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书法境界

马一浮先生读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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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马

一

浮

马一浮是天生的“读书种子”。丰子恺在《桐庐负暄》中曾转引李叔同的话：“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多。”

马一浮8岁便能读《楚辞》和《昭明文选》；他的母亲何定珠，出生世族，精通诗书，擅长文学，同时治家严谨。马一浮年幼时，一次拿着铜钱玩耍，其母见状立即制止他，说“儿幼，宜勿弄此，他日成人，须严立风骨，勿龌蹉事此。”9岁时，母亲指着天井里盛开的菊花，命赋五律一首，并限麻字韵，马一浮应声而就：“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夕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的母亲见得这样聪慧，小小年纪做出来诗竟似不食人间烟火。就担心说：“一生少福泽耳！”。

1957年5月，周恩来陪苏联元首福罗希洛夫拜访马一浮，左一为省长沙文汉，左二周恩来，左三蒋国榜，蒋庄。

60年代马一浮在杭州西湖公园

第二年他母亲去世后，他在孤寂的童年生涯中无日不与书为伴。他父亲担心他在读书上误入歧途，就延聘了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举人叫郑墨田的来他们家当墅师。但没有多久郑墨田就来辞馆，说是教不了他了。起初他的父亲以为儿子不服墅师管教，后经打听才知道儿子的学问已超郑墨田之上。郑老师感到这样教下去是误人子弟，不如让他们另请高明。无奈之下，马一浮的父亲只好亲自来教他。教了一段时间也感到力不从心，自此以后就不再给他请老师。任由他自己自学。

到了戊戌年（1898年），16岁的马一浮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同应绍兴府学宫院试，同中秀才，马一浮更是名列榜首，连主考官汤寿潜（民国浙江都督）老先生都爱其奇才，挽人执柯，将爱女汤仪嫁与他为妻。马一浮婚后与妻子感情甚笃，不料三年后汤仪染病不起。马一浮悲痛欲绝，誓言不再娶妻。那一年他才20岁。

据胡兰成在《无所归止》中所说：“一浮之妻早已去世，虽没有留下子嗣，但他终未续娶。岳父汤寿潜每月补给生活费与他，使他不必为金钱而烦心，临终遗言亦还嘱托儿子们继续关照他。一浮住于杭州延亭巷，那里疏朗幽栏，室内洒如，器皿、茶馔极其精致，有一老仆随其炊事”。

蒋庄旧影

文化革命中他在蒋庄历年的藏书与字画也被焚烧一空，老先生恳求造反学生：“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回答他的是一记清脆的耳光。此后他被安置到安吉路23号一个陋室里居住，他叹息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遂于1967年郁郁而终。

今日西湖花港马一浮纪念馆

马一浮早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向民众介绍西方文学。1903年6月，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英、法、拉丁诸种文字。1904年东渡至日本学习日文，他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达尔文、孔德等人的西方哲学、社会学、生物学著作。后转赴日本，在日期间，他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目前的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马一浮早在二、三，四十年代就与梁漱溟、熊十力是等量齐观的儒学大家。他对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所公认的。

1948年与熊十力（前排右三）、叶左文（前排左三）等摄于杭州葛萌山庄复性书院

熊十力甚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马一浮先生于诗书穷理有着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先生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马一浮在杭州花港长廊

他认为读书之终极目的在于明理践性、成就圣贤人格。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最终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自身的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他一生读书、做学问的目的是纯粹的“格物致知”和终极的人格完善，对于经世致用倒是退而其次的事。

马一浮篆书“兼善堂” 纸本横披 56.5×167.5cm

书法对于马一浮先生来说是属于“文人余事“的小道。除了过去一般读书人所必需的书写练习之外，他并没有将过多精力放在写字上面。但因为自身学养宏富，不求工而自工。正所谓：”云无心而出岫“。终成二十世纪书学一大家。马一浮生一辈子有四次公开鬻书，分别是1932年、1942年、1947年、1950年。在四次鬻书过程中尤以在四川复性书院期间写得最多。复性书院后期因为人事和时局的滞碍，学生流散。书院转向以刻经为主。

