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插上诗的翅膀，飞向天空

尽力留存文学的美好

从来没有想到，1996年12月12日的午夜，徐迟先生告别了人世。

徐迟辞世之后，他的老朋友金克木先生撰写怀念文章。这段文章写得特别好，仿佛就是对徐迟命运的一个概括：

诗人徐迟匆忙走了，像一枚爆竹，跃入太空，便无影无踪，只剩下音响。

有两类诗人，都是迷诗，爱诗，作诗，以诗为命。一类诗人有散文生活思想，而另一类的则把生活也要求诗化，化不成就无比痛苦，只好用诗的方式结束生命。这一类诗人中，最早的是屈原，后来又有李白，两人都消逝于水中。现代有徐志摩，他“想飞”，就飞上天，不回来了。如今又有了徐迟。这些诗人都到诗的世界再生去了。（《诗人的再生》）

“诗人的再生”，金克木说得多好！

最早读徐迟的作品，是他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又读《生命之树常绿》。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那本《瓦尔登湖》，后来重新出版，也是我喜爱之书。1984年底，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经曾卓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迟。从此，与他时有交往。

徐迟离开了。好在，他的诗、他的报告文学、他的《江南小镇》，还有他的翻译，依然留存着文学的美好。

徐迟家乡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富饶的鱼米之乡孕育出深厚的文化，徐迟一生获益于此。晚年他在《收获》杂志连载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从故乡写起，一直写到上海、香港、桂林、重庆……

徐迟去世之后，我为大象出版社主编一套“大象人物聚焦系列”，邀请与徐迟关系密切的徐鲁兄撰写一本徐迟画传。《徐迟：猜想与幻灭》在徐迟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徐鲁笔下，在朋友之间，徐迟一直感受着四面八方的温暖。

1979年春天，徐迟（左）与巴金在法国。

朋友间的温暖让人感动

1933年，年轻的徐迟从南浔来到上海，拜访《现代》主编施蛰存，这对他无疑是一种“朝圣”。那天，他在杂志门市部后面一处狭窄的屋子里，见到了施蛰存和另外两个编辑——杜衡和叶灵凤。施蛰存总是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他身边的青年作家。徐迟这次见到施蛰存，对他后来的文学历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时刻。“和施蛰存的谈话，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徐迟回忆说，那时他的文艺思想幼稚之极，正是需要有人点拨和扶持的时候。徐迟记得，这次见面不久，他就“私淑”于施，可以到施蛰存家里去了，施蛰存成了这个南浔小镇文学青年的“庇护人”。徐迟和施蛰存亦师亦友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燕京大学期间，徐迟与施蛰存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由于施的介绍，徐迟又到沙滩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在《现代》上发表诗作的青年诗人金克木。徐迟说：“我们一起谈诗。他比我懂得更多，我向他讨教到不少东西。”1936年夏天，金克木从北平南游杭州时，还被徐迟拉到他南浔的家中住了些时日。在那个夏天，两个人各干各的事情，金克木译了一本《通俗天文学》，徐迟则接受了金克木的指点和鼓励，连译带编，弄出了两本关于西洋音乐的书《歌剧素描》和《世界之名音乐家》。工作疲劳的时候，两个人就海阔天空地谈诗、谈宇宙星空、谈音乐。这是一段动人的写作和爱乐佳话。

其时，诗人戴望舒已经回国，他得知金克木在译天文学的书，便写了一首《赠克木》的诗，为新诗史上留下了“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的名句。金克木也写了一首《答望舒》。令人感慨的是，六十多年后，即1997年，金克木的这首诗又作为悼念亡友徐迟的挽歌，全篇抄录在他的悼文《诗人的再生》里。“世上羡慕天上的星辰/以为它们自由自在任意游行/殊不知它们有无形的镣铐/它们有丝毫不能错的轨道/……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现在看来，这些诗句似乎包含着相当准确和深刻的预见性。

