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mengmeng】“原创”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工资差距——是基于分位回归的分析。

刘伯惠1寇恩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中央金融大学税务学院)

摘要：在我国城乡统筹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展开对农民工化及由此造成的工资差距的分析。在修正劳动参与和单工化的样本选择问题上，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估算农民工工资函数，采用MM方法分解短期和长期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实践证明，通过高学历、培训经验、当地、亲缘关系及正规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很可能获得长期合同。地方和教育对移徙工人的工资有很大贡献。两种合同类型的农民工在工资分配的底部有很大差异，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有粘性地板效应。这些结论对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加快城市化进程、平衡地区间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工资差距分位数回归粘性地板效应

JEL: J31、J41

一、介绍

在我国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作为过渡人口群体，稳定的就业对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过渡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农民工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就业不足和单工化问题。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调查中对“第一次离开农村故乡的原因”的回答显示，与过去农民工不同，新一代农民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的只有29%，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家乡没有发展的机会，不想过那样的生活(22.62%)。见了世面，以后为了积累经验而出来了(20.15%)。新一代农民工不会受到给家庭增加收入的压力，他们有更多的心理和精神诉求，往往通过快速的工作流程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这在问卷中对第一次辞职原因的回答中更加明显。91%以上的农民工因不满足雇佣单位条件而选择主动辞职，被动辞职的只有9%。

农民工短化将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没有为短期农民工提供培训的动力，不利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库存的上升，难以获得晋升机会和高报酬，农民工的单工化行为进一步加强。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降低企业运营成果和产品质量，不利于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从宏观层面来看，这种雇佣上的短期行为不利于地区和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研究农民工短化的特点和原因以及相应的工资效果，可以提供缓解上述问题的线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目前有很多有关农村和城市发展、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例如沙司胜和姚宣国(2006)、邓谷港(2007)、邢春冰(2008)、邢春冰和罗超良(2009)等。关于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的文献还不多，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如Meng(1998)、Liu、Meng、ZANG(2000)、Scot Rozelle等(2002)、杨智娜(2002))关注不同合同类型的员工收入差距的文章是孙艺军Jadunay(2010)，该文章分解了不同劳动合同人员的工资差异，结果表明，长期劳动合同工的工资比短期劳动合同工低42.184%，比无劳动合同职工低29.16%。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分位回归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民工中短期劳动者和长期劳动者之间工资结构的差异和工资差距的异质性，分析了外来短期劳动者是否面临玻璃天花板效应或粘性地板效应，并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使短期劳动者能够以更广泛的视角理解受到的工资歧视，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与标准OLS方法不同，QR (Quantile Regression)可发现更多工资分布的位置、大小和形状，并有效地处理非正态分布误差，从而实现对变量异常值的更强参数估计。同时，我们利用Buchinsky(1998，2001)方法的变体解决了工资方程的就业和合同内生问题。为了研究工资超额报酬，我们采用了比传统的Blinder-Oaxaca更准确的Machado-Mata(以下简称MM)划分方法，实现了对工资差距的各分位数划分。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运用分位数回归和MM分解方法，分析了整体工资分布中农民工短期劳动者和长期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其次，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同时控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合同类型的自我选择问题，使预测结果更加准确。

二、经验模型

为了研究工资分配不同点的工资补偿差异，我们使用分位回归模型分析合同类型和其他个人特征对工资分配的影响。线性回归模型通常关注平均效果，并将每个变量的影响视为简单的位置移动(Location shift，Melly，2005)。分店

位回归模型作为OLS的扩展，把条件分位回归描述为可观察到的异质性的线性方程，对条件工资分布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描述。

我们把本文需要估计的人力资本工资设定为（1）式，

从户口所在地看，本县市的农民工务工合同长期化程度较高，工作更稳定。从工作获得方式来看，通过职业介绍所、政府组织，以及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稳定性更强，而通过弱关系所得到工作的稳定性较差。这与翟学伟（2003）的结论类似。女性获得长期合同的概率小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农村的角色决定其要担任主内的家庭帮工，也可能是源于企业对女性的歧视。是否参加过培训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工作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留住这部分高技术工人，大多企业愿意提供长期合同。受教育水平也是农民工获取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农民工为参照组，初中、高中、技校、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民工获得长期合同的机会大大增加，并且学历越高，获得长期工作的概率越大。提高农民工的正规教育水平，并为已就业农民工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可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化。从年龄上来看，与21岁及以下的农民工相比，22-40岁的农民工稳定就业的机会更大，41-60岁的农民工获取稳定工作的机会较低。这说明我国聘用农民工的企业对体力要求较高，“干中学”得到的经验并不是企业聘用时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也反映了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从业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部分工作是简单的重复性作业，技术含量较低。从职业来看，与生产技术工人相比，管理人员的工作倾向于长期化，服务业人员的工作也比较稳定，但是建筑工人多为短期工，这与职业性质有关，建筑工程多为项目制，项目一结束，农民工离去的也比较多。

