勇出院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自己受伤后的心路历程。陶勇告诉《北青报》记者，他的左手很难恢复原状。三个月是最好的恢复期，现在主恢复期已经过了。

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陶勇从江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师从权威眼科专家黎晓新教授，35岁晋升副主任医师，多年从事葡萄膜炎治疗。2020年1月20日，陶勇医生门诊时，曾诊治过的患者崔某将其割伤，造成左手、神经、肌肉、血管骨折，颅骨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 ml。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陶勇声称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沮丧的时刻”。虽然醒来后得知凶手身份时“很惊讶”，但他想不出原因。过了这么久，我也没等崔或者他家人道歉。陶勇直言不讳地说，从法律角度来看，他要求严惩凶手。“不把自己埋在仇恨里，不代表我能包容和理解他。否则，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告诉《北青报》记者，如果能再见到崔，他会告诉他，在治疗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很多。“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我们在治疗他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伤害他。希望他能良心发现。站在医生的角度，希望通过更多的正能量。”受伤前，陶勇被患者称为“万里挑一”。因为他热情、熟练，总是为病人着想，所以他和许多以前的病人成了朋友，现在仍然和他们有联系。得知他受伤后，这些患者及其家属第一时间给他发微信，连患者家属都要向他捐献双手。所有这些善意让他心存感激。“人的一生有时候会有打击，会有灾难，会有坎坷，但会有很多阳光，会有雨水，会有支持，所以我很感激。”这一伤让陶勇心有余悸，他非常害怕，因为他差点死掉。他说如果能再次回到手术台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病人。“对于医生来说，你必须有一颗菩萨心和一个金刚守护。”医疗伤害的频繁发生加快了立法进程。3月26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条例》进行了一审审查。草案提出，当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采取措施规避风险，避免医务人员诊治。在陶勇看来，安检可能确实是降低恶性伤害发生率最可行的方法。它对复苏和重返手术台并不乐观

北青报:身体恢复怎么样？大家都期待着你重回手术台。陶勇:现在我的手在被动状态下是柔软的。如果我用右手折断左手，我可以折断它。可以说我的关节僵硬度变化很大。一开始我的左手僵硬的像鸡爪。但是目前主动运动还是不太好，左手几乎没有知觉。能否重返手术台，目前不容乐观。因为当时左手的神经有两处被切断，很难再长出来。更麻烦的是，我的正常生活很不方便，比如不能穿衣服，不能拧毛巾洗脸，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一只手能做到的。我在医院的时候，有护士帮我做这些事，但是回到家，就要帮家里。北青报:你曾经说过，这是你一生中最黑暗，最压抑的时候。你是如何适应从医生到病人的转变的？陶勇: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抱怨者。当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喜欢往好的方面想，但不喜欢往坏的方面想。以前看病人的时候，会尽量引导他们往好的方面想。当然，每个人面对疾病和打击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癌症的情况下，很多人会抱怨，总在想为什么这么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在我身上，而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是我，然后情感上就出现了各种焦虑和担心。但是，有些人会乐观，会觉得恶心。曾经看到一个新闻，两个人都得了癌症。第一个人心里没有负担。他觉得面对就好，心情也很好。他要吃喝，时间长了就好了；另一个人做不到。他心情不好。他整天抱怨，抱怨，每天制造噪音。结果肿瘤没杀死他，他自己吵起来了。所以心态很重要。我觉得面对疾病和痛苦一定要有好的心态。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也给别人建议过很多次。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为了劝人让自己的心更强大。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乐观的面对吧。反正手术成功了，神经、肌肉、血管都是连在一起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后做不了手术也没关系。左手受伤，右手还可以，可以用筷子吃饭，可以做很多事情。北青报:这段时间，你最黑暗的心情是什么时候？会不会有让你觉得受不了的时候？陶勇:应该是事情发生后的第一周。因为那几天最难受，呆着也难受。当时有脑水肿和脑出血，头特别疼，不舒服。另外，你还得输很多液体，还得在手上和胳膊上来回扎针。这一周是身体上最痛苦的时候。太痛苦了，照顾不了自己的想法。每天在病床上辗转反侧，难受，难受，就是难受，头疼，身体难受，手还贴着，左手不省人事，到处难受。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就不会。一般情况下，你就忍着吧。我受不了，也咬不了舌头。人总是要忍受厄运的。然而过了一个星期，渐渐不那么痛苦了。脑水肿消退，脑出血吸收。关于工作，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北青报:你醒来后，曾经听写了一首诗——《心中的梦》，说就算以后回不了手术台，也要组织一群盲童巡回，让他们挣钱养家。