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啸】韩日中：记忆深处的几位老师

启蒙益智、结业解或人类最神圣的教师功能！对于我们这种当年的学生来说，初中毕业后各自跑在前面的路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无论经历多少年的风雨，相隔千里，中学时期的老师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是生命历程中温暖的明灯，随着岁月的流逝，也会更加怀念。教师节快到了，我谨以这份拙劣的文献向您献上韩日中(现中韩中学)教过我们老师的东西。

我们的高中时代是在共和国的特殊年代度过的。4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帆已经度过了我们风华正茂的青年，度过了灿烂的中年，大多数同学已经接近半年或花甲，已经退休升级为婆婆、奶奶、爷爷，有些同学已经手游，享受天伦之乐，有些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近年来，同学聚会越来越多，每当回想起中学时代，就会想起我们敬爱的老师们，回想起那个特殊时期老师们忍辱负重坚持教人的样子。当年老师们有的已经做了老事情，有的还健在。而且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的笑容仍然清晰而难忘。

乌瑟老师

甚至老师是我们高一(4)班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南郑古人，解放初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个子矮、宽、朴素、睿智、幽默，常年穿着花白的老式中山装，同学们戏称他为“单身狗”。他平时脸上总是带着自然的微笑，但说话有时也很急，有时班级太混乱了。他忍不住骂个别调皮的男人“瞎胳膊”，但随后总是憨笑，没有负很深的责任。(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语言)甚至老师教我们高中物理课，自然不用说他物理学专业知识深厚，一上讲台就非常投入，把黑板粉笔板书和算术推导公式写得干净漂亮。(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科学》)但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心思学习完全属于自然世界的物理学原理。什么声学、光学、电学、力学、热学、电磁感应、很多定理、公式学得很糟糕？(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也许当时全国教育形势就是这样。学校只要求革命，我们大多数参加“大比拼版”或“劳动运动”，数理化可以不学。上课时教室里都很吵，甚至老师也不生气。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解释原理，推导公式，循序渐进，似乎不受影响。(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学生》)下课铃响后也没有留下太多，而是带着讲义悠然离去的超然世界的样子。

文革末期的中学老师在两个地方分居的人很多，很多老师都是在学校单独教的，很少见到他们妻子的样子。甚至老师好像一个人住在学校西墙附近的土墙小平房里，房间里总是有书香和霉菌混杂的味道。(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本》)一个旧书架，一张单人床，其余的是上课用的桌子，上面总是堆满了教育仪器和学生的作业本。(莎士比亚)模板。

其实偶数老师多才多艺，有些技艺平时藏着不露。偶然晚上交作业的时候，我看到他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轻轻地拉小提琴，曲调很美，但不知道是什么名曲。反正和外国乐曲差不多。(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问他。他放下琴，没有回答，迅速地检查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印象深刻的有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夏天收获，天气炎热，把我们班带到老军公社下乡，但他不顾老弱病残，卷起袖子，和我们一起弯腰割麦子。有的学生想要小解决，但附近没有厕所，焦急地东张西望。甚至老师像老农一样笑着说：“尿不要看人，尿不要。”停业时，我们聚集在大槐树下乘凉，恳求他讲故事。偶尔老师突然让我给你们唱一首歌，看看谁能知道是什么歌。(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歌曲名言)接着，他眯起眼睛，载着韵味，慢慢地唱起来。我们仔细听了一下，高谷《满江红》，因为其中肯定有“30人灰尘和泥土，8千里云和月亮”的句子。《满江红》在文革时代应该属于金昌曲，我们也没听说过。只有古韵有悠哉悲壮的压抑感。大家都神魂颠倒，不知道有同学想问什么，甚至老师向他挥手，继续唱歌，声调低，从压抑到悲愤，哭得纵横捭阖。(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曲子结束后，我们都静静地围坐在那里，仍然想集中精神听。这时，没有人开玩笑，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夏天的风吹过露出小麦的田野。(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沉默名言)这是第一次听到古典名曲《满江红》，感受到祖国古典音乐的艺术魅力是在1976年夏天左右。

老师退休时间一到，从80年代初开始办理退休手续，回到了南郑古代乡下。我在一中任教的时候已经很少见到他了，在学校门口只看到他出去一次，腰有点弯，显然老了很多。急忙走过来打招呼，他和我手拉手报销医疗费，说要坐车回高塔，匆匆离开，从此再也没有见面。最近，中韩老同学策划了高中毕业40年的纪念聚会，了解了吴瑞老师的现状，听说朱晓刚、李洪强同学去世已经20多年了。漂泊了外景年，这么长时间我什么都不知道。幸运的是，李洪江说几年前去南郑市沟看过一次同桌，算是代表我们班尽了一份情。