五、分位回归结果

我们对工资的分位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就性别而言，存在显著的性别工资歧视，这与李实和杨修娜（2010）的发现一致，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工资分布顶端性别歧视更为严重，长期工和短期工都存在这种现象，并且短期工的歧视程度高于长期工。另外，长期工和短期工的工资随经验的增加而增加，且增加速度速逐渐减小，但长期工经验回报率高于短期工。

在不同的分位数上，已婚并不存在收入优势，婚姻溢酬在农民工中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群体主要由单身进城务工农民或未婚年轻人组成，婚姻无法对其行为选择造成明显影响。在教育水平上，以小学为参照组，大学及以上、职业技术学院、高中、初中的工资都较高，并且随着学历的提高，学历的回报率也在增加，同时，参加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也有促进作用。在年龄上，我们以16-21岁作为参照组，长期工和短期工存在明显的不同，在长期工的低收入阶段参照组有明显的收入优势，而在高收入阶段，高年龄收入较高。但在短期工中，青年人都集中在高收入阶段，中年人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老年人在整个收入分布中比例都较低。

在对企业规模对工资影响的分析中，我们把5人以下的企业作为对照组，6至20人规模的企业随着分位数的增加，长期工的工工资收入差距逐渐由10分位数的0.133，单调递减为90分位-0.222，短期工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其他企业与参照组的工资差距也是随着收入增加而单调递减。这说明在低收入阶段，越大规模企业的农民工收入越高，而在高收入阶段，越大规模企业的农民工收入却越低。总体来讲，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工资回报也随之增加。

在区域差异上，以武汉为参照组，中西部的城市如合肥、郑州、洛阳、蚌埠和重庆的工资都低于武汉，而东部的城市除了东莞之外，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无锡、宁波的工资都显著高于武汉，这说明农民工的工资存在显著的地区域差异，东部城市的工资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

就职业来讲，我们把生产工人作为参照组，在10分位数上，长期合同工的管理人员高于生产工人4.32%，而在90分位数增加了15.3%，因此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长期工的管理人员与生产工人的工资差距在拉大，短期合同类型管理人员的工资虽然也高于生产工人，但是大部分不显著。建筑工人的工资在整个工资分布上也高于生产工人，其中，在长期工中，建筑工人在中分位数的工资较高，在分布的两端差距较小，而短期工在收入的顶端工资差距较大，且显著。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工资却低于生产工人，在整个工资分布上，两者的长期工也是在中间的分位数差距较大，而短期工在工资分布的顶端差距较大。

从本模型的自变量来看，无论是长期工还是短期工，教育和区域的参数较大，说明农民工内部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教育和区域造成的。另外，劳动参与选择误差调整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本模型中劳动力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对模型的结果影响不大，然而合同类型选择调整项的系数在长期工的90分位数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在下面的工资差距分解中，加入了此因素。我们同样对公式（5）中k=2也进行了回归（由于版面限制，具体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要），发现误差调整项的平方项不显著，因此我们主要分析k=1的回归结果。

七、结论与建议

为推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市民化，必须破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然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逐步推进。从目前看，改善农民工就业短期化的局面，使农民工就业趋于稳定化和长期化成为渐进改革的一种途径。

从本文对农民工短期化的分析结果看，本地农民工工作更稳定，合同长期化明显较高，通过亲缘关系和正规劳动力市场更容易获得长期性的工作，教育和培训也有利于农民工获得稳定的工作。在工资回归结果中，农民工存在性别工资差异，随着学历的提高，教育的工资回报率增加，参加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有促进作用，长期工经验回报率高于短期工。此外，东部城市农民工的工资都显著高于中西部城市，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工资分解的实证结果中，我们发现短期农民工与长期农民工之间工资差距在收入的底端相对较大，短期农民工在工资分布的底端受到的工资歧视要大于收入的顶端，即存在粘性地板效应。

综合以上各项结论可以看出，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要着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通过产业内部的再分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吸纳当地农民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实现农民的“就地转化”，这是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并由此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可行路径。作为配套措施，要促进农民工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为农民工提供更为丰富的培训资源，同时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就业服务市场,帮助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在农民工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中，为了平衡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应该更多地关注于收入分布的底端，加大最低工资法的执行力度，增强最低工资制度的遵循程度，改善农民工在收入分配底端的工资收入差距。促进建立类似工会的农民工联合组织，让农民工不必担心失业，改善农民工的谈判地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