这是你对未来的计划吗？还是你情绪的宣泄？陶勇:在这段时间里，我真的没有每天都在想受伤的事，也没有整天担心我最终会康复。说实话，受伤之前的事情我想的比较多。我受伤后，我治好的盲童的父母通过微信向我表达了他们的关心。这些盲童，包括他们的父母，已经接触很多年了。有家长给我发微信说要给我捐手。他们有的给我转账，其实家里条件特别差。1000元对我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大笔钱。我肯定不要钱，但我真的很感动。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我所有的青春都献给了眼科，但是他们的行动让我觉得值得。他们把我当成家人，所以我也想帮他们做点什么。对于这些视力不好的孩子，医疗技术可能帮不了他们。我很担心孩子们，所以我写了这首歌《心中的梦》。我想，如果我的手以后不能动手术，我会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组织这些孩子去巡回演出，讲与疾病和勇气抗争的故事。用故事卖钱，然后养活自己。我觉得人生病不可怕。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社会属性。如果以后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班，有收入来源，父母就放心了。也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北青报: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的小朋友？陶勇:有一个盲童和我接触时间最长。他的真名叫李嘉诚，就像一个富有的香港商人。后来，他改名为李天赐。他眼睛长了个恶性肿瘤，就去了我以前的单位，北大人民医院治疗。那是在2003年，当他不到三岁的时候，他的一只眼睛被摘除了。后来在另一只眼睛里发现了恶性肿瘤。当时我努力挽救他的眼睛，制定了各种治疗方案。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他家省钱，大家自发给他压岁钱，给他买奶粉。现在十几年了，这个盲童的父母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他家很穷，但是知道我被剁了之后，他从微信里转了1000块给我。我知道这笔钱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盲童的家庭来说，可能是两个月的生活费。1000块钱我没收。在我看来，很多真挚的感情与金钱无关，只是一种表达。我想在他们心里，他们可能已经把我当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孩子很阳光，因为医护人员并没有因为他家里穷而放弃给他治疗，也没有歧视他，所以孩子虽然穷，但是性格开朗，并不自卑。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打击、灾难、挫折，但会有很多阳光雨露和支持，所以我很感激。北青报:看时间点，应该是刚当医生。这件事对你的医疗生涯有积极的影响吗？陶勇:实际上，我当时只是一名研究生，但我也做了一些临床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医生证明。我经常说，病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可以从病人身上学到很多人类的力量，所以虽然这种疾病是慢性的、折磨人的，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会极大地鼓舞我们。北青报:你一天最多做了86次手术。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工作节奏吗？为什么这么拼？陶勇:那是七八年前在河南南阳的“健康快车”基地。当年的病人都是当地比较穷的。终于有了这样的手术机会。我只想多做一个，让更多的人再看一遍。眼科手术，配合的好，一天还是能完成几百个手术。关于受伤，我还是很害怕，但是我可以正视。北青报:关于你的伤，现在能不能冷静回忆一下？那时候你在干什么？陶勇:太可怕了。想想还是害怕，因为差点死掉。但是过了这么多天，我已经能够正视了。那天我不在诊所，正在看一个病人。我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比较注意，因为来找我的都是病情复杂的疑难患者，所以每次我的注意力都会高度集中。现在回想起来，我眼角的余光注意到背后有人偷偷摸摸的上来，但是我没有想太多，也没有在意，更没有提高警惕。突然感觉头被砸了一下，下意识的用左手挡住，然后跑下楼。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北青报:这种情况我根本没想到吧？陶勇:是的，事实上，有时当医院里有很多病人时，医疗秩序不是很好，所以有时你很难注意到某个人和某个人想做什么。北青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是凶手的？是不是觉得心里有点不公平？陶勇:直到两天后我才知道情况非常混乱。我只记得他一直在我身后。得知他是凶手，我很惊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手术没坏，眼睛保住了。我感慨地说，世事无常。如果他不尽力救救眼睛，保住视力，岂不是没有眼力杀了我？我觉得有点好笑，有点荒唐。我觉得不公平。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忘恩负义的人很多，但他更极端。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没有什么难以思考的。北青报:作为一个病人，你认为崔是一个怎样的人？陶勇:他更内向，不太喜欢说话。即使你告诉他手术成功，他也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言语，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反应。我记得，手术后，第二天复查后，他问“你能完全恢复正常吗？”我说情况很严重，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但是可以保持眼睛和一定程度的视力。