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之/带口音的人文解读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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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复习的时候都会弄湿眼睛的电影，《1942》是一部。
能让我每每不忍回首，一旦回望便心若千刀绞肉一般疼痛的历史，1942年算是一年。
冯小刚拍了《1942》，他当然也配不上被称为：“中国的良心"。但因为这部电影，因为他选择用光影去留存这段绝望如齑粉的历史，而不愿去粉饰清平光景，因为他选择撕扯开殷红的伤疤去警醒浸淫安逸太久的人们。
《1942》
所以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绝不可以不尊重他。
冯小刚
当然电影只是电影，顶多是那段灰暗历史的一隅和掠影，最多也算个注脚。正如重温这部《1942》顶多让我眼眶湿润，良久震撼。而回顾那段历史，却可以让我郁郁终日，心痛若绞。
痛，痛得山河表里破碎，痛得大河内外滔滔，痛得千万里迤逦不绝。
《1942》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或者说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那段历史报一声嗤笑，甚至不会目睹之后波澜不惊。
千里饿殍，人相食；万里饥民，人如芥。
天行无常。1941年起，中原粮仓河南已然出现旱灾之端倪，粮食耷拉着脑袋，大大减产。1942年开春，一阵无济于事的小春雨而后，干涸的大地仍然像一张皲裂的嘴唇，张着嘴向着天，奈何天不落雨。
可这“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涸泽千里的旱让人和麦都吃不着水的当头，蝗虫来了。遮天蔽日，横扫千里，是过处如梳，行处如网，粮食是颗粒无存。
同一时期内，旱灾和蝗灾同时出现，饿得河南骨瘦如柴。
蝗虫走了，日本人又来了，1942年的河南，万劫不复。
灾民
1942年7月至1943年春，由河南开始的荒灾席卷山东，安徽，河北，山西四省。而河南尤为剧烈，全省3000万人，1200多万受灾，全省111个县，96个县哀鸿遍野，而中39个县更是水米无存。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死于灾变，超过2百多万人死于日军炮火与各种变故，还有三百万人颠沛流离，客死异乡......
真真正正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到了灾情的后头，俨然不受控制，犹记得《1942》里有句台词：
有人问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省长李培基：灾区主要是在哪几个地方？李培基这样回复：
整个河南都是灾区。
不止是河南饿得瘦骨嶙峋，当时的中国，身处内外水火之中，也已然骨瘦如柴。
其实，整个中国也都是灾区。
《1942》从河南的灾变的众生相切入，展现了各方运筹和为难之处，但却始终凝聚目光在地主范家的逃荒路上，平均用力，着重下手，让电影节奏张弛有度，又把握流畅。冯小刚的镜头舒缓流畅，没有过多技法的运用，这一点和张艺谋，陈凯歌之类喜欢大开大合的镜头语言的导演不同。
《1942》剧照
受了灾最先张罗不开锅灶的是大耳朵农民，所以你可以看到地主范家一开头仍然一副富足温饱的光景，而那些失了粮草的地痞则一把把火，一把把刀叉，向着地主要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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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别的意思，饿啊！
政府什么态度？财主抢完了，不该抢县衙了？
饿能生恶，因为肚内的饥饿是可以吸干脑内的良知的。
所以那些佃户可以有恩于己的地主大打出手，而那些一溃千里的国军士兵也可以兵过如篦般地哄抢灾民。从一开始的狗吃人到后面的人吃人，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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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不顶饿。狗是牲口，没有良善，而人自诩万物灵长，也许不过是没饿着罢了。饿了的人，也会两眼发光，和牲口无异，我们自诩的文明，依旧最先需要温饱。
马斯洛需求原理如是说道。
我无意讽刺抨击哪方，因为我不太保证我能做到肚内干绞着血肉而依然安之若素，满口仁义道德。管仲曰：“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942》十分触动我的一个细节是：一个小女孩连续7天排不出任何粪便。她操着稚嫩的童声对着母亲说：娘，我拉不出来。谁都知道：吃树皮，能拉的出来才怪。小女孩的世界或许没有那么多的人性之恶，她只是简简单单地认为难受，身为文明人的我们都明白为什么难受？
那种无力感，从泛白苍凉的电影镜头色彩里向外蔓延。
又诸如刚生下一个男孩的老范儿媳妇：掐死他吧，我身上一点奶都没有。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从婴孩到壮汉，从女人到老人，都是一样的。
灾害眼前，即使贵若地主大户，清高若知识分子，手握权势若政府主席都共患了难。
东家老范的女儿本是大学生，一身书卷气，睥睨世人。对比之下，冯小刚撕扯着人性最后一点的遮羞布，饥饿能把一切人类引以为豪的东西毁灭，只让脑中浑圆生存的渴望。最讽刺的是，她这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千金小姐却最终因为念过书识得字而有了被卖身为奴的机遇。
而卖身为奴，生世欺凌，或许好过挨饿受冻，绝望痛苦地成了那异乡的几尺白骨。
那是1942年啊，黑奴都自由了快一百年了！
东家老范也照样啃起树皮，哪怕“过去嘴里都是包子和饺子味”，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也因一场灾面黄肌瘦，窝囊到头，左右不是，被几千万灾民裹挟着徒叹气。
政府秘书长甚至说：我们要是现在解甲归田，现在也都是灾民了。
灾民在割树皮
