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天】《萌芽》编辑谈写作：留下空隙重新审视生活

在中国，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很少能在文学简历中绕过《萌芽》和“新概念”。

11月15日，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萌芽》杂志编辑、作家徐敏霞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创作系以8期《名家作家谈》为主题，介绍了33600《青年作文：空隙的价值》。

11月15日，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萌芽》杂志编辑、作家徐敏霞客师范大学创作系第八期《名家作家谈》。叶良丽照片

《萌芽》首次变身，在缝隙中生存

《萌芽》创刊于1956年7月。当时，在巴金的提议下，这本纯文学杂志成为许多初入文坛的新人的平台。“这和像《萌芽》 《收获》这样严肃的文学杂志没什么区别。”

徐敏霞说：“到1995年为止，还可以看到叶公建、陆文部、GAFI、张伟、地理、联科、贾思达、阿莱、洪荣、秋华洞的名字。”那个时期的作者与社会变革的联系特别紧密，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非常敏感。当时，在各种文学思潮的渗透下，散文和小说创作的语言都是诗化的，也有很多充满隐喻和语言实验的先锋派作品。" "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国民阅读文学期刊的盛况消失了。另一方面，人们的创作热情也没有那么高。《上海文学》销量持续下降，生存也很难持续。1996年，刚刚收购《萌芽》的新任主编赵长川与当时的编辑们讨论了改编，使《萌芽》的读者从普通文学爱好者转变为高中生和大学生。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仍然对阅读充满热情，并且希望通过文学来引导自己的生活。”徐敏霞说，读者定位的变化也会影响杂志作家队伍的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当时文坛上有不小影响力的很多作家，编辑们只能忍痛做爱。”

与此同时，《萌芽》设立了“萌芽新人奖”，以每年征文的方式吸引中学生作家。去掉了《萌芽》度之前的理论版，增加了大量与校园生命紧密相连的内容。“那段时间杂志的文学担当是‘小说家族’，张烈妍、安家、张峰、王若虚、张艺美、古书义都在这一栏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应该说，自1996年以来，《萌芽》这一基本定位至今没有改变——。那是一本深耕的青年写的文学普及性杂志。”

在徐敏霞看来，《文学普及性杂志》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处于两条路径之间的状态。“已经调整了读者定位，内容和表达不能有太强的阅读障碍。要让读者“到达”，让读者“收到”。”说了。(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读本)但同时，《萌芽》有着深刻的文学烙印，因此要坚持自己的基本审美，避免低俗、抒情、程式化的写作。要保持这种刚刚好的状态不容易。" "

《萌芽》二次变化：“陪伴”青年时期徘徊的关卡

《萌芽》第一次开版后不久，一位作家发了一篇散文，说不能教家里孩子的作文。这个话题引起了社会话题，引起了《萌芽》编辑部的注意。

“我们的应试作文为什么和文学差距那么大？编辑们萌发了举行与应试作文及各种作文比赛截然不同的作文比赛的想法，邀请了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很多学者举行了会议。出乎意料的是，当时高中中文系的很多老师也有同样的苦恼。通过高考招不到真心热爱创作的年轻人。大学中文系巫山作家几乎已经被大家默认了。”

以此为契机，1998年《萌芽》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举行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比赛。

为什么叫“作文大赛”，徐敏霞认为这个名字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那不是一开始就看文生义的作文比赛。这可能是因为，与成熟的文学创作相比，所需的字数较少，但5000字也比普通中学生作文竞赛的字数多得多。或者像“文学”这样沉重的头衔让参与者感到惊讶，不愿意给他们取比较折中的名字。(莎士比亚。温斯顿。)

如果今天出生，“新概念作文比赛”可能会被命名为文学奖。因为它最强调创作的文学性。徐敏霞说，这种文学性是语言的创新、技巧的引入、叙事节奏的控制等形式。还有一些内容，比如鼓励年轻作者看到平时不注意的东西。可以是具体的事物或人的处境。(莎士比亚)。

每年在大量的投稿中，其实还有那种应试高分作文。就是写一件事，拿出正确的道理。(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在读)“这样的文章，与作者的情感相连的地方在哪里？与读者的情感联系又在哪里？所以原告看起来铺天盖地，但最终能获奖的也是如此。能深入思考人和事，能以文学方式表达这种思维的人总是少数。我们比赛的功能是找出这些作品。”

