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的父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丨大象文摘

文章来源：克念｜近代史论语（ID：history-lunyu）

宋嘉树惊讶地看着店门口站着的两位年轻的中国人。他们一副黄皮肤黑眼睛的东亚人面容，脑后拖着长辫，显然大清子民；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像是滞留美国的华侨华工。宋嘉树脑筋转了几转，还是想不出波士顿（Boston）怎么会有如此人物。

温秉忠和牛尚周，这两位十七岁的青年留学生同样疑惑而好奇地打量着丝茶店里的同龄人。之前他们来过这里，并未发现这个英俊黝黑而矮小壮实的少年学徒。

三位中国大男孩瞬间都有了彼此交往深谈的想法。这一想法至少完全改变了宋嘉树的命运，甚至也间接地将中国的命运推上了另一条轨道。

这是1878年的深秋，在中国是清朝光绪四年。此时的清廷在饱受太平天国运动、英法联军侵华和西北之乱的折磨后，国力有所恢复，已经进入了被后世称为“同光中兴”的康庄大道。谁都没想到，美东海岸波士顿轻轻扇动的蝴蝶之翅，会在三四十年后的中国掀起滔天巨浪。

▍宋嘉树

从韩教准到宋嘉树

事实上，宋耀如的名声，是在其去世后多年才逐渐到达顶点，毋庸讳言，这些名声大部分来自其三女三子，尤其是三位女婿。因此，他在世的时候反而事功不显，关于其真实的史料记载非常稀少凌乱，其中又夹杂着大量传说或演义的成分。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宋耀如原本姓韩，是先世在南宋末年由大陆迁居海南岛文昌县的客家人。宗族派序到他那一代为“准”字辈，因此，哥哥名“政准”，他名“教准”，弟弟名“致准”。（按照谱系，其子宋子文等应该是“丰”字辈，子文的子侄应该是“元”字辈。）

除了其籍贯姓名，还能确定的基本要素，就是韩教准的生日。抗战时期，其子宋子文颇有认祖归宗的想法，遂托人征得光绪初年续修的文昌韩氏家谱，其中清晰地记载，韩教准生于清咸丰辛酉年九月十四日，也就是西历1861年10月17日。

这一天清晨，这位韩家次子降生的喜讯，并未给其父韩鸿翼带来什么快慰。韩家太穷了，只有一小块沙地也贫瘠到连椰子树都长不高。韩鸿翼只能以当搬运工为生，肩扛手挑将其他农民的农产品运送至港口。

韩教准出生的时候，虽说年号还是“咸丰”，但咸丰帝刚刚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就在他出生半个月后，两宫皇太后发动政变，诛杀顾命大臣而垂帘听政，定明年的年号为“同治”。至此，在慈禧太后的直接领导下洋务运动起步，中国正式走上了近代化进程。

但这一切却加剧了韩家的衰败。由于沿海口岸陆续开放，远洋货轮不再以文昌为中转港，使得当地经济日渐萧条，饥寒交迫之下，韩鸿翼只能咬咬牙，将年仅九岁的韩教准送出去做学徒，一方面学一门谋生技术，另一方面也减少家里的教养负担。

据有关记载，韩教准自九岁离家后，多年之内没再回乡省亲。似乎有证据表明，韩教准甚至已经记不清老家的具体地址，更不懂用中文书写。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他究竟去了哪里学了什么手艺，能确定的是，他基本上是个只会写自己学名的文盲，其同中华文化的唯一联系，就是会讲一口客家话而已——或许也能听得懂粤语。

据韩教准自己回忆，差不多十四岁的时候，他彻底告别家乡，跟着哥哥韩致准去爪哇岛谋生。这一去就是两年，究竟是学生意还是从事体力劳动，现在已经一无所知。

到1878年，十六岁的韩教准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转折：他做了堂舅父的养子，并追随其来到了美国。这位堂舅父其实是韩教准某位姓宋的婶母的胞弟，在麻省（Massachusetts）首府波士顿开设唯一的一家丝茶铺，专门经销中国产的丝绸和红茶。此人自广州经南洋到美东，以海上贸易为生，路过爪哇的时候，将韩教准收为养子带在身边，并改其姓名为“宋嘉树”。

然而，具体过程无法确认。如今有档案材料表明，韩教准（或者应该称其为“宋嘉树”了）的父亲韩鸿翼甚至不知道二儿子已经离开南洋去了美国，更不知道其已经改换门庭被宋家收养。当时离祖出嗣首先要征得原宗族同意，开过祠堂后才能决定。所以宋嘉树这种偷偷摸摸连亲生父亲都不知道的出继，显然令人匪夷所思。