谢元龙老师

谢元龙老师是一位印象独特的语文老师，总是说标准的性古语。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已经接近花甲，一个人住在学校东门院子的平房里。但是环境也很好。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映在门前，秋天从门前经过时，常闻浓郁的桂花香。(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史记》)当时的史老师似乎已经去世了，但从未见过他妻子的样子。据说有个儿子在汉中阳山水泥厂工作，很少回来。(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我听母亲说起史老师在解放初期教他们的语文，可见其资历很久了。(莎士比亚)。

史老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是解放前中韩为数不多的读过西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岁月的风雨，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当我们的语文老师的时候，已经进入老年，一目了然，饱经沧桑。(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政治名言》)然而，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却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深厚的内涵和内在气质，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睿智亲切的面孔，甚至父亲般的慈爱和宽容。眉毛又短又浓又黑，鬓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井井有条，颧骨稍高，脸红，是最传统的乡村绅士模样。也许他代表的是中国最后一代的乡村绅士和教师风范。老师的语文素养深得无法估量，尤其是古代汉语和时事格律的组

诣在当时汉中教育界首屈一指，但印象中的他从不矜持，无论遇到同事或者是学生，总是那么谦恭与慈爱地点头并欠腰致礼。遗憾的是当时尽管我们都很尊敬谢老师，却并没有珍惜机会多向他请益，更没有请他讲述如何从解放前走到七十年代的风雨历程并作记录。现在想来，是多么的追悔不及！

谢元隆老师似乎永远不会说普通话，讲课全用城固方言。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用普通话讲课？他有些歉意却很郑重地说，一是从来没有专门学过北平话，说出来反而不标准，二是城固话是汉中方言中最文雅的语言，保留着不少古代汉语的词汇与礼俗，至今城固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还保留着一些“子乎者也”的残留就是证明。我们这几届都还记得他伫立讲台前倒背双手，用一板一眼的城固原公方言朗诵毛主席《沁园春·雪》的情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认真、虔诚、严肃、自信，抑扬顿挫，别具风格，自有一种亲切感与独特的韵律感，与广播电台中对这首领袖名作的朗诵完全不同。谢老师在文革中曾经一度不允许上讲台为学生授课，1976年秋终于被允许重新走上讲坛，那时他是多么的兴奋，全身心投入语文教学。经常，我们下晚自习时还看见他半间平房的窗户仍然亮着灯光……

我调离一中后再没有见到过谢老师。今年春节，与母亲谈到谢元隆老师，母亲说谢老师退休后就住在距离我家不远处的一中家属楼，前几年还经常看见过谢老师，当时已经老年痴呆。一次母亲发现谢老师在街上踽踽独行却找不到回家，连忙将他送回一中家属院。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很可能已经去世了。

蒋玺昭老师

坦率地说，我对蒋玺昭老师的历史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57年被错划右派，发配来汉中乡村中学任教。至于1957至1977这中国知识分子最艰难的20年间他是如何渡过的？今天我已经无从知晓而只有想象了。1979年春，我们来到文科班补习班，他刚好是文科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们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他也因之成为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中老师。

蒋老师表面看起来很瘦弱，说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内心却是倔强不屈、宁折不弯的。据说他五十年代读东北师大时倜傥潇洒，风度翩翩，有才子之称。外语学得很好，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许多苏联教授都喜欢他。同时他又喜爱诗歌创作，曾有多首诗作发表，在当时东北诗坛已经崭露头角，却不幸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系领导让他在全系学生大会上作个认错表态发言即可从轻处理，却被他断然拒绝，宁可回到家乡农村教书，也不愿出卖良心，苟且偷生。蒋老师在东北师大时与曲啸是同级同学，当时他在中文系，曲啸在教育系。八十年代曲啸与李燕捷、刘吉等成为全国红极一时的著名演讲家，四处巡回演讲，教导人们不要纠结过去苦难，“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记得是1988年春，曲啸等应邀来汉中作公益演讲，已经是全国文化名人的曲啸曾经专门问及蒋老师的情况，希望与他见面。当时蒋老师尚在汉中中学任教，还未退休，是否与这位当年在东北师大同样划为右派的老同学见面，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后来一次与我谈及曲啸，蒋老师只是淡淡一笑，似乎不愿多说什么，我也不便多问他其中原由。