冯小刚是拍多了人物激烈冲突电影的导演，很擅长用细节和对话来讲述故事，这部电影在刻画苦难上保持了最大限度地隐忍和克制（或许是为了当年贺岁档的需求），但冯小刚依旧是用人物对话和动作把一切都讲得明明白白。李培基如是，老范如是。
逃荒路上，河南灾民无米粮可食，吃起了黄土，吃起了树皮，绞得肚内的血肉生疼，全身涣起没有一滴油的干瘪，也好过那种可以吞噬人之为人之根本的饥饿。
啃树皮
遇了灾，就如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河南人则往西边的陕西逃去，于是有了一条千里的饿殍长龙，足足百万之众，迤逦千里之远，他们拖家带口，灰头土脸，面黄肌瘦，破衣烂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行走在茫芜之间，连下一秒的生死都无可而知。
到了后头，枯木烂枝都没了，地上的土也盖了雪，刚出生的婴孩甚至都用以烹食，死去的尸首也用以果腹充饥，最后一点良知的体现是：易子而食。
1942年，河南正在饿死。
每每看到，就生出恍若隔世一般的诧异和震撼。不敢想象，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父辈成了“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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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秒他们都可以察觉自己的身体在死去，每一秒。每一秒都有人在死去，每一秒。
1942
雪上加霜，屋漏偏雨；苍生倒悬，大奸投机。
1942年，日军开始进攻河南。
蒋鼎文大军奔赴河南前线，早已经紧巴巴的河南还得开出三千万斤军粮，李培基给不是不给也不是，委屈巴巴地站在蒋鼎文的前面，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蒋鼎文：300万担粮食太多，那你去说服日本人不要进攻河南。我一兵一卒再不吃河南一粒粮食。
李培基面露难色，目光所向是身旁周遭的难民，而蒋鼎文则气定神闲说道：
饿死一个难民，地还是中国的；饿死一个当兵的，就要亡国。
所有有心报国的人都像李培基一样，面对百病缠身的祖国，左右都不是。国难当头，即使几千万人的命也都若浮萍。中国自古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当面临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激烈碰撞，该选择哪个？
1942
蒋鼎文错了吗？没有，他是当兵的。
李培基错了吗？没有，他是父母官。
谁错了？中国人民吗？都没错，真的没错。
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因为河南惨绝人寰的绝境而稍稍放缓。他们对着贫病交加，饿得手脚发软的灾民投下炸弹，灾民当然不值得日本飞机大费周折前来轰炸。那是因为蒋鼎文不战而退，几百万军队征来了几百万的军粮，却灰溜溜地撤退，混在灾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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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时间，炮弹齐飞，子弹倾泻，断肢横飞，血肉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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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用一个镜头就把所有的恐怖厮杀渲染尽了，传教士小安堵住一个小女孩血流如注的伤口，她紧紧抓住传教士的衣服，她在说：我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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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小安，无比虔诚，即使大灾当头依旧孜孜不倦地传播着所谓上帝的福音。经此一劫，他眼神空洞，嘴唇颤抖地问神父：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呢？如我所说，在灾难面前，信仰一无是处，吃不了。
上帝肯定想说：我的子，你的父也无可奈何。
天灾往往伴着人祸，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国军反倒哄抢起了本来就已然接近死亡边缘的灾民。打砸抢，手里的枪没机会打到日本人，反倒打起了这些手无寸铁的灾民，钱，粮，甚至连年轻的姑娘都要抢，什么叫兵匪，这就是了。什么叫兵过如篦，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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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常常伴着人祸！
国军用枪逼退灾民
为了求生，所有的人都忘掉了大义，忘掉了人之为人。几许叹气，夫复何为？
这一段有人说是抹黑了蒋鼎文和国军，但根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照片和文章来看1942年的河南国军确实不齿，尽管蒋鼎文有心杀贼，奈何蒋介石放弃了河南。而后的花园口决堤更是让河南人是真的“水深火热”，1942年的河南，死亡成了常态。
而白修德何许人也？正是他拍下了河南1942的大饥荒，让世界为之驻足。他甚至以公权面见蒋介石和宋庆龄，他说：
河南，每天都有人在饿死，我看见了狗吃人，会不会有人吃人？
1942大饥荒
国民政府能封得了说真话的《大公报》，能封得住《时代周刊》吗？《1942》里饶有玩味意味的情节就是如此，《大公报》报道了河南事件，蒋委员长一句话，封咯。《时代周刊》也报道了，蒋委员长坐了下来，表示一定要救助灾民。绝了。
在此向白修德先生致敬，为他冒死进出灾区，冒着日本人的飞机和灾民的虎视眈眈，拍下了真相与历史。致敬。
白修德
彼时的国民政府压根救不起这场千万生灵的浩劫，于是李培基还是硬着头皮进谏重庆。
蒋介石的秘书汇报：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滇缅战役失利.....