韩教准是这一年初夏在波士顿成为宋嘉树的。就在秋天，他于养父的丝茶铺内结识了“留美幼童”温秉忠和牛尚周，其命运发生了第二次转折。

从小学徒到大学生

从今天来看，自1871年开启的“留美幼童”项目，是有着魔幻色彩的宏大构想，其设想中几乎横跨二十年的留学生养成年限，为中国的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过程注入了充满想象力的澎湃能量。

这个如今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的官方计划，被当事者一本正经而一丝不苟地耐心执行。数年内，一百二十名十至十六岁的中国孩子分四批来到美国，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安居下来。

清朝官方很快发现，寄宿在普通美国家庭的中国幼童们正在迅速疏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西化的速度势不可挡。于是，清廷命令在哈特福德设立“驻洋肄业局”，一方面作为管理留美幼童的最高机关，另一方面定时召集这些幼童集体学习，聆听最新的圣谕，或者重温“四书五经”的教诲。

然而，这些年少留学生们对五百米外的一栋砖红色哥特式建筑更感兴趣——那就是著名的避难山教堂（Asylum Hill Congregational Church）。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不顾清廷之前颁布的“不准接触洋教”的禁令，偷偷进教堂观摩，有的后来受洗，成了终身虔诚的基督徒。其中就有温秉忠和牛尚周。前者是广东新宁县人，但父亲在上海经商，他也在此地出生长大；后者是江苏嘉定县人，从小就在上海公共租界读书。他俩关系友好，经常结伴出游。

哈德福德不过是个小镇，留学生们如果有休假，更愿意到附近最大的城市波士顿去一开眼界。两地相距一百英里，坐火车的话要小半天时间，但也不能阻挡年轻人旺盛的好奇心。就在一次度假中，两人发现波士顿唯一的一家华人丝茶铺来了个小学徒宋嘉树，此人粗通英语，友善热情，且求知欲旺盛，似乎对美国的一切都充满着强烈的介入感。

三个年龄差不多都是十七岁的少年成了好朋友。温牛二人向宋嘉树介绍了对普通美国人和美国家庭的观感，并分享了信仰基督教后的神秘的心灵体验。当时温牛二人还不知道仅三年后所有留美幼童都将被朝廷下旨召回，因此他们还在努力备考大学。事实上，他们仅见面几个小时，宋嘉树就确定了两件事：信教，以及读大学。

他找了个机会跟养父恳切请求，希望得到读书的机会。这些想法固然十分不实际，因为宋嘉树受教育程度太低，无论汉语英文都毫无根基，若是从头培养，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考入大学。而且养父只需要一名店员而不是什么专家，根本没必要费心费力让他去深造。

于是，宋嘉树作出了一个令他命运发生第三次转折的决定：逃跑。

他登上波士顿港口的缉私船加勒廷号（Albert Gallatin），成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现役水兵。在海警队保存至今的档案中，宋嘉树以“Charles Sun”的名字记录在册。由于其昵称为“Charlie”，因此后来也有人叫他作“宋查理”。

宋是1879年初加入海警队的，于1881年三月份退伍，在这两年服役期间，宋嘉树（或者应该称其为“宋查理”了）赢得了缉私船的船长加布里森（Eric Gabrielson）的喜爱和信任。船长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人际关系，甚至向华府财政部长写信，推荐宋查理能否得到官费培养。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倒是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最重要的新教社团美国南方监理会有意收留，前提当然是宋首先要入教。

于是，1880年11月7日这个星期天，在威明顿（Willminton）的监理会教堂举行了宋的受洗仪式。据当地媒体报道：“迄今为止，他也许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受洗的第一位中国人。”仪式结束后，宋查理很激动地在教堂里来回走动，同每位教友握手。媒体报道，“他兴奋地告诉大家他是如何找到救世主的，并一再表示他希望返回中国向自己同胞介绍主耶稣的拯救”。

回国传教诚然是他如今的理想，但也是他同加布里森船长的一个约定——船长将其推荐给北卡州首富卡尔“将军”（Julian S. Carr）为义子，后者将作为监护人资助宋查理进神学院深造，条件是宋学成后应回中国为监理会传教。所以，客观而言，宋查理不仅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甚至还因此无法入籍美国。

无论如何，就在二十岁那年，宋查理在卡尔“将军”的资助下进入圣三一学院，成了一名大学生。这是他命运的第四次转折。顺便说一句，此学院后来发展成美国南方最著名的杜克大学。到今天，杜克大学还保存着关于宋查理的丰富的档案材料，供后人凭吊或研究。

从传教士到大富商

宋查理的监护人卡尔因富有而行善，对南北战争时期的伤残军人帮助很大，因此被授予“将军”的荣誉军衔，时人多以此称之；他又热心教育，圣三一学院的土地就是他捐赠，宋查理也就得以免试入学。

