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上海发生了什么花姐】要理解“让子弹飞”，首先要理解状元三种观点。

《让子弹飞》之所以能够成功，源于姜文高超的“骗术”。

周润发被姜文以“发哥之角，既有曹孟德之雄，又具周公瑾之英，且常自诩诸葛孔明，回肠荡气，出人意表”一语“骗”成了鹅城一霸黄四郎。

葛优被姜文以“深信此角，必能助兄，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届时亿万女粉，翻江倒海，抛家舍业，秋波明荡，不亦艳乎？”打动成了大骗子汤师爷。

看姜文的电影需要引入三个视角。

第一个是政治视角；第二个是姜文的价值观；第三个则是姜文文艺手法的特征，所以要更好的理解《让子弹飞》需从这三种特质入手。

《让子弹飞》的背景是1920年，中华民国建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政治上，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观念深入民心，但出现专制复辟，军阀割据混战的黑暗时期。

经济上，由于辛亥革命提高资产阶级地位，加上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春天”。

思想文化上，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全面展开，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

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最撕裂的时代，不世之材与平头百姓相互充斥在乱世，《让子弹飞》的政治视角由此产生。

《让子弹飞》表面上是一出爽片，实际上讨论的是该不该放弃愚民与如何革命。

鹅城的百姓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愚民，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谁权力滔天，谁就是老大。

但假装鹅城县长马邦德的张麻子的到来，教了他们如何拨开云雾，看到青天白日，只是他们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始终难以更改。

由此可见，这群不开化的民众就应该放任他们被人宰割，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他们的无知。

然而张麻子并没有这样做，他没有放弃，也没有辱骂，而是引导，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引导他们站起来生活。

张麻子一行一到县衙，他就令自己的儿子小六子，砍断县衙门口的藤蔓，让鸣冤鼓重见天日。

只是这鼓如脱缰野马一般，撒泼滚出去，一直追着卖凉粉的小贩孙守义，也是不巧，正好撞到了黄四郎的团练教头武举人。

被搅了雅兴的武举人，左右开弓、倒挂金钩、凌空抽射，各种武艺轮番上演，将孙守义当作鼓锤，使劲锤向破鼓。

闹到县衙之后，张麻子当堂审理，岂料孙守义双脚一软，跪下来连呼“武举人冤，是自己不该”，并向他磕头认错。

张麻子见状，先是打了武举人的屁股，让他偿还孙守义向他磕的头。

后跑出县衙，告诉看热闹的百姓，自己来鹅城只做三件事，一是公平，二是公平，三还是公平。

最后在他们高喊“青天大老爷”时鸣枪，提醒他们这世道谁都不值得他们跪，只要站起来才能赢得尊严。

这就是张麻子引导愚民的做法，不是空口白话与教条说道，而是用行动事实证明，强，不一定是对的，但一定会推翻压迫。

至于革命，张牧之很悲剧。

在历史洪流的进程中，有很多有志之士。

他们为了天下苍生，为了穷苦百姓，甘愿舍生忘死，可是他们大多都是过把瘾就走的人，能够坚持下来的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因为革命会死人，革命要坚持，革命需忍受孤独，革命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敢，革命更要体谅别人的不理解。

举一例子来说明，如片中黄四郎买来的花姐。

她看到麻匪发钱后，遂拿枪逼着张麻子，对他说：“我想跟你们一块发钱，听他们笑。”

可是，斗败黄四郎后，张麻子问她：“不想跟着我发钱了吗？”，她的回答是：“钱不是发完了吗？还有比今天更过瘾的吗？”

从前后发钱的语言差异就能看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只是有些同志只是来体验生活的，过把瘾就一拍两散。

说完了电影的政治视角，再来谈谈电影的价值观。

姜文电影的价值观是两个对立面，也就是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这种矛盾体所产生的差异，姜文通过艺术创造将其放在电影中。

