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最高首脑蒋介石张学良在西安被扣留,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
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内战”感到失望的张学良和杨虎成,为了促进蒋抗日而发动“兵间言”,这在世界上是众所周知的,但“兵间言”的具体经过仍然是蒋介石是如何被抓住的谜。
西安事变发生43年来,对“抓蒋介石”的经过存在分歧,很好奇逮捕蒋介石是如何实现的。
当时西安事变的主要相关人员之一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监禁,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谋害,蒋介石本人也不能透露自己丢脸的往事,把这件事的真相带进了棺材,“蒋”的真相成了“历史悬案”。
到1979年,叶剑英元帅收到辽宁省一位八十岁老人寄来的信,在这封信中老人详细还原了43年前那场“历史悬案”的真相。
叶剑英
那么,这位老人是谁,他为什么知道当初“抓住小张”的详细经过呢?西安事变中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这位八旬老人名叫王玉灿,曾是张学良卫队第一营营长。
混乱的“抓江”过程
在叶剑英收到八旬老人的来信之前,国内主流对《抓住长江》经过的看法是:张学良卫队第二大队中校英队长孙明九这样认为的原因是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引用的孙明九的回忆。此后,孙明九也多次在各大报纸上发表自己。
孙明九本人当初声称抓蒋介石的人是自己,但可以生动地描述具体的经过,但文史工作者发现,在寿命区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描写的“抓蒋”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他说自己束手无策地碰了蒋介石的五个洞,不知道五个洞的位置。
孙明九
显然,如果连蒋介石居住的五个大厅的确切位置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直行”呢?所以史学界不承认孙明九提供的“抓长石”,当年“抓长石”的真相也成了谜。
到1979年10月,一位名叫王玉波的东北老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发了长达6000字的信,他详细叙述了当年“抓蒋”的具体经过,要求叶剑英进行验证,并在信的末尾写道:“总之,《人民日报》。”
王玉灿的这句话无疑很重。就像告诉叶剑英一样。也就是说,自己宁愿受到法律制裁,也要恢复历史真相。(莎士比亚)。
叶剑英收到这封信后非常重视。他本人对当年西安事变的具体真相深感好奇,不相信孙明九所说的“真相”,因此,王玉的这封信迅速传达给辽宁省委,并下达了“尽快处理”的指示。
叶剑英
在接到叶剑英的指示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黄奥东迅速转交了“抚顺市委协调处”,为了反映地方委员会对叶元帅交代的任务的重视,黄奥东特地派自己的秘书到抚顺市催促本案。
最终,叶剑英交代的任务落到了抚顺市委统战部两名干部的头上,他们于1979年6月25日出发,访问了吕珍佐、刘兰博、东北军105师师长刘道文、原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吴国国等,确认王玉灿当时是张学良卫队第一大队队长。
这么多人可以证明王玉灿的身份基本没有错。
王玉灿
确认了王玉灿的身份后,1979年10月16日,统战部干部来到王玉灿老人的家里,紧握着他的手说。“在王老老师、叶元帅、省委、市委领导的关怀下,你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然后递给他一份文件,名字是《解放日报》,王玉收到《文汇报》后,仔细浏览了一下内容,看到上面写着。
“王玉1936年在西安担任东北军队总部卫队营一营一营的指挥官时,
反蒋抗日的爱国思想,参加了‘双十二’捉蒋事件。”看完《结论》后王玉瓒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激动的双手拿起笔在结论最后写下了“符合实际,同意、感激”的字样。
在接下来的聊天中,王玉瓒跟两名统战部的同志讲起了西安事变中,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捉蒋”事件。
兵谏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为了敦促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共同配合中央军“进剿”中央红军,专门跑去了西安,并将自己的“行辕”设在临潼县华清池内。
蒋介石
蒋介石这次只带了二三十个贴身侍卫,保卫他安全的工作落到了张学良卫队第1营的身上。
当时的蒋介石毕竟是名义上的中国最高领袖,身为第1营营长的王玉瓒自然十分重视,命步兵连长王世民亲自率领部队把守华清池头道门及附近公路,骑兵连长邵兴基率部队驻扎十里铺,在十里铺至临潼县城一线巡逻,手枪排长金万普率部队驻扎灞桥,承担警戒任务。
王玉瓒自己则亲率卫士承担二道门内及五间厅的守卫工作。
当时的张学良对蒋介石一心内战的想法十分不认同,曾多次前往蒋介石所在的五间厅“争谏”,在12月10日的谈话中,张学良甚至说出了“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这样在蒋介石听来十分“大不敬”的话,愤怒无比的蒋介石怒斥了张学良一顿,并将他赶出了华清池。
张学良
第二天中午,张学良又去了一趟五间厅,和蒋介石谈了一会儿后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看了一眼当值的王玉瓒,对他说道:“王营长,跟我回去一趟。”之后钻入了汽车内扬长而去,王玉瓒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跟着张学良到达了东门里东大街路南的金家巷1号。
金家巷1号原本这里是一个资本家的私宅,张学良到了西安后被改建成了张公馆,一般都是张学良和达官贵人住的地方,因此王玉瓒到了门口后就停住了脚步,直到张学良叫他进来才迈步进入张公馆。
王玉瓒跟着张学良到了大厅后关上了门,只见张学良低着头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他不敢出声,静静地等着张学良下达新的指示。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似乎在心里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猛地抬起头,对他说道:“我给你下一个命令,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
张学良和蒋介石
王玉瓒听到这个命令后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心想你刚从蒋委员长那里出来,为什么不自己去把他请过来呢?
