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环境日】廖晓义：另一种文明是可能的

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出席会议的113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名代表建议将大会开幕日定为“世界环境日”，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

今天推送一篇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和活动家、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廖晓义的文章《另一种文明是可能的》，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诚如廖晓义文中所言：生态文明是一种共生的文明，包括社会共治、经济共赢、生命共惜、价值共识、环境共存。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和谐共生也就是新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

廖晓义

2012年6月，我受邀到巴西里约参加10年一次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10年前，我作为中国草根代表团的负责人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过这样的峰会。然而这样的场合总是勾起我对于西医式治理环境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忧思。

作为一名哲学专业的中国人，我认为环保不只是一个狭义的保护资源、减少污染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从社会来讲，是解决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无限的人类欲求之间的矛盾；从个体来讲，是解决有限的生命体如何敬天惜物回归宇宙本原的问题。我把以天人合一为目标、以文明转型为内容的环保称为中国式环保。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战略，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式环保的宏大陈述。

生态文明不是一个狭义的环保概念，而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法，以差异互补共生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对待世界，将世界视为一个万物互相连接和依存的生命系统，自然是最好的（原生性）；万物是关联的（相关性）；差异是正常的（多样性）。

生态文明不是西医式的环境治理，而是要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的文明模式，它包括五个功能系统，即生态社会建制、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保健养生、生态伦理教化和生态环境管理。这五个功能系统的平衡是最重要的。顾此失彼，片面为抓经济而忽视其他几个系统，都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不平衡。

2006年，廖晓义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该奖项是由原环保部等七大部委联合颁发的

“生态”一词在中英文里的本义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连接，生态文明也就是互相依存的共同体的文明。通过建立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环境共同体，追求和体现大众和万物的共同福祉。生态文明是一种共生的文明，包括社会共治、经济共赢、生命共惜、价值共识、环境共存。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和谐共生也就是新时代的共产主义理想。

如何让这个理想一步步成为这个时代的现实？如何让生态文明国家战略成为基层的落地模式？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基层领导的关注点，也是我作为一个行动型学者的思考点和我所带领的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为之服务的着力点。

1999年，我们与宣武区政府一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绿色社区试点，形成了社区层面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北京市政府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议后成为全市的政府工作任务之一，并由此影响到全国；

2005年我们参与了北京密云县的生态县建设规划，并提出“仁山智水、厚德远识”的内涵定位；

2008年在四川地震灾后重建，我们得到红十字基金会等公益基金的支持，与当地政府和村民一起，在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为乐和家园的生态乡村，为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走上生态文明之路积累了经验，获得了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奖，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2010年我们受重庆巫溪县委政府的邀请，参与了全县的乐和家园建设。我们把差异互补共生构成的平衡称为乐和，它包括了物我相和、个群相和、义利相和、身心相和、心脑相和五个层次，也包容了乐和人居、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保健、乐和礼义五个方面，它既是一种生活状态，被称为乐和人生，又是一种文明形态，被叫作乐和家园。乐和家园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

廖晓义在四川大坪村“乐和家园”启动仪式上与当地村民合影

在营造乐和家园、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生态文明的五大功能系统里最基本的是生态社会建制。生态文明建设最基本的就是人与人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连接，否则就谈不上社会，也就不会有道德文化和环保，也不会有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之上的生态产品品牌。

我们在四川彭州的灾后重建过程中，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帮助村民建立了大坪村生态协会，又建立了由村支两委、村民生态协会和地球村组成的联合管理机制，这个机制将过去分散的、沙粒状态的村民组合成为有机土壤一样的共同体，增强了社会和谐，保障了生态乡村各项工作的实施，并且创造了公民参与和政府支持相结合、外来力量和本土力量互补共生的良好范例。

于是完成了以村民作为乡土工程师、以乡情小聚落为特色、以乡野生态屋为建筑风格的生态民居，并在这个过程中激活了守望相助的乡村道德文化。有了土壤而不是沙粒一样的社会，才能够盖生态房子、建沼气、造污水处理池、做垃圾管理和山体保护等环境管理系统，才能够开始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文化生活的开展，虽然这场实验还有许多尚未完成的任务和有待完善的工作，但毕竟探索了一条乡村的低碳生活和生态文明之路。