宋查理享受到了“小灶”待遇——他生活在教授家里，由校长亲自授课。此时的他连英语口语都结结巴巴，更谈不上文本阅读。按照计划，他必须在一年之内通过预科考试，以决定是否有深造的资格。

他入学是1881年的春天。在安定下来后，他于6月25日给失联多年的父亲写了封信。有意思的是，这封信用英文写就，证明他完全无法掌握中文，还是用英语写作来得更顺畅。这封信的署名是中文“韩教准”，即他出嗣宋家前的原名，证明其生父韩鸿翼并不知道他曾经改名换姓。

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汇报了自己目前在北卡州的圣三一学院进修，“我正在加紧读书，以便能回到中国”，传达上帝的恩惠。然后用了很长篇幅告诫父母“拜木头菩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恳请父亲回信。

与此同时，宋查理给“亲爱的艾伦先生”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写了封信。林氏是资深牧师，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教团的总负责人，按照约定，宋氏回国传教，必然接受他的领导。宋给林乐知写信，一方面请求中国教会转达其给父亲的家书，另一方面也是先保持沟通，以求今后能有亲善的关系。两人以此保持着不绝如缕的联络，在其后的来信中，宋查理也索性表明“希望我将来学成后能回到中国传教”的立场，想必林乐知也心知肚明。

第二年秋，也就是在圣三一学院接受一年预科培训和半年神学基础训练后，宋查理考入田纳西州的范德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Nashville,TN）神学院，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正规学习。

在应付艰苦学业的同时（比如每天要花四小时背诵经文，一学期起码要阅读二千页宗教文献），他还在不断同林乐知写信。“我亲爱的艾伦博士”，他写道，“当我完成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这封信以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圣徒保罗的名言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在他发誓要为上帝奉献自己而回中国传教的同时，自己的思想却悄然变化。在贫苦大众中传教，这种工作无疑是艰辛而痛苦的；另一方面，监理会通过林乐知在上海举办了中西书院，如果在其中担任教职，当然要比基层传道者轻松很多，也体面很多。宋查理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有了调整。既然已经通过大学的正规学业训练，何妨更上层楼？宋想到了普通美国人都难以企及的事业方向：学医。

带着去书院做教师还是继续学医的矛盾，1885年五月份，宋查理迎来了他在范德比特大学的毕业典礼。

然而，宋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在教会心目中的地位，他的要求弄巧成拙，反而激起了南方监理会总负责人马克蒂耶（Bishop McTyeire）极大的恶感。

首先，宋查理的学业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优秀。他只是通过了圣经学的考试，因此仅获得毕业文凭，但没资格得到学士学位，当然也没资格获得学院教职；其次，宋自从进圣三一学院，四年以来口口声声自己学习的目的是回国传道，因此学校对其考试比较宽松，“为了让他尽快在中国为上帝旨意办事，是让他急急忙忙完成学业的”。在马克蒂耶大主教眼里，宋如今恃宠而骄，竟然背弃承诺，一心要留在美国，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马主教还将这种不满直接写信告诉了林乐知，认为宋查理贪图享乐，因此必须让其在传教过程中“做一些有益的苦差事”，下基层干最苦最累的工作。

美国监理会总部既不同意宋查理任教，更不同意其留下学医，而是坚定地要派其回上海传教，宋知道此事后反复争取了半年。但这样做除了增加教会对他的鄙视外，一无所获。1885年底，宋查理启程回国，并于明年初到达上海。在接受了大半年的技术训练后，他被派到上海附近的小县城昆山，做了一名基层传教士。

作为中国人，宋查理有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他几乎是中文文盲，对中国传统经典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懂通用官话和传教区的吴语（上海话）。林乐知原本就对他饱含偏见，等见面之后亲自测试，更加极度失望。

林乐知向美国总部汇报道：“中西学院的普通学生都远比宋查理优秀”，“他（指宋查理）绝不会成为一名儒学名家，最多只是一个失去了民族特征的中国人。除非给他的地位和薪水远远超过他所应得，否则他永不会满意——我发现，教友们谁都不愿意接纳他”。

因此，林氏付给宋查理最低的月薪：十五美元。这相当于五十元银币，远低于一位接受过美国大学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应得的工资。

这种苦日子宋查理撑了四年。到1891年初，也就是他回国的第五个年头，正式退出监理会的传道团，一心一意从事以印刷业为主的工商业，不久就成为安逸富足的实业家。这是他人生的第五次转折。