当时他已经在我们科室其他医生治疗了一年，做了两三次手术。当时我们知道他是怀柔的农民。考虑到这种情况，其他医生带他来我这里复查的时候，没有要求他挂号，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激光治疗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即便如此，他见到我后一句话也没说。你问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北青报:你给他做手术的时候，身体好像不太好。当时是什么情况？陶勇:三年前，我做了腰伤手术。当时我一钉，然后钉子就出来了。坐了很久，眼神很复杂。我觉得来找我的病人大多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所以我不会轻易放弃。他的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成功了。北青报:崔一家后来跟你道歉了吗？陶勇:不，他没有，他的家人也没有。没有通过任何渠道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但听同事说，他第一次看病的时候，有人陪，后来就没人陪了。其实如果他讲道理，他会有负罪感，所以他肯定做不到。北青报:如果再见到崔，你会对他说什么？陶勇:作为一名医生，如果我真的有机会见到他，我会让他看看我的腰伤，然后告诉他我们在治疗他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包括我个人的努力，包括我们帮他减少开支的努力等等。至于他是否能被感动，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但我觉得我有义务让他知道，在治疗他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伤害他。希望他能良心发现。毕竟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但从法律上讲，我要求严惩凶手。我不把自己埋在仇恨里，不代表我能包容和理解他。否则也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家人的力量和鼓励让我对北青报更加乐观宽容:和你聊天的时候，感觉你的性格挺豁达的。这和你的经历和成长环境有关系吗？陶勇:我认为这与几个因素有关。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个人比较喜欢看励志或者正能量的作品。比如北京大学学者季羡林教授有一本书叫《牛棚杂艺》，讲的是自己的苦史。我常常想，如果我是季羡林教授，我会熬过那段时间吗？我来自江西省程楠建昌镇。我一直觉得，如果我收到的信息少了，很可能会变得狭隘偏执。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包容和理解都不如现在。但我在北京上学、生活、工作，去过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千里之行可以极大地促进一个人的宽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世界是多样的。当然和出身家庭的环境有关。为了鼓励我，我爸爸给我讲了一些他童年的事情。有一次他去砍柴，不小心弄伤了小腿，骨头都露出来了。周围没有人或物帮助他，所以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忍受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了30英里回家。听完觉得我比我爸小时候强。我在医院受了伤，马上就抢救过来了。不像我爸，我一个人走了30英里回家。所以家人的力量和鼓励也是我更加乐观包容的重要原因。

北青报：受伤之后，您爸爸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在医院设立安检。3月26号，北京市的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里面特别提到了医院要建立安检制度，并明确了医生回避原则，对此，您怎么看？陶勇：我觉得安检可能是目前降低恶性伤医事件最可行的办法。至于后面要怎么去改善医患关系，确实需要长期的过程。现在有少部分患者，会利用医院息事宁人的心态，把投诉和医患纠纷当成牟利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让这种想从事破坏规则并谋取利益的少部分人，在未来就业或者在他们档案上有相关记录，在他们的信用评分中也能够得到体现，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再去破坏规则。社会环境好了，就医环境也会好。比如医院里，如果嚷嚷的声高就能插队，剩下没有一个人会好好排队，为什么？谁嚷嚷声大谁得利益。那么如果有相关评价体系，那就意味着，他出了门，就有人知道他是谁。当然这需要长期的过程。眼下亟待解决就是，减少恶性伤医事件发生，安检的确是目前解决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我觉得如果能够让大家看到伤医是会受到严惩的，才可能会起到震慑作用，否则整个医疗秩序会更混乱。对于医生来说，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金刚护法。 如果我还能再次返回手术台，那么我首先要做的是学会保护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帮助病人。北青报：您有过放弃医生这份职业的想法吗？或者说放弃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工作？陶勇：我觉得在现有医疗投入不够的情况下，医生护士的待遇普遍偏低，所以国家已经开始推行多点执业，像我们就可以“两条腿”走路。能去私立医院为一些人服务，收入也主要在这一部分体现，在公立医院更多的就是奉献，因为不挣钱，我觉得这是合理和平衡的。但完全放弃公立，我没想过，因为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在私立医院工作，可能环境好，会比较安逸，但我觉得就失去了人生追求的高度和学医的意义。在私立医院，给患者做手术或者看病挣钱，更多的是一份职业，而不是一份事业。