徐敏霞说：“新

概念作文大赛”的影响力，很长一段时间读者会把《萌芽》和“新概念”等同起来。“实际上和比赛相比，《萌芽》是一个更系统和完整的青年写作平台。获奖能证明写作潜力，可是要写出真正完整的作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杂志就有相应的短篇小说、散文等栏目，甚至长篇连载的栏目，各有各的要求，这是为青年人 ‘后新概念时代’写作实践设置的。”

2016年，《萌芽》再次进行了改版。一是装帧的变化，包括封面、纸张、厚度，把原来80页的杂志扩充到112页；另一方面更明晰了杂志内容的梯度，分为知名作家访谈+新作，成熟作者的创作和专栏，新锐作品，以及精选的当年度新概念作文。

“老作者和新作者，成熟作者和初写者，可以同时亮相。这样安排，是因为15岁的青年和25岁的青年、35岁的青年面对的问题、受到的压力、体验的情感不一样。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校园也不再是过去封闭的校园，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这些新的社会动向。”徐敏霞称，重新改版时，《萌芽》提出了一个“陪伴”的概念，就是希望在青年时代各个徘徊的关口能和大家一起共情。

与习以为常的生活拉开一点点距离

其实，“缝隙”一词，既是对《萌芽》而言，也是对那些写作者而言。

“有一些在校作文很优秀的同学，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却失利了，他们归结为年轻人生活经验的匮乏，每天家和学校两点一线，接触到的就是这点人，这点事，怎么可能写出独特的东西？作为编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借口，但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借口，不是一个有敏锐触角的写作者应该有的借口。”

徐敏霞说，并非所有的文学写作都要去创造一个别人见所未见的新世界，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对平时熟视无睹、理所当然的事，产生一点怀疑和思考。“自我怀疑是一种挑战，是艰难痛苦的事，尤其要在那么多年应试作文看到A就联想到B的惯性思维下，大家都太会理直气壮地说正确的道理了。”

她举例，去年有位四川的初中生写了一篇参赛作品，文笔和结构上都不是完美的，但所呈现的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反思却很耐人寻味。

“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家都会习惯性地对动物表现出保护的姿态。但刚刚救助受伤麻雀的女孩可能和百无聊赖碾死蛾子的是同一个人。于是作者就想，其实在大家心中动物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在无意识中把它们分为值得去保护和不值得去保护的，保护动物仅仅是一种正确的姿态和口号。她把这种居高临下的选择，称为君王感。”徐敏霞提及，这位初中生以平静的语气来说自己对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的质疑，没有排山倒海的灵魂拷问，但读来大家不由自主地就会联想到对人类社会的隐喻。

还有一位高中参赛者也写了一件日常小事：高中时学校组织了一次亲子远足，“我”以为妈妈不会参加，因为“我”习惯了自己解决自己的事。但妈妈竟然同意参加了。但当同学、家长也聚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显得很无措。“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忽然发现平时对“我”比较强势的母亲是个社恐。

“照青春期叛逆的心理，我们可能会有点幸灾乐祸，发现了大人的笨拙再踩上一脚，或者存心无视它，来宣告自己的精神独立。但在这个作品里没有这样。‘我’积极尝试给母亲解围，母亲虽然非常笨拙和不自信，但为母则刚，她也积极尝试融入到别的家长中，最后母女俩都如释重负地完成了这次远足。”徐敏霞评价，在5000字的限制下，作者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类似于一个瞬间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没有社会经验、不能经历大开大合的人的身上，但大家不容易想到去写。”

徐敏霞说，其实我们只需要养成偶尔跟习以为常的生活拉开一点点距离，观察它，重新审视它，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素材自己就跳出来了。又因为这样的题材非常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很容易被读者“接住”。

“人总是被各种现实中的各种烦心事包围，不是学业就是工作，不是工作就是青春期的困扰本身，但如果能在繁忙中留一条缝，跳出一些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种文学思维的锻炼会带来的新乐趣，它是曲折的，不太方便直接的，所以它才显得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