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向哥哥致敬。我知道他对我有期望,但也很迁就。这其实是我的无知、鲁莽、幼稚、固执,我相信伤了他的心。他回到家,多次因我而引起不快。

现在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常常为过去所做的蠢事而懊悔,但哥从来不在意,有的只是殷殷的手足情。

春天来了,那种感觉真好!

哥推着车出现在村东小路上时,我正挎着小蛋蛋笼跟一帮大孩子挑猪草。

“三江哥?呀,三江哥回来了!”

本家比我大八岁的堂哥眼尖,远远便认出那人是哥,惊喜地冲我大叫。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群孩子便扔下手中的草笼,叽叽喳喳奔过去,围上前哥长哥短雀跃。哥照例掏洋糖一颗一颗散发,这在乡间是相当珍贵的稀罕。

我却远远望着哥,羞怯得不敢上前,虽然这是我日思夜想在外当兵的那个叫“三江”的亲哥!

哥被乡亲们簇拥着,顾不上我,只腾出眼来瞅。我则一扭头飞奔回家,要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马上告知父母。

母亲正在扫院。我上气不接下气喊:“妈,我哥,我哥回来了!”

“你哪个哥?”

“我三江哥!”

“胡说,没捎信说要回来啊!”

“回来了,都到火罐树那儿了!”

“你想你哥着魔了吧?”

就在我努力向母亲解释我没撒谎的当儿,哥推开了院门。见着母亲,哥只叫了一声妈便泣不成声,手中的自行车滑倒在院里,而母亲手中的扫把也跌落在地上。

我的眼里也滚出了泪蛋蛋。

哥是我的三哥,小名李三江,大名李炳银。

哥大我15岁。我4岁那年,部队来征兵,哥辞掉了大队会计的工作报名参了军。此前有关哥的故事都是母亲说给我的。

哥上中学时,曾作为学生代表到北京去串联,一度风风火火;但到头来知识学不到多少,一家老少五六口人却要吃要喝。家中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怎么办?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16岁的哥毅然决然地退学了。

刚开始,他每天天不明就下西沟去了,为的是给生产队的耕牛割草挣工分。喝泉水就干馍,一任蚊虫叮咬、毒刺扎身,到天黑从沟里背回一百多斤青草。这按十斤草一分工的规定,能挣十几分工呢。于是,生产队的青壮劳力不淡定了,因为一等劳力每天才挣十二分工。很快,生产队改规定为二十斤草记一分工。为此,哥和队长理论过,但无济于事,因为众人都看不到你下的苦,而红眼病却是除不了根的疑难杂症。

打墙、伐树、打夯、出圈、拉石头、修水利……哥干什么活都不惜力气,半年下来,本就单薄的身子更加黑瘦了,父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老师也来到家中责怪:正长身体的时候怎能这般不知爱惜呢,累坏了将来怎么“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呢?老师的关心,父母亲朋的劝说,让哥又回到了学校。

哥从此认真学习,直到高中毕业。

哥当兵出发的那天早晨,舍不下我,硬是将熟睡的我从被窝拉出,一直抱到五里地外的公社。队伍集合的哨声吹过两遍,他才将我递给父亲,含泪作别。

通信落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三面环沟一面环山的铁炉塬,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闭塞和贫困中,通婚也仅限于方圆十里地,许多人直至终老也没到过二十里开外的地方,而听到的更多的故事是,村上谁和谁哪一年朝华山再也没了音信,谁和谁在谋生路上遭遇抢劫一命呜呼,谁和谁出去讨饭客死在了异乡……

可想而知,那是怎样一个悲壮的送别场面啊!

哥爱打篮球,但每次都因为要照看年幼的我而不能上阵。有一次大概是因为打篮球没有照看好我,让母亲打得几天不敢回家,只得在亲戚同学家借宿。

我小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既不漂亮也很愚笨更谈不上好玩,我想,大概是从小帮母亲成天看管着我,因而哥对我总是抬爱有加吧。如今我也已过天命之年,哥依然对我不怎么放心,每每打电话,总不忘叮嘱我生活中要让着媳妇,不要太任性,开车要小心等等,这种小心翼翼的亲情似曾相识,这是母亲般唠叨式教诲,这种爱始终弥漫着我,让我不堪承重,常常使我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哥踏着春日暖阳,从人人向往的首都,从遥远的北京回来时,我已经七岁了,能提着小笼为自家的小猪挑草了。从此,有关哥的故事不再是传说。

哥回来后,我便成了他的跟屁虫。晚上大人拉家常,我常常瞌睡得眼皮架打得拉不开,也不愿睡觉。我记得,村上的篮球爱好者相邀打球,小伙伴们最喜欢哥的军装了,争相给哥拿衣服,而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披着哥的军装,头戴标准“雷锋”帽,神气十足。我还记得,他见我的衣服脏了,就立即给我换洗,见我做事磨磨蹭蹭,就给我讲述部队集合队伍的故事。哥说,集合号一吹,几分钟内就要完成起床、内务整理、刷牙、洗脸等多项任务,见我不讲卫生,他还坚持每晚烧水给我擦身上的垢甲,洗脚剪指甲。