马一浮篆书八言联纸本立轴 163×36cm×2

马一浮担心因为战火佚失的典籍无法传诸后世，就发愿为本民族保存一点”读书种子“。鬻书时马一浮曾自订润例时声明有“五不”：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另外还有立索不书、无介绍不书等等。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时不领书院薪水。生活用度只能靠卖字。故次年作《蠲戏斋鬻字改例启》，说明去年因要刻书故卖字，今已不刻书了，将以字“易粥”，所以特别修改润例，周告四方。到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又作《蠲戏斋鬻字后启》。说卖字卖到明年修缮了祖坟以后就再也不卖了。一九四八年，一年期限已届。四方求字者依然络绎不绝，故门人寿景伟等发布了一个《蠲戏老人鬻字展限并新订润例》，说再延期一年。过了这年，想求马先生的字也求不到了。所以求字者莫不踊跃。到一九五○年，马先生仍然要靠鬻字为生。后再出《蠲戏老人鬻字代劳作润例》，言明：“愿以劳力换取同情，用资涓滴。”四次鬻书虽说各出有因，但他在每次鬻书之前都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即经过一段时期的临书来充实自己，可见马一浮在书法创作上的严谨态度。正是经过这种边临边创、以临促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马一浮个人书风的形成而价值取向。

马一浮 1933年作篆书十言联纸本镜心 241×38cm×2

他的书法路径在于融合、北碑之气韵骨势，进而远接钟王。他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由此诗可知，他自己的书法所成，自视甚高。且独钟于王羲之。他不同于当时尊尚北碑的书家之处在于他对古典审美回归。他的这种审美取向也表现在他的一些题跋当中，例如：“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大抵多识古法，取精用宏，自具变化”。在探究书法历史沿革变迁时，他十分推崇隶书的作用，强调对篆隶的研习是追古溯源的正道。他说：“元常谓多骨丰筋者圣，唯石门颂足以及之。然但务瘦硬而乏气韵则失其意，知此者鲜矣”。

行书自作詠物诗八屏纸本镜心 149×39cm×8

马一浮书法中成就最高者在于行书，根基是始于《圣教序》，他借鉴朱熹之笔意，参以篆隶、北碑之体势，结体略呈斜紧，尖笔与方笔并存。书体呈现出一种茂密峻爽，气韵潇洒的风格。他早年学书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兼用以唐贤骨法:“取北派之雄杰以充筋骨,而尽变其粗行之面貌,得南宗逸丽温润之韵致,而一洗其姿媚粉泽之态。”所以他的行草书碑帖交融,清雅高古。其结体坚紧,取势侧媚而险劲,但笔画俊迈秀拔自成一格。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隶书则以《石门颂》为宗。在为家族题写的《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茔记》和为岳丈汤寿潜写的《墓志铭》,他均用了八分隶书。

马一浮篆书节录《庄子·大宗师》纸本镜心 33.5×131cm

二十世纪书法变革中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尊碑的就一味贬帖，崇帖的又一味贬碑。两下都坐下病根而不自知。很多写碑的书法有生硬造作之气，写帖的又柔媚油滑。而真正能达到“遒媚”这个境界的，马一浮一人而已！他在长期的对古法浸淫当中，在碑与帖之中打通了间隔，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2015年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浙江图书馆、浙江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游艺证道——马一浮书法展“，此次展览共展出马一浮作品近180件，包括书法、诗(词)稿、书简、碑铭、序跋等，其中半数以上的作品为首次展出，里面不乏稀见之珍品。马一浮许多传世墨迹大多写在纸本上，洒金宣、描金笺、虎皮宣等，当然书札、诗简一类常见用色花笺、八行笺和各个时期自制的“宛委山堂”笺、“复性书院用笺”、“智林图书馆”笺等，甚至有他写在烟纸壳上为猫开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