蒋老师中年以后患有腿上脉管炎，是一种很难治愈顽疾。1983年我师大毕业分配回一中任教，安排好住宿就去他家拜访，不料他夫人说他正在3201住院。我连忙骑车去距离很远的南郑冷水河畔的3201医院看望，发现他行走困难，步履蹒跚，但却一直微笑着，并不沮丧消沉，还说当时省委一副书记与他同病，无法根治。这一天，他在病房床上与我谈了许久。

蒋老师身体不好，但人却十分乐观，也仍然倔强正直。我还记得一次在学校教师分配新修家属楼会议上，蒋老师为一资历很高而分房落选的老教师拍案而起鸣不平，公然与校长当面争执，让我们这些胆怯怕事的青年教师为之一振。

蒋老师直到晚年还有诗歌创作，是那种很“潮”的自由体新诗，并在国内一些诗歌刊物上发表。记得他曾经赠送过我一首诗，是发表在东北一诗刊上题为《棕榈树》的自由体诗，篇幅很长，意境独特，感情色彩浓烈，应该是借诗言志，表达了饱经风雨沧桑老人的高洁心怀。今年回汉参加同学聚会，打听蒋老师的近况，方知他已经去世数年，不禁黯然神伤。我无法想象蒋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是什么样子，只愿在天国的蒋老师再无人间忧患，永远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诗人。

高英武老师

高英武老师是勉县人，中等偏高身材，走路很快，目光炯炯，与你说话时总感觉他在瞪着你，对学生而言有一种说不出的威慑感。高老师可能文革前夕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很少讲文革前上大学的事，只是有一次提到去陕西师大上学、他的农民父亲连夜步行数十里追至阳平关火车站为他送四元钱的往事时眼睛有些湿润。他大多时候不苟言笑，但有时说起话来又妙语连珠，常常语惊四座。

高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大约也就三十四、五岁，年龄虽然不大，脑门上的头发却已经有些稀疏，上课时常常有意无意地用右手朝边上猛地一拨，动作多少有些夸张，引得教室一阵笑声。但他并不为意，反而昂首远视，让我们忍俊不住再笑出来。高老师喜欢一本正经地开玩笑，记得开学第一次上语文课，他先让学生简单自我介绍，然后叫大家猜一谜语：八哥歇在飞机上，打一人名。大家想了半天也没有对出答案，他则不动声色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本人，高英武”，全场轰笑。他讲课幽默诙谐，经常穿插一些乡村歇后语，雅俗皆有，诸如什么“吃竹子屙罩篱子”，“土鳖背案板过河”、“屎盘牛戴眼镜”之类，歇后语的答案常常让人喷饭。

高老师的语文课虽然以幽默诙谐见长，但从课堂中你不难发现他的满腔正义及其隐隐的愤懑。记得他几次引用过著名作家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要紧处往往只有几步”，说得很动情。虽然他并没有专门讲过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定在某个历史紧要节点上他错过了人生的上升良机，否则绝不会在中学终其一生，因而常借嬉笑怒骂之酒以浇心中失意之块垒。毋庸讳言，高老师并不属于那种中规中矩的标配型老师，他常常瞪着眼睛训人甚至骂人，却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真诚关心。他讲课时而普通话，时而勉县土话，随心所欲，嬉笑怒骂，妙语连珠，我们就这样在阵阵会意的笑声中反而学到了若干语文知识。

高老师教我们时正是文革末期，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语言禁忌颇多，言语方面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打成“现行”进去。尽管如此，仍然压制不了他诙谐幽默、直抒胸意的本色。那时的语文课本充满政治内容与时代色彩，要么是马列经典名篇，要么就是领袖诗词和鲁迅杂文。一次他讲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其中重点讲解“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却没有一个私敌”这句名言，讲着讲着忽然指着前排一男生说，你们几个前阵子是不是为争夺一个女孩大打出手？并说这样的男人都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他告诉我们，普希金就是为争夺一个女人而与丹皮士决斗，无谓地送了性命。对于普希金这样一个天才诗人来说，这样的死“实在没球名堂”！说得几个男生惭愧地低下头不敢看他；另外一次语文课上他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表情忽然变得异常悲愤，高声朗诵“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语调是那么悲愤激越，沉静的教室中只有他浑厚的声音在回荡，仿佛万马齐喑中真的有什么东西要爆炸。后来我曾想，在那个众人皆醉、举世狂热的文革末期，高老师是否有着某种先知先觉的预感？这样的朗诵是否有借题发挥之嫌？是否带有自己的切身之痛？这些都不得而知……我曾在他宿办两用的房间书架上看到过许多用旧报纸或毛选封面包着的中外文学名著，记得其中有《红楼梦》、《冯梦龙戏曲集》、马茂元选编《唐诗选》，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等，这些当时都属于禁读的“毒草”类书籍，他有时却偷偷地拿出暗地里我们几个饶有兴趣地讲解，有时讲得唾沫四溅而浑然不觉。我也曾在他书架的笔记本上看到他大学时代用极其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的萧也牧、杨牧、茅盾、刘白羽毛等人的散文作品。在我们心目中，高老师多少有些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的同事杨兰玉老师每每喊他为“夫子”，可见其在同事心目中的文人形象。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教育战线百废俱兴，形势大好。高老师也是枯木逢春，兴致勃勃，记得他在《汉中日报》上发表一篇学习叶帅《攻关》诗后感的文章《高举红旗过大关》，写得气势磅礴，充满昂扬旋律，在我们学生中传诵一时。现在想来，高老师无疑是颇具文学天才与气质的，如果不是文革，如果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很可能成为一个知名作家或著述丰富的学者。