1936年，还发生了一件被徐迟视为“文学生涯中重要枢纽”的事情——他结识了诗人戴望舒。戴望舒从法国刚一回来时，徐迟就跑去看过他。“我看到他楼下客厅中央的方桌和地板上，叠满了从欧洲带回来的几千本法文和西班牙文的书。这给了我最佳的印象和无限的羡慕。”徐迟后来回忆。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施蛰存事先的介绍与铺垫，徐迟与戴望舒一见如故。不久，在戴望舒和穆丽娟的婚礼上，徐迟平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燕尾服，给戴望舒当了一次男傧相，留下了一张在中国新诗史上颇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这些温暖的故事，总是令人感动。

徐迟与乔冠华、冯亦代、郁风、黄苗子、袁水拍、马思聪等朋友，友谊一直延续。

在1989年2月写给郁风的信中，徐迟谈到自己正在创作的《江南小镇》：

这段时间，我在家过得非常好，大写特写的，我没有写别的，只是写《江南小镇》。从元旦开始，把一切放下了，专心致志于“三十年代”，二十来天已写了七万多字，写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了，比较顺手，也有些较深刻的段落。“三十年代”结束于香港浅水湾的海上落日。然后就是我在“四十年代”的觉醒了。

写完“三十年代”打算休息一下，出去走走，三月份回来再写一个月，四月份去江南家乡。五月份再写“四十年代”。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可把“江南小镇”的上半部写出一个初稿来就好了。

（徐迟致郁风，1989年2月19日）

人生美好，尽在回忆之中。一部《江南小镇》，留下多少美好。

最后的作品——《谈夸克》

徐迟1995年从武汉来到北京，在一位老朋友的四合院里住了将近半年，我们时有机会见面。

春节过后，在他即将离开北京时，我陪同冯亦代、黄宗英夫妇一起去看他。徐迟喜欢科技，计算机、夸克等之类东西令他着迷。我惊奇地发现，徐迟嘴里冒出一个接一个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科学名词。自《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一直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尤为关注生物工程。黄宗英也是如此，她说她想写一篇报告文学，描写运用生物工程技术改造沙漠的科学家。

显然，业已八十岁的徐迟没有衰老，精神、思想依然年轻。这位孤独的老人，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对人类产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一些神秘莫测问题的思考上。朋友们常常说，徐迟的思路真怪，写一些怪文章。说怪，并非思路不正常，而是徐迟所涉猎的领域，对于大部分是文人的朋友来说，实在陌生得很、抽象得很。

见面之后，徐迟回到了武汉。同年6月，我在武汉逗留期间又一次去看望过他——没想到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他还依然健谈，充满激情。他说自己正在计划撰写一系列关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的文章，沉溺在抽象的时空之中。那是炎热的夏天，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在武汉最难熬的炎热季节回来。他说喜欢夏天回武汉过，比待在北京要好。在告别时，他告诉我冬天会再到北京来。我曾催他写一本回忆录，或者把曾在《收获》上刊载过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继续写下去。可是，他对此似乎毫无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宇宙、是进化论、是生物工程。

这一年，徐迟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主编第四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报告文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初版）。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他满怀激情，以自己一贯的特有浪漫和诗意，展望未来新的第五辑“报告文学卷”的编选工作。他在序中写道：

我想这就是我在这一棒接力赛跑所要做的事，并要将这一棒的接力赛的赛棒，交给此刻还不知是谁的选手来接将过去，在第五辑（1976——2000）的选集里，跑到本世纪的终点，亦即是八十年中国新文学的全过程的终点。可以想见，届时群情雀跃，但闻欢呼之声大起，七彩的礼花飞满了天空……想来那第五辑（1976——2000）的序，它必然是波澜壮阔，要进入到新世纪去，登攀到了科技文明的高峰之巅。“巡天遥看一千河”，显示出我国新世纪的明媚春光来的，必定也是一篇激情的序。

此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刊载出来，是1997年11月。遗憾的是，此时距徐迟去世已将近一年，他既未能亲眼看到付出心血的选本问世，更无从知晓将是谁在他身后接过下一棒。

令人吃惊的是，从时间上推算，徐迟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报告文学卷”序言，正是写作于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作此序时，他被所热爱的报告文学重新点燃了热情。从所编选的1949年至1976年诸多作品中，他看到了自己以及同辈作家走过的坎坷而又值得回味的道路；他又一次沉浸在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兴奋、快乐之中。他仿佛又听到了亿万读者的欢呼，眼前重现历史的辉煌景象，正因如此，他笔下的序言阳光灿烂。