但如果在公立医院能够看好疑难的、复杂的，本来都要放弃自己眼睛治疗的患者，就会特别有成就感，你会觉得你有社会价值。北青报：医疗界有句著名的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但是作为患者，每一次就医，都会希望自己以最快速度痊愈。那么，这句话你作为一名医生时怎么理解的，当角色发生改变时，你作为患者，又是怎么理解的？在这个事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医疗本身确实具备着不可预知性，这点我认为跟上学很像。就像老师没法保证你的孩子最好能上什么大学，因为中间的可变因素太多。但是涉及了钱，病人就就容易把这个事看成一件商品。也因为他花了很多钱，所以就转不过这个弯。但我觉得可以让真正的良心企业、一些好的民营医院作为公立医疗的补充。大夫可以出私家门诊，这样也能达到一个平衡。北青报：家人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如果有一天孩子问起发生您身上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和他说？陶勇：家人对我还是鼓励和安慰居多。至于孩子，现在才二年级，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概念，家里人只告诉他爸爸生病住院了，他也没有想太多。如果他问我这件事情，那要看他当时的年龄，如果成年了，那就正常说。我觉得这个社会既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善恶都在人心之中。就看你怎么去引导。对于孩子来说，我会告诉他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单纯美好，但也不是那么的邪恶。北青报:受伤后，你父亲尽快赶到医院。当时，他建议在医院里设置安检。3月26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条例》，明确提出医院要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明确了医生回避原则。对此你怎么看？陶勇:我认为安检可能是降低恶性伤害发生率最可行的方法。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确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一小部分患者会利用医院的守口如瓶的心态，将医患之间的投诉和纠纷作为获利的手段。如果能建立一个社会信用评价体系，让一小部分想违规、谋福利的人，以后能找到工作或者档案里有相关记录，也能体现在他们的信用评分上，那么这些人就不一定再违规了。社会环境好了，医疗环境就好了。比如在医院里，大声喊就可以插队，没人排队好。为什么？谁大声喊叫，谁就得到好处。如果有相关的评价体系，就意味着他出去的时候会有人知道他是谁。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减少恶性医疗伤害的发生迫在眉睫，安全检查确实是目前解决问题的较好方法。我觉得如果能表明受伤的医生会受到严惩，会起到威慑作用，否则整个医疗秩序会变得更加混乱。对于医生来说，他们应该有一颗菩萨心和一个金刚守护者。如果能再次回到手术台上，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会保护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帮助病人。北青报:你想过放弃医生这个职业吗？还是放弃公立医院，去私立医院工作？陶勇:我认为在医疗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生和护士的待遇普遍较低，所以国家开始实施多点实践，比如我们可以两条腿走路。我可以在私立医院为一些人服务，收入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在公立医院，我觉得很合理，很平衡，因为我不挣钱。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彻底放弃大众，因为我觉得人生的选择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在私立医院工作可能不错，也很舒服，但是我觉得我失去了人生追求的高度和学医的意义。在私立医院，靠手术或者看病赚钱，与其说是职业，不如说是职业。但是，如果你能看着公立医院那些艰难复杂，不得不放弃自己眼科治疗的病人，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你会觉得自己有社会价值。北青报:医学界有句名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但是，作为一个病人，每次去看医生，他都希望尽快康复。那么，作为一个医生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当你的角色发生变化的时候，作为一个病人你又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医疗本身确实是不可预测的，我觉得和学校很像。就像老师不能保证孩子愿意上什么大学，因为中间变数太多。但说到钱，患者很容易把它当成商品。而且因为花了很多钱，他也转不过弯。但是我觉得可以让真正的良心企业和一些好的私立医院补充公立医疗。医生可以出去私人诊所，也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北青报:家里人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如果有一天孩子问起你发生的这件事，你会告诉他什么？陶勇:我的家人仍然鼓励和安慰我。至于孩子，他们才上初二，对这些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家里人只告诉他父亲生病住院了，他也没多想。如果他问我这件事，那要看他当时的年龄。如果是成年人，可以正常说。我认为这个社会既不是天生的善，也不是天生的恶，因为善和恶都在人们的心中。看你怎么引导了。对于孩子，我会告诉他，世界没有那么简单美好，但也没有那么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