探亲假很快就完了,哥又踏上了旅途,十多天里,小小的我着实为有这样的哥兴奋了一阵子,由衷的自豪和骄傲。临走,他送给我一颗红五星和一对红领章,在我上学后排演节目时,竟然派上了大用场。遗憾的是,哥留下的“雷锋”帽,在呵护我大约四五个寒冬后,在一次看戏时,由于人太多,戏园子太拥挤,给挤丢了,为此害怕母亲责骂迟迟不敢回家。虽然母亲并没有太多责备,而在此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有缓过神来。不过他给我留下的那条军用棉大衣却陪伴我读完大学,一直穿到工作以后好多年。

令人意外的是哥那次回来走后只几个月又回来了,居然没有穿军装。原来,哥要去上海复旦读大学,复员退伍了!

哥不再是令小伙伴敬仰的解放军战士了,我心中不免有些小小的落寞。后来哥毕业后又被分回北京工作,此后就一直客居北京直到现在。

因为哥经常有书信寄回,书信往往投递到村上小学,再由各小队的学生捎到各家,我自然成了家里的义务通讯员。在村办小学上学的我,每到课间都要向老师们办公的土楼那边瞅一瞅,看看有没有那辆熟悉的绿色邮政专用自行车停在那里。

哥刚上班后工资不高,每月二十七元,但每隔三五个月总会给家里寄点钱,还要接济穷困的姐姐家,汇款单上最多的时候有五十元,少的也寄过十元的,但十元钱在那个年代可以办不少事情的。每到节日或年关,心里就想着家里需要钱过年,需要钱收割、脱粒、碾打、买农药、买化肥、买农技家具等等,而自己则过着异常简朴的生活,现在哥已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仍然住在单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的老旧房子里,而每次回家,按照嫂子的话说就是回家散钱来了。大的、小的,侄子侄女,亲戚邻居、只要路上碰见日子艰难的人,就会不自觉地从腰间掏出几百元硬塞给人家。

我虽然上班挣工资也几十年了,但哥总是借口我妻子没工作在接济我,弄得我很是惭愧。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是老板,也不是大款,他就是那么一点退休工资,嫂子也是更早就退休了,退休工资少得可怜,在北京这地方,他们就连中下层的收入也还够不到。他长年累月满世界东奔西跑开研讨会、写文章、讲课,挣的可都是血汗钱,而常常自己却在乘公交、挤地铁,曾经怀揣六万元而不肯打出租,受到大家揶揄,而他心里想的却总是那个笑话他的我们。

因为仗着哥对我的爱,我没少惹他生气,第一次回来,我就委实让哥生了一肚子气。

记得是在饭桌上,母亲因为哥常年在外吃得相对好一些,就用纯黑麦面蒸了馍,虽然仍是黑面馍,但比起家里常吃的包谷面馍馋口多了。照例桌上只有一个菜,不过这菜比平时用蒜切成蒜片或者用葱叶切成丝,再用盐泡成的菜自然要高级多了,那是用葫芦头切成片炒成的,是用了油的,这在当时是高级佳肴了。大家正吃到一半时,大约是哥觉得味道不够,就放了些辣椒进去一拌,而我不知道,吃了一口,辣得舌头直吐,眼泪直掉,这一下可逗燥了我,一下子掀翻了菜碟子,在地上连哭带滚带喊“谁让你们放辣子了!”母亲哄我不下,就将我美美地揍了一顿。大腿、屁股全给拧成了青斑,我依然不依不饶,哭声不止,直到我在地上哭乏了、睡着了,此事才告一段落,而一场本来欢聚的“盛宴”就这样叫我给搞砸了。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到北京哥家中去,哥给嫂子说,菜里别放辣椒,我问咋了?他说,你不是不吃辣椒么?我一下子语塞了,N年以前的事了他还记着,心里不仅隐隐作痛。

我内心对哥是敬仰的。我知道他对我有期望,但也很迁就,这其实是娇惯了我的无知、鲁莽、幼稚和倔强,我相信伤透了他的心,他回得家来屡次因为我而引发不快。

父亲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离开了我们,没有吃上白馍,母亲也在六年前不管我们自己去了,我们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而哥作为父母眼里最有出息的儿子依然在为我们到处奔波,每看到他不知疲倦的辛苦劳作,我内心都会生出无限的内疚,好在我们可以告慰父母的是,我们兄弟依然亲密无间,携手帮扶,和睦相处。

现在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常常为过去所做的蠢事而懊悔,但哥从来没有在意,有的只是殷殷的手足情。

谢谢了,我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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