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届柏林电影节是什么

1963年，犹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著名的哲学术语——《平凡的邪恶(The Banality of Evil)》，指出了意识形态机器下没有思想和不负责任的罪行。

汉娜认为，和极权之下的“极端之恶”相比，麻不不仁的“平庸之恶”同样罪孽深重。它曾广泛体现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军官身上，杀百万人无形之中，罪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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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

“战争”是电影世界里一个深刻的命题，它充斥着汉娜·阿伦特口中的两种恶，让我们在硝烟战火中窥探人性的善与恶。

2020年2月，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就有这么一部电影，它被澎湃新闻称作“抵挡平庸之恶的武器”。

这部电影，正是豆瓣8.2分、收获众多好评的反战佳片——《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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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语课》电影海报

影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时间地点为1942年的法国。这是二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同盟国开始对轴心国反守为攻，战争局势正在发生转变。

男主角吉尔斯是一位比利时犹太人，在逃往中立国瑞士的途中，不幸被德军抓捕。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逃过一死，被关进了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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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吉尔斯

说来也巧，集中营军官科赫当时正准备学习波斯语，无奈没有精通这门语言的老师。

谎称自己是波斯人的吉尔斯为了活命，索性将计就计，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位父亲是波斯人、母亲是比利时人的混血儿，并当场用自己胡编乱造的“波斯语”朗诵了一段卡夫卡的丧葬语录，骗取了科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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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命，冒充波斯人

凭空捏造一门语言，哪有这么容易？要想在地狱般的集中营活下去，就要做到以假乱真，不能让科赫有一丝怀疑。

命运似乎格外照顾吉尔斯——科赫因为不满女记录员潦草的字体，便将誊写营内犹太人名字的工作交给了他。而这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也成了他自创波斯语的音标与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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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犹太人名字自创语言

吉尔斯白天帮厨，晚上执教，过着忙碌而又紧张的每一天。他像是一个行走在钢丝绳上的表演者，面对着注视自己的一双双眼睛，不敢有半点失误。

科赫当天学多少，吉尔斯就要提前学多少。学生学的越多，老师能教的也就越少。更何况，这本就是一门无中生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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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教学

纵使吉尔斯记忆力再好，再能随机应变，在科赫一次次心血来潮的提问中，也难免会出现错误。

在一次高层聚会中，帮厨的吉尔斯一时大意，将“树”和“面包”两个单词混淆，引起了科赫怀疑，险些丢掉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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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误，险些丧命

科赫一怒之下，把吉尔斯派去了最苦最累的采石场。经受过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后，吉尔斯一句在昏迷中呓语般的“妈妈救我”，让科赫打消了一切怀疑，再度相信了他和他所创造的“波斯语”。

这期间，科赫渐渐对吉尔斯放下了戒备和隔阂，并与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友谊，时刻保护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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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放下戒备

不知不觉间，700多个日夜已悄然流逝。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吉尔斯杜撰了数以千计的“波斯语”单词，科赫的“语言能力”也在日益提高。

集中营里，营友换了一批又一批。吉尔斯知道，他们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唯有名字留了下来，留在了他的脑海中，难以抹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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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会消失的名字

1945年，盟军攻入德军控制区。为了掩盖罪证，德军连夜销毁了所有犹太人名单，并对他们展开大清洗，吉尔斯所在的集中营同样未能幸免。

科赫秘密逃离了这片是非之地，决定乘飞机前往伊斯坦布尔。临走前，他将吉尔斯从死亡营地带了出来，给了他自由。

结局可想而知，学了一肚子假波斯语的科赫自然难逃一劫，在入境时被帕尔斯警方捕获。而聪明的吉尔斯早已远走高飞，来到了盟军的安全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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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争，两种结局

在盟军军营内，获救的吉尔斯眼含热泪，将这700多个日夜里，为他提供波斯语创作灵感、或者说是为他换来新生的2840个死者的名字一一道出，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吉尔斯以他的坚韧和智慧换来了自由。此后，他将与这2840名死者同在，背负着他们的希望，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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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背负着2840条人命的故事

呈现战争残酷与侧写德军罪行的电影不胜枚举，它们或是枪林弹雨的前线战事，或是人性博弈的战时轶事。

瓦迪姆·佩尔曼的这部《波斯语课》属于后者，在这部时长127分钟的电影中，导演鲜少有对战争与血腥场面的直观呈现，而是以一种不动声色、循序渐进的表现手法，来逐步呈现战争的残酷、平庸的罪恶、人性的善恶……听似无声，却又振聋发聩，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