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J]. 边界与海洋研究 作者: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海权与陆权、空权、天权一样,是一个针对特定空间的地缘政治概念,核心内涵是对海洋的控制与利用。自有国家之日起,海上权势就在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就海权理论而言,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海权论也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军事技术、时代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海权的概念或范式也在不断演变之中。19世纪末,在美国从美洲大陆走向世界海洋之际,马汉提出了他的美国海权路线;今天,随着中国加快步伐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我们也有必要提出中国的海权方案。

严格意义上讲,世界海洋政治范式在二战结束以后就开始步入海权发展的“后马汉时代”,战后海权的发展与运用即使还存在马汉烙印,也越来越不那么明显了。不过,就海权战略规划而言,马汉及其所代表的“马汉主义”依然是无法回避或绕过去的存在。马汉简洁却颇具诱惑的理论,在中国这个饱经海上沧桑的国家很容易引起共鸣。甚至在不少外界分析人士看来,中国海军正在努力继承马汉的衣钵,走马汉路线。换言之,中国怎样看待马汉的海权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走什么样的海上崛起道路。

海权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在古希腊时期,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已开始叙述海权,但海权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却不过百余年的时间。1890年,马汉系统地提出了海权与制海权的理论,指出 “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他列举了地理位置、自然形态及其造就的生产力、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和政府特性六大要素。同时也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强调了海权的重要性,认为“英国的强盛源自于它对海洋毫无约束的控制,而法国的衰落也不得不归咎于它对海权的忽视”。马汉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全面探讨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大战略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将此前有关海权的各种分散的理念综合成为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原则。几乎与马汉同时,基于同样的历史片断,英国的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贝特(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等人总结出了另一套海权理论,或称“英国学派”,他们强调海上与陆上行动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海上行动是更大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还认为制海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制海权通常处于一种敌我争夺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马汉关于海权的定义并不严谨。实际上,海权的概念自马汉始,就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各种解读大相径庭。一般认为,马汉所说的海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海权,是指通过各种优势力量来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另一种是广义上的海权,既包括那些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又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马汉之后的学者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海权,很多海权理论家将海权分为海军和其他因素,认为海权“绝不仅意味着战舰”,应该是“国家可以用来在战时控制海上交通线的武器、设施和地理环境的总和。”“海权诸要素不仅包括作战舰艇、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还包括岸上设施、位置良好的基地、商业运输和有利的国际联盟体系。”

冷战结束以来,海权的内涵与实践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变化,按照英国海权战略专家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的说法,海权包括海洋控制和海洋秩序两个层面,中美等大国的海军都是“现代海军”与“后现代海军”的混合体,前者任务更为传统,对制海权的争夺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后者的优先任务并非是与对手争夺制海权,而是通过确保良好的海洋秩序以维持整体海洋安全。

20世纪末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有关海权概念的创新与论战之中。叶自成将海权定义为“一个国家在海洋空间的能力和影响力”,这种能力和影响力既可能是军事力量,也可能是非军事力量。它是一种工具,既可以用来维护合法权益,也可以用来称霸世界。沈伟烈认为:“海权是指一个使用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从海上包括其上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延伸的海洋利益,以及对海洋活动的主体和其他政治实体意志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称。”张文木提出:“中国的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洋霸权。”更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海权概念简单说来就是国家的海洋综合国力,是衡量国家海洋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标,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应走综合性海权的发展道路”。

中国学者的概念创新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丰富了海权的理论体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中国学者的努力加剧了海权概念的模糊不清或泛化,将海权与海洋强国等概念混为一谈。必须承认,海权的核心内涵依然是海洋控制,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控制的内涵、形式和目的有很大差异。我们不能因为以往的海洋控制与海洋霸权交织在一起,就本能地进行排斥,甚至试图创新一种不涉及海洋控制的海权,如上述“权益海权”与“综合海权”等。影响海权的因素确实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海权不能是个纯军事的概念,光有强大的海军不一定能成为一个海权强国。在现代社会,经济实力与结构、外交及政策操作能力等因素在建设海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但并非所有与海洋有关的要素都可以左右海权的发展,主要得看这些因素是否能对海洋控制造成重大影响。海权需要一定的概念边界,如果变得无所不包,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中国海权当然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海洋控制,特点在于这种海洋控制不是为了扩张和称霸,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海洋权益和世界和平。马汉式海权概念的确过于狭隘而落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制延伸拓展,将海洋权益、海洋文化等内容都往海权这个概念里装。

在笔者看来,海权至少包含三层不同的内涵,分别是作为力量的海权、作为权力关系的海权,以及作为资源或能力的海权。

作为力量,海权指的是舰队、商船队、渔船队、飞机等能够作用于海上的平台或装备,以及陆军、空间力量和导弹部队等的可能贡献。作为权力关系,海权指的是一国在海上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即能够以海洋为基础强制或者影响他国在海上和陆上的活动。一国海权强弱主要看其在国际海上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就决定了海权带有先天对抗性的特点。作为资源或能力,海权是和空气、水一样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包括成为海洋强国的一切要素,尤其是那些能成就海上军事强国的相关资源。

无论基于何种解读,海权都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海洋权益、海洋权利那样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无论海权的概念先天有多大的模糊性,也无论现在的技术条件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一,海权是在一定的空间发挥作用,范围的界定对于海权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二,海军不是海权的全部,制海权也不是发展海权的唯一工具,海上权力应是一个军事、政治、外交乃至经济的多维组合。简而言之,海权即是在一定海洋空间内发挥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作用和影响,获得国际社会尊重或信服的能力。

参考文献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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