结果张学良说的下一句话就把他吓了一大跳:“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直到此时,王玉瓒才明白张学良所说的“请”是什么意思,虽然蒋介石也算得上他的领导,但深究起来他还是张学良的“私兵”,再加上王玉瓒对蒋介石的“窝囊”也十分不满,因此迅速回答道:“保证完成任务!”
张学良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他去找谭海副官长了解作战行动的具体事宜。
王玉瓒离开大厅后立刻赶往了有“张学良第一保镖”之称谭海的办公室,将自己接受的命令向谭海做了通报,谭海告诉王玉瓒:行动时间为12日拂晓,行动开始后孙铭九的2营会配合你们,情况紧急,为避免泄露消息,你不能回家过夜。
就这样,王玉瓒在谭海的办公室里待到了凌晨2点多,然后骑着摩托车赶往十里铺,找到邵兴基传达完张副司令(张学良时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的命令后,要他立即率领骑兵连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一只鸟也不能放出去。之后王玉瓒马不停蹄地赶往灞桥找到金万普,让他率领全手枪排的战士前往华清池,准备“捉蒋”。
华清池
之后,王玉瓒再次跨上摩托车赶往华清池外步兵第一连驻地,将王世民和他麾下的三个排长找来,分别安排了任务。
12日凌晨4点,王玉瓒知道是时候动手了,赶紧带着步兵连的战士们悄悄的进入二道门中,为了避免声音过大,在行动开始前就惊动驻扎在院子里的蒋介石卫队,王玉瓒命令战士们暂时不要上膛,听到自己的命令后在行事。
王玉瓒带领战士们走至三园门附近时,远远地看到了一个蒋介石卫队的哨兵在庭院内走来走去,王玉瓒看了看表,知道是时候行动了,掏出手枪对那名哨兵“啪!啪!啪!”连开三枪,哨兵应声倒地,战士们知道这就是行动的信号,迅速向院内的蒋介石卫队发起攻击。
战斗开始后,王玉瓒派遣通讯兵联系上了正在赶来路上的孙铭九,让他和他的2营迅速赶来助战。
1营战士和蒋介石卫队交火了一段时间后,孙铭九的2营和金万普的手枪排及时赶来加入战斗,见蒋介石卫队已经被吸引住,王玉瓒叫上王世民和其他几名战士悄悄的翻过荷花阁绕到了五间厅外围,发现蒋介石居住的3号厅的门没锁,心中暗喜的王玉瓒等人赶紧冲了进去。
五间厅
当王玉瓒进去后失望的发现,蒋介石的卧室内一个人没有,不管是床下还是衣柜里都没有半个人影,王玉瓒虽然知道蒋介石不可能逃离华清池,但是他内心还是有些打鼓,万一蒋介石运用某些手段联系上了外面,或者通过封官许愿收买了某个意志不坚定的战士,那么不但自己全家要死,张副司令也活不成。
就在王玉瓒因为过于焦急愣在原地时,他猛然发现蒋介石的衣服还挂在衣架上,桌子上的杯子里还放着蒋介石的假牙,他赶紧冲上去摸了摸床单,发现还有温度,知道蒋介石很可能没走远,迅速冲出去对刚击穿蒋介石卫队防线冲进来的战士们吼道:“委员长跑了,快去找!”
正在王玉瓒带着人在五间厅四处搜索时,突然间接到了张学良的电话:“蒋介石跑了?如果捉不到蒋介石,以叛逆论处!”
