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天】考虑小农户对农民、14亩玉米、2000亩水稻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辽宁省盘锦市在大村。中午12点多，66岁的李光玲开着农用三轮车，拖着一根玉米棒回家，卸下玉米棒后，开车打开门，经过村里的商店，李光玲停下车买了两瓶散装饼干、两瓶水，又回到了地上，妻子还在田里等着他。拽着晒干的玉米茎，两个人坐在座位上开始吃午饭。

中午，66岁的李光玲坐在稻草上吃着从村里商店买来的散装饼干。新京报记者王英照片

李光灵种的14亩地都是玉米。收获的时候，先把玉米割在地上晒干5、6天，还有一个把玉米棒子劈开，装上车送回家，然后把玉米茎捆起来拖回家，冬天生火做饭取暖。(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季节名言》)。这次收获的工作从10秒到10月底都不能结束。

李光岭的玉米地对面有200多亩水稻也快收割完了。水稻的主人姓刘，在周围共租了2000多亩稻田进行机械化种植和收获时，四台收割机每天可收30 ~ 40亩。这约200多亩的米水稻田是最后一个稻田

他以古老的方式生产

李光玲夫妇每天早上7点左右出门，晚上5 ~ 6点回家，太阳升起，太阳落下，遵循古老的生产方式————户生产、手工栽培，使用机器的唯一时间是在春播前用机器翻地垄。此外，14亩玉米都是人力生产的。

李光灵种植的14亩土地都是玉米。新京报记者王英照片

这块细长的土地约有10亩、30米、40米宽、100多米长，占李光灵家14亩耕地的大部分。以前种过塑料大棚蔬菜、香瓜，后来有点不种了，不种了。这几年一直种玉米，一年一季，主要工作都是李广玲一个人做。

事实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李光玲有两个儿子，都在城里打工，都成家了。大儿子已经生了孩子，李光玲的妻子去城里看孩子了。小孩子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暂时不用担心。

每年“五一”前后，李光玲都会请开农机的人帮忙翻田沟。但是把上一年留下的稻草刨平了。“人不容易工作，机器就很简单。”

种粮食不是春天种秋收，而是播种前给底肥，中间打秋雨，打农药，遇到干旱要浇水抗旱。

李光玲开着他的农用三轮车一个人下地，一个人回家每年种一个季节，差不多半年伺候他14亩玉米，只要秋收的最后一个月，妻子就会回来一起收割。

他用机器耕种大地

玉米田的边缘有4 ~ 5米宽的土路，一辆大车填满了道路，路中间有深深的车辙，多辆厢式汽车穿过这条路，停在不远的稻田边。这是200多亩稻田，第一天四台收割机一起收割，第二天只剩下一台。

收获季节没有驾驶舱。司机穿着厚衣服，戴着口罩，站在小操作平台上。一站一天，费用按面积计为70元，每天可收取30 ~ 40亩。

农机驾驶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新京报记者王英照片

宽度超过3米的切割刀，将稻米在收获季节容易卷起来，粉碎稻草，抬进后田，留下未剥皮的稻米，用输送管倒进到达车。

货车来自曲库，装满后立即被拉到曲库，装上秤入库。

水稻的主人姓刘，不是本村人。七八年前，他在这里租了2000多亩地种水稻，这块地是最小的。

2000多亩水稻从种植到收获，刘师傅几乎不需要自己动手，全部由机器完成。他只要付钱雇就行了。甚至卖谷物也不用太担心，规模上升后，自然会有粮食仓库的人来田间收割粮食。(莎士比亚)。

货车装满来自谷物仓库的东西后，立即拉到谷物仓库，装上秤入库。新京报记者王英照片

刘师傅是专业种植者，2000多亩水稻是他唯一的产业，水稻品种好。另外，地块在盘锦，大米产业成熟，所以基本上不担心销售。相对来说，天气、病虫害等因素影响水稻生产也是农业生产必须面对的现实。

无法计算的账簿。

2019年春天虽然经历了干旱，但夏天和秋天的雨多少弥补了水分不足，粮食收成很好，但价格也下降了。“去年

卖1块3一斤，今年只有1块2，一斤低了一毛”，刘师傅说。

刘师傅算了一笔账，除了最开始平整土地的费用之外，平常种水稻的投入，包括地的租金、种子、化肥、农药、雇用工人和机器费用等，大约每亩1500元左右。“今年一亩地差不多能收1500斤，分摊到每斤稻谷上，差不多1块钱，多出来的才是利润。价格低一毛，一亩地的收入就少150块”，他说。