可悲之极，在这些吃惯海味山珍的肉食者看来三千万河南人和所谓国际观瞻一比不值一提。
李培基呛得说不出一句话，三千万河南人死于非命，毕竟“连历史书都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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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民到了洛阳，洛阳的军队堵住了他们，山西阎锡山用作赈灾粮的军粮被军需官和洛阳的官员三下五除二就给贪了，“长官，您那份还是换作地吧！”。话是人话，却听得我毛骨悚然。
大发国难财，大抵如此。
洛阳城门口，老范问道：我怎么才能算灾民啊？
带头的长官说：你再走个几百里就是灾民了！
原来这些饿得面黄肌瘦，四肢无力，灰头土脸，破衣烂衫的百万之众不是“灾民”。
到了洛阳，堂堂的政府公职人员美其名曰救助灾民，贩卖起了人口。妻离子散，家庭破碎，这些大耳朵老百姓即使饿得人吃人，顶着漫天炮火子弹，
唯一没丢的也只有祖宗牌位。哎，中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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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口粮食，四升小米，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国民政府呢？听不见，看不见。白修德写再多的文章，李培基上再多的访，河南灾民跑再多的人，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政府。连那西安政府要员的河南老娘都晓得：乡亲们在遭灾。
蒋委员长呢？当然要有表示。嗯！每顿饭减两个菜，支持抗战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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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批判任何人，国难当头，任谁也无力回天，救千万人与水火倒悬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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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连处决贪污犯，也才象征性地抓住三人，还为了政治作秀，谁愿意为河南灾民流流血和流流泪？一目了然。
还有着招摇撞骗的假道学研发所谓“救灾丸”李培基说：要真有这东西，中国就不该饿死过人。灾难是一面哈哈镜，把所有最腌臜的样子都照了出来。
日寇屠刀，饿殍血肉
河南灾民如海如潮，太多太多。
前往陕西的火车坐不下，灾民们就扒火车，扒得人满为患，扒得水泄不通。重庆中央政府下令成建制地把河南灾民运往陕西，但是当头的临门一脚，陕西的军队严阵以待。
陕西的军队不管你河南人遭了多大的灾，也不管你们饿得肚子干瘪，饿得血肉枯萎，饿得妻离子散。他们只知道，再运过来陕西也成灾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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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拦不住就开枪。
皮拉啪啦，血流如注，迤逦成河。
陕西错了吗？没有，陕西也快垮了。灾民错了吗？没有，不去陕西没饭吃。
河南，蒋鼎文败了，四十万人打不过日本子的六万人。败了。
日本一来，蒋鼎文囤积了一仓库的粮食，几千万斤的白面都落了狼口，河南人民一口都没吃着。日军之所以以小博大，正是因为鼓动了那几千万的难民，有的吃，谁管你那是哪来的？
大部分的灾民吃了日本缴获来的中国军粮就和国军打了起来。也难怪，谁让溃败的国军哄抢难民？
谁让灾民饿得吃起了人？
六万战胜四十万。几千万的肚皮战胜了几百万的枪。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这么点事。
悲哀啊，悲哀啊，我民族之大不幸。曾几何时，饿得天道惶惶，饿得毫无尊严。
屠刀与食物，当日本这样向中国人民递来食物，你会接受吗？民族大义和国家荣辱，在1942年的河南变得微乎其微，但一个群体无法得到最低层次的满足时，往往会抛弃高层次如同信仰和家国大义的东西。当然，你不能要求这些大耳朵老百姓熟读春秋，知道“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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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河南人民，1942年的中国人民。
除了死了的，都不好过！
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蒋介石问李培基：政府统计，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李培基战战兢兢，几近声泪俱下：
1062人？
蒋介石再问：实际呢？
李培基声音孱弱，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大约三百万人。
蒋，李二人无言片晌，唯余缄默，苦难。
老范死了一家老小，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往回走的路上。
“老哥，你咋往回走啊？陕西没有活路吗？”
“反正都是死，就是想着死得离家近点。”
最后，冯小刚总算还是保留了一点贺岁片的味道。给了一个温暖了一点的结局。老范捡到个一样死了家人的小女孩，一老一少往着老家河南走去。当然这都是《1942》原著作者刘震云的故事，但是每每提及还是会为之潸然。
只要有人，就一定活得下去，中国人啊！生生不息。
我的泪下来了。想起了张楚的一首歌《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当时觉得这名字真矫情。
现在，我想说：
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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