2010年6月，我回到我的祖籍重庆巫溪。我家乡的村庄和中国的许多乡村一样，在过去三十年里，原有的乡村社会基本解体，农民成了一家一户的原子化的个体。如何让这沙粒般的个体黏合起来，建立党政主导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以落实县域的生态文明？巫溪县委政府在既有的党委大群工工作体系和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吸纳了我们关于乐和家园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聘请我作为政府顾问，邀请我的社工团队来到巫溪，参与由党政主导的全县乐和家园建设，并选择白鹿镇的大坪村、上磺镇的羊桥村和文峰镇的三宝村作为试点。

2011年度“感动巫溪十大人物”廖晓义

通过建立集互助性、公益性、服务性为一体的“乐和互助会”，组成由村支两委、乐和互助会、公益组织和政府网格单位四方组成的乡建联席会，营造包含社工服务的乐和大院，建立了“以自治为基础，以共治为平台，以法治为保证”的乐和治理机制。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就是作为党委政府的助手，提供乐和文化、技术支持、公益资源以及培养社工和志愿者。在这个“村支两委领导、乐和协会协同、公益机构助推、网格单位支持”的村级治理模式中，相关各方互相给力又互相监督，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体现着互补共生、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党政主导的社会共治模式所取得的成效，原来的上访村不上访了，吵架村不吵架了，村民们会全义务地清理全村和周边的垃圾并建立垃圾管理规章，会出钱出力在公共空间植树和管护，会主动捐木头出义工建造乐和家园的公用大门，会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倍的方式为村里的公共空间拿出自己的土地，会在寒冬的火炉边一起商议怎么“德业相劝”一起打造生态品牌，会组织起来不打麻将而是每晚唱山歌跳坝舞……

事实证明，这种党政主导的共治机制调动了村民的自我管理的潜力，提高了乡村综合管理的效率，抑制了乡村基层组织可能发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降低了行政和维稳的成本，凝聚了民心，由此而增强了党的执政基础。最重要的是，让党委政府要做的工作变成了老百姓自己要做的事情。

生态文明的基质是人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生态文明的基点是社区，包括乡村、渔村和城市小区；然而从生态系统的相对完整性而言，生态文明的基础最好是一个区域，无论是地域、流域还是海域。在这个区域里可以实现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城乡共生；包括一份有着村落、农场、书院、医馆、集市，也有着生态农业、养老养生产业、创意和时尚手工业乃至循环工业的乡村规划，一个由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对接的农贸系统，一群由城市退休人员和新毕业的大学生组成的回乡队伍分担乡村的公共服务，一套由信息高速公路和地面高速公路连接城乡的基础设施，一组包含了乡土文化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的民生评价指标，因而是一条吸收城市气质又保留乡村渔村气息的乡土型城市化之路。

东张西望：廖晓义与中外哲人聊环保药方

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柯布教授曾为我的采访录《东张西望》赐文，题目是“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我认同他的观点。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着没有泯灭的以差异互补共生为特质的哲学，因为中国还有着没有消亡的乡村。而在许多发达国家，有农场但没有农村社会，有农业工人但没有农人文化、有农业但没有农艺技能。中国还有乡村，因而还有着未被钢筋水泥全覆盖的生态系统以及还没有最后凋敝的乡土文化，还有着建立一个从民居、产业、养生、乡土文化到乡村社会的自洽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可能。

这个可能正在变成现实。在彭州大坪村，它是废墟上新建的生态民居、书院、诊所和农场，在巫溪县，它已成为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的操作流程。在这里，生态文明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摸得到的耕读游艺产品、看得见的社会管理机制、听得到的百姓话语、读得到的调研报告、走得进的生活方式。虽然它仍然是一场实验，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实验，但是已经探索出了党政主导、多方参与的基层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贵经验，探寻出了老百姓通过满足参与感、激发道德感、生长自豪感从而获得幸福感的现实路径。

另一种文明是可能的！

（此文系作者在2013年“第七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选自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蔡晓欧、薛未未

本期编辑：杨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