鹅城的黄四郎是南国一霸，他鱼肉百姓，横行霸道。

全城的百姓不敢怒不敢言，平日里见着黄家的人都是绕路走，就算妻子当面被辱都不敢抬头。

走马上任的张牧之，原本是蔡锷将军左右手，心怀家国天下，一心想着报效国家，还天下一个安居乐业。

只是混乱的世道让他落草为寇，机缘巧合之下劫了赴任的马邦德，他取而代之去鹅城，欲除掉黄四郎。

不过，小六子的惨死是感性，也让他一时失了理智。

感性让他赴黄四郎的鸿门宴，和兄弟们一起豁出性命杀掉黄四郎，但是理性却让他暂时放下愤怒，听从汤师爷的建议，杀人诛心。

清剿假张麻子后的部分就是张牧之理性的杀人诛心，以隔岸观火、抛砖引玉、李代桃僵三计，将黄四郎逼至险境。

在剥削或安逸下生活的百姓，没有思想，他们信奉的是“谁赢，他们跟谁”，“谁强，他们帮谁”。

张麻子摸透了他们的心理，所以他剿匪回来后，并没有直接号召所有人跟他一起灭了黄四郎，而是使出了第一招隔岸观火。

张牧之把从黄四郎和两大家族手中得到的白银全部撒在了鹅城的广场上。

这些钱本来就是三大家族压榨百姓所得，可是他们无一人敢上前去捡，大白天只有几只鹅晃晃悠悠的走过。

到了晚上，随着一阵吵闹声，白银全部不见，鹅城的百姓找回了原来的快乐，连打麻将时，都会不自主的嘴角上扬。

第二天，黄四郎招摇过市收走白银，百姓们短暂拥有便失去。

张牧之见此情形，心里一阵窃喜，因为他借黄四郎之手，激发出了百姓们的怒火，以及对黄四郎的恨意。

所以他开始撒枪，将街道铺的满满当当，这次还是跟撒白银那次一样，百姓们白天颤颤巍巍，晚上随着万民伞跌落，枪支弹药也一干二净。

黄四郎故技重施，张牧之用了第二招抛砖引玉。

黄家的马车浩浩荡荡的出来，张牧之带头放枪打散了马群，因为他太懂得当地百姓的心思，他们谁都不敢当出头鸟，就等有人振臂一呼。

他们有恨、有怒，也有怨，听到枪声后，他们才会打死了黄四郎的马，跟着张牧之冲向黄家碉堡。

可是，他们还是担心，担心张牧之不够强，所以在半路时选择了观望。

张牧之早就猜到了这样的结局，也留了后手，一是派老三去抓逃走的黄四郎替身。

二是向黄四郎家的铁门不断的放枪，给他们造成自己与黄四郎交手一夜的假象，就算人少自己也敢硬杠。

等到黄四郎的替身被抓回来后，时机已然成熟，第三招李代桃僵随之释出。

也许百姓们知道黄四郎有替身，也许他们根本不知情，但这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张牧之当众砍了他的头，让他们知道这场对抗，是他赢了。

这一招直接宣告了黄四郎的自然死亡，百姓们争先恐后，一拥而入，踏破了黄四郎的大门，抢夺黄家的财物。

这是《让子弹飞》中理性与感性的部分，价值观的对立，则体现在张牧之和他的兄弟们的对立。

张牧之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价值观是大同，这也导致他最后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兄弟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价值观是钱和权。

而张牧之要做的是清除掉这些现实，所以他才会在被人民的汪洋大海冲破的黄四郎碉堡的院子里，对黄四郎脱口而出：“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对碰，就是张牧之和兄弟们矛盾的来源。

电影的结尾处，老三、老五、老七和花姐坐着火车，带着推倒黄四郎的胜利果实，从张牧之身边呼啸而过，车尾露出身穿汤师爷衣服的黄四郎。

这个伏笔有两层意思，一是黄四郎根本没死，花姐一直是他安插在张麻子团队中的卧底，据此说服了老三他们，舍掉张牧之，去上海浦东享受荣华富贵。

二是黄四郎被武举人炸死，火车后出现的黄四郎是姜文的隐喻，透露出他的兄弟们终究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下一个黄四郎。

不论是哪种表达，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道理，理想主义抵不过现实残酷，黄四郎杀不尽，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所以张麻子才会在最后扬鞭追上去，他要洗净的不止是自己，而是这个时代。

爱看电影的姜文是导演姜文最重要的一名观众。

他把才华都用到了满足属于自己这个知识和艺术水平都极高的观众身上，导致姜文的电影不接地气，或者说极度自恋。

即使是商业气息浓厚的《让子弹飞》也不能逃离此设定，片中的每句台词都不是大白话，而是经过锤炼的文言文，各种比拟、隐喻满天飞。

如鸿门宴那场戏，汤师爷、张麻子、黄四郎，每个人都话里有话，在装糊涂和精明之间游刃有余，而他们展现这种精明的方式则是通过语言。

只是《让子弹飞》之后，姜文的其他作品都难以达到与《让子弹飞》并肩的高度。

其实，他讲的还是那个年代的故事，把自己的经历嚼碎了揉烂了，撒上各异的调料调成不同口味但核心为“涩”的菜肴。

他的做法是按照记忆中的样子去临摹，随着记忆被一点点用尽，他天马行空的想法便没有了奇幻的支撑，留下的只有空的皮囊和毫无趣味的灵魂。

所以不是他的才华尽了，而是故事快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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