但是，他在美国南方监理会中的名声也坍塌了。

从革命党的战友到孙中山的岳父

1887年，宋查理同出身基督教世家的倪桂珍结婚。这场婚姻的介绍人是十年前在波士顿结识的两位“留美幼童”温秉忠和牛尚周。温牛二人回国后都在上海供职，一个海关一个电报局。当时沪上的基督徒圈子还比较狭窄，两人分别娶了伦敦会牧师倪蕴山的两个女儿。宋查理回国后同两位故交意外重逢，他们就把倪家第三个女儿倪桂珍介绍给了宋。于是，三位好友成了连襟。

两年后，大女儿宋霭龄出生。家庭负担的加重使得宋查理的十五美元月薪捉襟见肘，他不得不贩卖圣经以贴补家用。此时温秉忠也颇留心于教育，发现新式教材将是今后书籍销售的大宗。于是三位连襟共同投资，由宋查理出面办了座印刷厂，专门印制圣经等神学读物和西式教科书。生意稳定后，宋查理也就辞去了监理会所有神职，面团团做起富家翁来。

由于开始同中国的士绅阶层打交道，按照惯例，宋查理给自己起了个表字“耀如”以便他人称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牛尚周的电报局同事陆皓东，并因此结交了陆的香山县同乡孙中山。

1894年12月4日，宋查理（或者应该称其为“宋耀如”了）的长子宋子文出生。也就在这中日甲午战争的节骨眼上，“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激愤。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终止”——这是孙中山的回忆。当时他正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准备赴美筹款，是宋耀如的一封信令他改变主意，去广州发动革命党第一场反清起义。

这大概就是辛亥革命之前宋耀如同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的全部因缘了。迨1912年四月份，刚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准备由上海去广州，不料客轮在制造局船坞修理，非滞留三四天不可，于是他住进了法租界宝昌路491号宋耀如的宅邸。在其他革命党人眼里，宋耀如不过是孙中山新任英文秘书宋霭龄的父亲，何以孙要亲近到携家眷住进他家？孙不得不写信解释一番：

“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孙中山自称）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自此以后，宋耀如才正式进入革命场域，成为孙中山的亲密追随者。据宋氏次女庆龄在1987年的回忆，说“我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在1912年参加了革命，帮助孙先生从事财务工作和负责英文信件的答复等等”。于是宋也得以将其子子文以“功勋子弟”的名义申请到了官费留美。

1913年“癸丑之役”，国民党起兵反袁失败，党员星散，流亡海外。八月初，宋耀如和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坐船离开上海。宋氏携女霭龄先期到达日本神户；孙中山原打算去香港同黄兴碰头，在基隆得知黄已离港赴日，于是换船去了神户。他抵埠后第一个召见者即是宋耀如，“晚11时许宋来访，密谈约两小时始离去”。

这是宋氏命运的第六次转折。自此开始，他将自己及全家的命运都主动同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捆绑在一起，荣辱相随，生死与共。他刚到日本就给正在美国整装回乡的宋庆龄发电报，要她改签船票来日本相会。八月底，宋庆龄抵达横滨。至此，父女三人都成了孙中山流亡日本时期的英文秘书。

一年以后，也就是1914年九月，宋霭龄同孔祥熙结婚，孙中山似乎没有到场观礼。此后，众所周知，孙卷入了同宋庆龄的感情纠葛，直到一年以后两人成婚。

先是，1915年六月份，宋庆龄放弃在孙中山身边的工作回到上海。宋耀如陪女儿回国后又来到了神户。但令人奇怪的是，之前他同孙朝夕相处，如今却互不见面，仅仅过段时间写封信，措辞也是谨慎而客套。八月份，宋的健康非常不好，回到了上海。十月份，宋庆龄不顾父母反对，离家出走。10月25日16:30，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某律师家举行婚礼，并办理了官方登记。

两天以后，宋氏夫妇赶到日本，当然已经阻止不及。宋耀如暴跳如雷，倪桂珍泪流满面，其间发生的混乱而悲伤的一幕，在五十年后还被宋庆龄反复回忆，可见其印象之深刻。后来，宋耀如悄悄对其老朋友说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

从此到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去世，三年半间，他再也没见过孙中山。

在宋耀如去世十年后，他的二女婿孙中山也已去世，但其缔造的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尊孙为“国父”；他的小女婿蒋介石此时已经是中国最高军政领袖；他的大女婿孔祥熙和大儿子宋子文将轮流执掌内阁及国家财经事务达二十年之久。事实上，中国自此进入了宋家王朝。

在这个话题无孔不入且热爱阅读的新媒体编辑部，我们经常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公众号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众、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鲜玩意儿。

现在，它们都将一一出现在这个栏目里。

本文由公众号「近代史论语」（ID：history-lun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