可惜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电光闪烁。写完与报告文学有关的这一序言之后，徐迟很突然地告别了文坛，告别了世界。好在他把诗、把《哥德巴赫猜想》、把对报告文学的热爱，乃至完整的一卷两册《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留给了后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迟在瓦尔登湖。

赞文学家的科学情感

我也是与徐迟有缘。在他去世十年之后，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负责编选1977年至2000年期间《新文学大系》的“报告文学卷”，成了他的接力者。编选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于我是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可以对一个文学样式进行梳理、归纳与阐释，一方面又是在挖掘个人的阅读记忆。徐迟对后继者寄予了莫大期望和热情。如何既尽量秉承他的意愿，对他所热爱的报告文学在二十四年之间的成就做出相对完整的呈现，同时，又力求立足于个人的眼光、思绪，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历史的归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重视继承，又渴望突破，两者之间，需要寻找可能的平衡。

忐忑不安，如履薄冰，如此这般，我开始起步而行。想到徐迟序言里激情飞扬的话语，我当然不能辜负他的期望。

温红彦认识徐迟之后，两人有了往来。1996年冬天，他寄来长篇文章《谈夸克》，发表于12月4日版面上。为徐迟的文章，温红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评，题为《赞文学家的科学情感》：

读完《谈夸克》，一定会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此文作者与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是同一人吗？

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此“徐迟”正是彼“徐迟”。那么，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诗人、著名报告文学家怎么钻研起“夸克”来了呢？

用徐老自己的话说，是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徐老涉足高能物理领域，是从1979年采访云南高山宇宙线观测站开始的，当时他就下决心“非钻进去不可”。他买了两本《夸克》的书，一本已经读破了，还有一本如今仍在研读。徐老回忆十几年来读《夸克》的经历时说：“每天晚上，在我家居之时，子夜过后，我必然醒来，并睡不着了，我就读这本书。”这是怎样的一种钻研精神！这怎能不使我们对这位有着深厚科学感情的文学家顿生敬意？

世上也许再没有比“夸克”更难懂的学问了，然而徐老却钻了进去，并用轻松的语言，道出了其中的许多奥妙。这对于我们不少新闻同行在报道科学成就时，只礼貌地碰一下科学的帽檐来说，徐老无疑是我们的楷模。

科学的恩惠已普泽人间，以反映社会与人生为己任的文学，也不应再退避三舍。愿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同科学建立感情，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去反映科学的动态、讴歌科学家的奋斗精神，让科学更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并将此视为文学的时代责任之一。

可是谁又能想到，文章见报八天之后，徐迟先生就远离了我们。

徐迟去世之后，周明、向前两位先生，合编一本《难忘徐迟》怀念集。徐迟的四个孩子徐律、徐延、徐建、徐音，为此书写了一篇特别感人的代序，题为《一生远行，一生歌唱》。他们写道：

爸爸走了，他跨过了忘川，把记忆留给了我们活着的人。

1956年，爸爸在他的诗集《美丽、神奇、丰富》中曾写道：

“我的抱负就是如此，插上翅膀飞腾，飞过原野，飞过湖泊，飞过高山，飞上彩云，飞去一些美丽的地方，会见一些美丽的心灵，为了唱一些美丽的歌，带回来一些美丽的见闻。”

爸爸这样唱着，也这样做了一生，爸爸在世82个年头，穷毕生精力于创作，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别妻离子，远游旅行，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他用诗人敏锐的眼光和炽烈的情感，发现、追寻着一个一个采访对象，捕捉他们斑斓人生中的闪光的性格和思想，他们中不乏优秀的精英，也有许多小人物，但在爸爸笔下，都是真诚、善良、美好的。

时间过得真快，徐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一年了。谨以此文缅怀这位文坛前辈，感怀这位以作品影响我们的先生。

1938年，徐迟、陈松夫妇与女儿徐律。

编辑：刘昶

编审：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