高二文理分班，我进了文科班，而高老师也正好被学校安排为我们文科班的的班主任。此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文革已经在一年多前宣告结束，国家进入了百废俱兴的大好时代。“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调皮捣蛋、胡打乱闹的学生已经渐渐失去市场，刻苦学习、考取大学的追求渐成风气，学习尖子成为同学中推崇或暗恋的对象。承蒙高老师厚爱，我很快被任命为班团支部书记。我是老共青团员了，早在勉县农村读初一时便入了团，转学至一中后在学生中还是仅有的几个稀缺“团员”之一。文科班的主课无非就是语文、历史、地理、数学。高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铅印的历史地理复习资料交给我，让我多背诵然后多理解。虽然上小学期间我就喜欢看历史故事的小人书，但毕竟很不正规，特别是外国史知识几乎是空白。这本复习资料对我帮助很大，从这本小册中我一次知道了克伦威尔、杰弗逊、罗伯斯庇尔，第一次知道大气环流、好望角、布宜若斯艾里斯等地理名词。由背诵记忆到理解记忆，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我的历史、地理知识大有提高，班级模拟考试的成绩已经与吕辉生、周晓岗、刘伟等文科尖子相去不远。记得高二时的一天下午，高老师还安排让我给班上讲一次团课。我破天荒地走上讲台，居然滔滔不绝地从巴黎公社一直讲到红卫兵运动，同班同学居然听得津津有味，报以热烈掌声……

1979年，我考取高老师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终于圆了上大学之梦。临走时特地去高老师家辞行，却不巧他回了老家勉县而未能如愿。四年后我师大毕业又分配回母校汉中一中作教师，虽然常常在校园里见到高老师，却不知为什么他见了面只是客气地笑一笑就过去了，加之当时没有安心长期在中学里待下去，也就很少去高老师那里请教聊天。过了两年，我从一中调入地处本市远郊的师范学院，再过几年我又去四川攻读博士学位，与高老师也就多年断了音讯。直到2005年冬天，我从成都回到汉中，陪伴女儿在文化馆学打乒乓球，意外遇到高老师也在陪他孙女拜同一教练学乒乓球，闲谈时方知他已经退休。刚好包里有一本我新出版的小书，连忙送给他指正。高老师翻了翻，也没说什么，笑了笑就放入了挎包。交谈片刻，已是下班时间，于是匆匆挥别。至今又是十来年过去，再也没有见到过高老师，也很少听见他的消息。

前年回汉中时曾与高年级学长庞桥商议什么时候去探望一下高老师，却一直没有成行。这么多年我虽然流寓巴渝，一直迟钝未能抽空去探望一下高老师，想起来就惭愧不已。听说高老师至今健在，有时还在体育馆打羽毛球，闻之欣然。屈指推算，老师今年大概已经迈入“七五后”的年龄了，真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2018、8、28于汉中返渝次日

【作者简介】马强，男，陕西勉县人，历史学博士，教授，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韩国《亚洲研究》通讯编委，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聘教授，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重点社科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西华师大）学术委员，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咨询专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中国唐史、宋史学会会员。2007、2015年曾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地理中国》担任三国文化节目主讲嘉宾。 学术科研方面，先后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地理研究》、《学术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社会科学战线》、《历史地理》、《史学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2016）、《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2018）、《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论集》（2018）、《历史时期川渝地区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等6部学术著作。

来源：汉中赤土岭文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