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高中生拍摄了以“变性人”为主题的电影,展示了“所有在自我探索道路上挣扎的人”的电影。
浩然/口传
毛晨宇/定理
我叫胡兰。人大附中国帝部的高三毕业生。
2017年7月下旬,我拍摄的电影《逃离》小规模上映。三次放映加起来只有80人,但引起了很多讨论,甚至一度上了微博热榜。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我把相机对准了把女孩关在身上的男孩。
男孩的名字叫“榴莲”,他喜欢玩滑板在校园里闲逛。他内心的女孩自称“长安记”,只出现在独自一人的房间和网络世界里。这是变性人(Transgender)。他的心始终在拔河,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在这种角力中,他不断探索自己,最终学会接受自己。
“自己”
从2015年暑假开始,我想以“成为自己”为主题拍电影。灵感来自一位前辈对朋友圈的感叹。那是失恋宣言,但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大卫亚设)。
想起来了以后,我一直在找主角。起初,我认为“他”应该是阅读障碍。拍了几个镜头,我觉得这不是个有趣的人物。此后,这个人物多次改变,从阅读障碍者、学校暴力受害者转变为社交恐惧症患者是不可取的。(威廉莎士比亚,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读书)
今年1月的某一天看了变性纪录片《有性无别》。在短短的34分钟里,我看了8个变性人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变性人”的存在。当我想起片尾曲《我》的时候,我脑子里反复问的是“我是怎么样的人?”是。
电影的最后一幕写着:“我们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世界改变而勇敢发声。”那一刻,我一直想找的那个主人公找到了。差不多一瞬间,我决定拍一部以变性人为主角的电影。
对变性人来说,这部电影中有这样一种解释:“人的性别认识中枢和生理性发育不一致,认为某人的生理性是女性,但认为自己是男性的人统称变性人,其数量约为30万分之一。”
当然,这个解释是有争议的。到目前为止,人们无法准确定义“变性者”,最负责任的回答是“我也说不好”。但这并不妨碍我拍摄有关变性人的电影。在我们找到对这个群体的正确定义之前,我认为至少应该先看看这些被忽视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约翰f肯尼迪)。
这是“看不见的”团体。2015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埃迪雷德缅因主演的《丹麦女孩》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世界上第一批通过变性手术变成女性的变性者,但在电影的3万多个豆瓣评论中,大家都在讨论演员和导演。
胡锦涛
2017年,中国(大陆)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跨性别者群体进行定量调查。5年前就有专家呼吁实现变性者权益,但当外界提到接纳变性者时,性学家方面表示:“社会对变性者有接纳吗?”说。我觉得几乎没什么可接受的,所以一直把它当成病。(莎士比亚)。" "
之后寒假的时候,我进入了“变性人”群体。看了相关的书和电影,参加了讲座,在纪录片中找到了变性女性HC,通过她加入了2-3名变性者的微信团体。
我很少在群里说话,更注意他们在说什么。遇到发言积极的人,我给他们发私信,让他们谈谈探索自己的过程。
整个一月以来,与变性人的交往、剧本的编写成为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唯一活动,一直持续到剧本终于成为原型为止。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拍摄《变性人》电影的决定震惊了一些人。
我有一个还算好的朋友,制作组成立初期经常来帮忙打杂。看到我推荐的《有性无别》后,他给我发了信息。"我很震惊,但不能接受。"从那以后,我很幸运不再出现在电影里了。2月启动的时候主演没有跑。(大卫亚设)。
张雨衣
张雨佳是我高二时预约的主演,当时他演的还是那个阅读障碍者。一年过去了,剧情急转直下,这次得分了两个角:扎着脏头发的男人网眼、踩着高跟鞋的女人安琪。
他好像已经知道这样的角色在等着。几年前开始留头发,还准备了高跟鞋,他比安琪先穿这双鞋,据说他找到了“鄙视一切”的气场。
但是我们还是给他集训了。在女装片场,我
们随时准备纠正他走路的体态。等到他在房间对镜化妆,换上旗袍的时候,我剪出了全片最惊艳的三分钟。背景音乐选的是《花样年华》中的配乐。当初写剧本时,这首曲子就始终在循环播放。他的女生扮相确实很美。跌跌撞撞穿着高跟鞋走了几次后,就很少有人能看出他是个男生,顶多因为把他当成一个个头超过1米8的女生多打量几眼。张宇歌在片中一共有14套服装,整整一拖箱,主要来自剧组成员赞助,尺码是一律的不合适。那件白底蓝花的旗袍是我们唯一花钱租的服装。他到现在还总忍不住跟我抱怨“那件旗袍还是有点大了,不能突出我的曲线美”。明明能穿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大家都说再找不到比我们更寒酸的剧组:经费为零,设备靠借,服装自理。我却觉得,一切都早已准备好。
电影里,男主角暗恋一位高中同学,为了让这段感情的产生更顺理成章,我给他们安排了一段童年邂逅,这段邂逅中还有一个信物。当时家里刚好有个套娃玩具,我随手就拿来做道具了。后来我才知道,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非营利组织为了进行跨性别者教育专门设计的玩具就是一组俄罗斯套娃。
“高中生凭什么谈跨性别者”
从1月到6月,我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表上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就是拍摄和剪辑。我需要按照每个人的课程安排找出空课时间,一一列上需要出现的演员名单、拍摄戏份、集合时间和场地等。周日上午跟每个人一一核对确认才算最终敲定。主演们的课程表现在还印在我脑海里。
高三上学期,我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本该放榜的3月底,我没有等来录取通知,收到的是一张候补名单,要等到5月底才能得到最终消息。这真是难熬的两个月,学校的事儿悬而未决、5月初的重要考试即将到来、电影拍摄才进行了一半。像是一种发泄,我把拍摄《逃离》的经历写成文章,提交给了申请的大学,五月底,录取通知来了,电影也即将上映。
为了电影能公开放映,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在跟学校老师谈判。
原本是冲着参加学校的电影节去的,结果没拍几个镜头,我就得知今年的规则改了。去年“高三也能参加电影节”的规定不顶用了,我们被拦在了放映厅之外。
几经沟通,依旧无果。我们合计着租了个教室,最先在学校进行了公映。到场的不过20个同学,大部分都是朋友拉来的。后来又在校外租了个场地放了一场,第三场放映在北京同志中心。
那天是7月21日,我紧张地坐在北京同志中心的放映厅。电影结束后,有沉默有质疑有赞许。沉默的人专注于讨论演技,对“跨性别者”这个主题避而不谈。质疑的人当场站出来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接受心理辅导的群体”。
随后,争议在网上发酵得更厉害。隔天推送的一条相关微信文章阅读量很快突破了10万,在微博上也引起了过万评论。叫好声不绝,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少年不知愁滋味”,高中生压根儿就不明白“跨性别者”这一群体,甚至有同为人大附中的校友认为这是“歪门邪道的东西,会把人带偏”。
这些偏见和错误的认知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做这件事的必要性。当然,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项目主管Kelly觉得我们并未理解“跨性别者”。在她看来,我们在定义角色性别的时候是存在问题的。在跨性别群体中,“性别”是被动获得的。一个人不能粗暴地被定义为“他是男的/女的”,妥帖的表述应当是“他被指定的性别是男的/女的”。
在电影的最后,我写道:“献给每一个在自我探索道路上挣扎的人。” 所有的一切对于我们而言都是难得的经验,越多的人逃避、不了解,就说明这是一件更需要去面对、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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