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陈凯歌:谁能比我写得好?
1988年,《红高粱》获奖时,带着36岁的陈凯歌《孩子王》参加戛纳电影节,吴宇回来了。
席间有个叫西风的女人找他说。“我手里有一个剧本,希望你能拍下来。”
五年后,陈凯歌再次杀了卡恩,再次拿着金棕榈。
这就是《霸王别姬》的由来。
被西风说服后,来到陈凯歌作家芦苇商量剧本。陈凯歌认为李飞华的原著是三流小说,格局不大。
陈凯歌和芦苇
芦苇说:我可以改变。你可以提出意见。如果有问题,我们商量一下修改。但是剧本一个字都不要碰。
“太好了,”陈凯歌说。我节约了时间”,欣然答应。
修改后的剧本与原作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性恋等敏感内容很多,害怕剧本无法通过审查,芦苇用了5天假剧本受审。
芦苇和张国龙
考官想知道陈凯歌这样无聊的故事里有什么好照片。
陈凯歌马马虎虎地说:我想拍这个。
回顾2020年至1993年的《霸王别姬》,这似乎是陈凯歌导演生涯中唯一一次非常饱满地描写故事和人物。
部分原因是他没有碰剧本,而是找到了合适的作家。
但是电影取得巨大成功后,老人眼中似乎变了一个陈凯歌。(莎士比亚)。
导演是OK的,觉得自己什么都OK。
芦苇说了《霸王别姬》后,陈凯歌开始自负起来。“他的创作状态在那之前和之后判定了两个人。说话的那种语气、语境、他以大使自居的这种姿态一下子重新拉开了与人的距离。”
《霸王别姬》之后,1996年陈凯歌邀请芦苇担任电影《风月》编剧。
芦苇查了资料,故事只是来自房间里的一句话,实际历史不能依靠,不相信陈凯歌,两人不欢而散。
从这里开始,陈凯歌偏好向幻想题材更进一步。
此后,在几乎所有导演作品中,他都要染作家。
1998年,写陈凯歌《荆轲刺秦王》的时候没有联系芦苇,但是芦苇喜欢这个素材,所以很兴奋地来找我,说不喜欢剧本,我就写给你。我们再合作吧。
陈凯歌回答说:“我放心了。我自己写的。"
2005年,陈凯歌加入了大片团队,写出了《无极》的剧本。
剧本完成后,他非常自信地说这是一个好剧本。
eight="344"/>结果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扑街,所有风头都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了。
一向文雅的陈凯歌失了风度,破口大骂:“做人不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
无论如何,《无极》都不能算是一个讲得好看的故事,陈凯歌所谓的“五年之内没有人能看懂《无极》”的狠话,只是伴随着“艳照门”的爆发,让《无极》被重新挖出来,里面几个主角的台词成了网友们最喜欢的笑话之一,能玩好几年。
陈凯歌个人对故事的审美也一再让人感到困惑:那个拍出了《霸王别姬》的人哪儿去了?
直到去年,陈凯歌上了一档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这个谜团有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在节目里,他被称作是“中国最会调教演员的导演”,讲戏讲得入木三分,和郭敬明整天故意抖术语显得自己对电影很专业不一样,陈凯歌的指点能不用术语就不用术语,都是大白话,却能让演员们听完都微微颔首,都知道自己刚才哪里有问题。
但他后来那么多片子,都很难称得上“精彩”二字,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心里的戏太多了。
他对剧中人物的理解,比他用电影呈现给你看的那部分,要多得多。
可能一个角色出场也就15分钟,但要让陈凯歌把这单单一个角色的故事全拍出来,可能100分钟都不止。
而陈凯歌不知道把哪些情节有机编织起来,是最能凸显人物、最精彩、最富悬念、最好看的安排。
用歇后语来说就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他适合揣摩分析人物,适合导戏讲戏,但不适合编剧。
在他的很多作品里,比如《道士下山》,主要人物单薄得像个纸片一样,而陈凯歌对每个角色的理解可能是一座座尘封的冰山。
再比如2017年的《妖猫传》,故事开头还充满悬念,妖猫在长安城兴风作浪,男一男二白居易和日本僧人空海一同探寻杨贵妃之死的秘密。
白居易和空海共同寻找当年的真相
结果到了故事后半程,马嵬坡兵变后节奏就变得疲软,男主角变成了一对白鹤少年,守着杨贵妃的尸体不离不弃,仅跟贵妃有一面之缘,却花了30年为贵妃寻仇。
白居易和空海到故事后半程成了两个看客,而白鹤少年为什么强烈地要为贵妃“复仇”,动机交代又不清楚。
没有一个人物刻画得鲜明、饱满,故事也从悬念迭出变成了拖沓乏味。
这部电影的首席编剧是为李安写过《卧虎藏龙》的王蕙玲,但只要陈凯歌插一杠子,谁当首席都一样。
中国电影想要实现“工业化”,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就包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你适合编剧就编剧,适合导演就导演。
因为心比天高,于是就大包大揽,最后的结果就是后来的作品都“命比纸薄”。
从这个角度说,《霸王别姬》在世俗荣誉上过早的摘金夺银,可能反而害了一个原本能跟一流编剧默契配合的大导演。
尾声
在中国,有“第五代导演”的说法,说的是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其中代表人物有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等人。
严格来说,冯小刚不算“第五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但很多时候为了叙述方便,也把冯小刚给算进去了。
可以说这一代导演的优劣势几乎同样明显:
代表中国电影首获国际大奖的是他们;
开创中国商业大片的鼻祖是他们;
激活沉睡的观影人群、开启21世纪中国电影大发展的是他们;
首度尝试国际合作、推进电影工业化的是他们;
如果100年后,有人写一部《中国电影史》,第五代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代。
但对剧本和故事的轻视、做不到商业和艺术的平衡、与时代社会的严重脱节、过度的自我陶醉和自我表达,同样是他们在2010年代后迅速走向衰落、被市场边缘化的症结所在。
整个201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化新面貌:
有郭敬明这样跨界的新人导演,走纯商业化路线,要钱不要质量,靠烂片《小时代》狂赚十几亿;
有持续关注内地题材的香港导演,比如拍出《智取威虎山》的徐克、拍出《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的林超贤、拍出《亲爱的》(走失儿童题材)《中国合伙人》《中国女排》的陈可辛;
还有持续深耕喜剧的徐峥、黄渤和开心麻花;
……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一群70后、80后的年轻导演正迅速崛起,从中低成本的制作冒头,不断精进,朝着驾驭类型更丰富、体量更宏大电影作品的目标持续迈进。
而他们取得成功的每一个侧面,都反映着如今“第五代导演”不肯做、也不愿做的一个领域。
第五代导演真正的危机还不止于此。从《甲方乙方》《霸王别姬》《红高粱》开始,直到现在的《芳华》《妖猫传》《影》,冯/陈/张三大导演的多数故事高度依赖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包括莫言、余华、严歌苓、王朔、刘震云等。
而当这一代中国作家多数不再是中国文学主流、过度沉湎特定时代、不聚焦当代社会、陷入低产和半退休状态后,第五代导演们接下来的“好故事”要从何而来,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芸知道》暴露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一个导演再大牌,如果他没法用好故事跟当下观众产生链接,那他也终将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
就像20世纪末,中国人期待着《红高粱》,期待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期待着《我的父亲母亲》,留恋着一个农业社会末期,平凡人精彩的阡陌生活、喜怒哀乐。
今天的中国人依然乐观地期待着,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中国导演能讲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故事。
无论哪一代导演和编剧,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去展现它、不逃避,才是对当代观众最大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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