隔壁李广伶的玉米也丰收了，虽然还没过秤，但他估计，一亩地能打1200斤至1300斤左右。同样的，价格比去年也低了1毛多，去年收购价8毛多钱，今年的价格刚刚到7毛。

“大概估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价格，14亩地的玉米大概能卖1万3千元至1万4千元左右”，李广伶说。

家庭生产也有成本核算，李广伶说，“开春雇人起垄，买种子、化肥、农药等，14亩地加起来得投入4000元左右，剩下1万，就是这一年的收入”。李广伶的计算没有包括自己近半年的人力成本，这在小农生产的模式里，从来都是被忽略的成本。

除了种地的1万元收入外，李广伶夫妻每个月各自还有120元养老金，全年一共不到3000元，以及14亩地的农业补贴，也有2000多元，这些就是他们全部的收入。

“够用吗？”

“看怎么用了，收入低，支出也低”。

吃完午餐的李广伶坐在秸秆上，中午有些热了，他的领口微微敞开，身上的碎屑还没抖干净。他一边闲聊，一边算账，“一年下来，人情往来得两三千，剩下的都是日常的衣食住行之类，种地的1万块钱，基本够了”，他说。

农业生产向来存在不可抗的自然灾害。刘师傅和李广伶的计算是在正常年景下的，只是包含了卖出价低于往年的事实，没有包括自然不确定因素。

两个难以比较的模式

在李广伶的家里，他们夫妻两人可能是最后一辈儿种地的人了，“不光是我们家，其他人家也是，纯粹种自家地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都出去打工了，以后也不大可能回来种地了”，他说。

隔壁的刘师傅，则是另外一种模式，规模化的种植，改变了生产方式，使得低效的传统农业，变成了现代产业，农民变成了农场主，不再下地，却能够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收入。

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像刘师傅这样的农场主，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纳入农业农村部名录的家庭农场近60万家，经营土地1.6亿亩”。而早在2014年，国家农业部门就曾印发《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9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和单位再次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快培育出一大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同时要求“依法保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面向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和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制度”等。

家庭农场式的农业生产，正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但对于李广伶这样的传统农民来说，转型为农场主并不容易。

“我们很难像他们那样租几千亩地种粮食，先期的投入太高，假如租2000亩地，一亩地租金500元，就是100万元，这是先给人家的，还要平整土地，买种子、化肥、农药、雇人……还没卖钱，先投入几百万”，李广伶说，“投入之后，风险同样很大，遇上自然灾害，损失没法儿承担”。

李广伶觉得，农场化的种植，可能还得更多的年轻人来干，“我们年纪大了，种地就是习惯，而且自己种，也挺舒服，想干了就干一会儿，想休息了，躺下歇会儿也没人管，不算累，至于收入，够用就成”，他说。

小农户与家庭农场，不同的不只是效率

和家庭农场相比，小农户的生产效率显然更低，但这并非意味着小农户就要被淘汰，因为真正相比较的，不只是效率。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事实上，像李广伶这样的小农户，也在逐渐转变，从最初的纯人工生产，到开始部分依靠现代农业服务，在未来，或许还将有更多的农业服务，让他们完成现代化转型，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低效的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

当然，李广伶也有自己的考虑，“自己种地不算人工，如果全都雇人雇机器来种，就要考虑成本问题，目前卖玉米的收入，估计得全花出去，那就没什么剩余了”。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同样也提出了多项促进小农户转型的措施，包括“建立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加快托管服务”“发展型业态”等。而这些举措，仍需时间才能收到成效。

李广伶和妻子坐在秸秆上掰玉米。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下午一点多，休息完毕的李广伶夫妻，重新回到玉米垄中，跪坐在秸秆上，地里每隔几米，就放着一个袋子，不用起身，掰下来的玉米棒子，就能扔到身旁的袋子里。

旷野天低，阳光正好，金黄的玉米渐渐填满袋子，一路之隔的稻田里，收割机还在轰鸣，收稻谷的货车刚刚装满，正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