蒋介石
王玉瓒不由地更加着急了,就在此时一名卫兵跑过来报告:“报告长官,我们在五间厅外后墙根附近发现了一只鞋,是委员长的。”
王玉瓒听后十分兴奋,知道蒋介石很可能翻墙跑到后面的骊山上去了,赶紧派人通知孙铭九,让他率领部队从右侧搜索骊山,自己则亲率部队从左侧上骊山进行搜索。
捉蒋
此时的蒋介石,的确躲在骊山上。
12月11日的晚上,蒋介石专门叫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宣布中央军将接替西北军和东北军进行“剿共”,正式命令将在明天,也就是12月12日公布。
蒋介石原本以为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定会反对自己的这一项命令,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表现得十分平静,尤其是张学良,和今天中午来找他“死谏”时的表现相差很远,蒋介石还以为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不由得感到一阵畅快。
当天晚上,他睡得很香。
张学良和杨虎城
然而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睡着睡着就被几声枪响吵醒了,虽然养尊处优多年,但他多年军旅生涯中养成的警惕性没有丢失,知道可能出现兵变了,想到如今自己在西安能倚仗的只有30多个人,第一时间想到自己必须要逃跑。
为了逃跑,蒋介石再也顾不得平日里的体面,穿着他那一身古铜色的绸袍睡衣和白色睡裤,假牙、帽子一个没带,把脚往鞋里一伸,就顶着他那蹭亮的脑袋跑出了五间厅。
因为清华池正在发生枪战,蒋介石不敢贸然上前,他决定翻墙到骊山躲一会儿,结果在翻墙的时候掉了一只鞋,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蒋介石一口气跑到了半山腰上的一块石头(卧虎石,此处后来又修建了著名的“兵谏亭”)附近时,发现了一个山洞,想都没想就躲了进去。
兵谏亭
12月的西安无疑是十分寒冷的,只穿着一身睡衣的蒋介石又冷又困,内心深处十分不安,他知道这次兵变肯定和张学良有关,但他不知道张学良抓到自己后会如何处置自己。因此躲在山洞中的他,时不时地将脑袋伸出去观察周围的动静。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动直接暴露了他的位置,手枪排一名叫做刘允政的班长看到了蒋介石那蹭光瓦亮的光头,赶紧大声喊道:“发现委员长了!委员长在这儿呐!委员长在这儿呐!”
正在附近搜索蒋介石的王玉瓒闻讯后迅速赶了过来,大家一同将蒋介石连推带搡的架了回去。
此时的蒋介石再也难以保持他的“威严”,在下山的途中一直在东张西望,不停地问:“张学···张副司令在哪?我要见他!”
押解蒋介石的战士没有理他,当蒋介石被架回五间厅时,一位“会来事”的战士即兴吹响了只有在长官到来时才吹响的“迎官号”,这一滑稽的场面让除蒋介石之外的所有在场官兵都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蒋介石藏身处
12月12日上午8点,张学良打来电话要求部队将蒋介石“请”到他和杨虎城的临时联合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蒋介石知道自己反抗不了,也不抵抗,任由东北军的战士将他推入一辆轿车内押走。
因为出色地捉住了蒋介石,王玉瓒被张学良奖励了5000块银元,不久后被提拔为15旅43团上校团长。
传奇老人
虽然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了,但王玉瓒也知道自己在这次行动中彻底把蒋委员长“得罪死了”,抗日战争期间想办法跑到了云南“避祸”。
抗战结束后,王玉瓒在一家教养院内当院长,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他率领教养院内数千名官兵参加了卢汉领导的云南起义。
卢汉
1950年7月,根据解放军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云南起义人员连同家眷一同被资送回原籍。
王玉瓒回到家乡后,因为在国民党当过军官的经历,在“镇反”期间以“历史反革命罪”判了12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又受到了一些冲击,被送入山沟里接受了15年劳动改造,1979年“地富反坏右”全部摘帽后他才算恢复了人身自由。
结果王玉瓒刚回到家不久,就知道了“孙铭九是西安事变‘捉蒋’先锋”的事情,在孙铭九撰写的文章中,对王玉瓒连提都没提,王玉瓒觉得自己身为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必须给历史留下一个真相,于是主动给孙铭九写了两封信,请对方证明自己是当年捉蒋介石的亲历者。
结果孙铭九在1979年5月2日的回信中只是客套地表示“欣闻吾兄年过八旬仍然在世”,对于王玉瓒提出的请求完全没有提及。王玉瓒知道孙铭九不愿意帮自己作证,于是决定给叶剑英元帅写一封信讲清楚这件事情,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对于王玉瓒这位西安事变中的功勋人物,党组织并没有忘记,后来让他担任了辽宁省政协常委,而王玉瓒也按照组织要求,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为史学界研究当年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邀请王玉瓒参加西安事变研究的通知
1984年2月17日,王玉瓒老人在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病逝,享年88岁,能在有生之年还原历史真相,是这位传奇老人一生中最欣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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