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松林】戴福东回忆录(全集)

(《戴阜东回忆录》)

回忆过去(回忆录序言)

(作者：戴福东)

我人生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安徽华南度过的。苏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想念那里的山水树、一草一木，更想念和我朝夕相处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们。

我是华南的女婿。我妻子张小平是华南23中的老师。她出生在书香问题上。她父亲在日本留学过，爷爷是民国时期合肥的自学。我的两个内弟都是中国美协的会员。大内弟弟张夏谷在华南颇有名气，宋明老师也是一位莫逆之交。20世纪80年代宋明老师写了科普漫画剧本《石墨是怎样变成金刚石的》，上海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看到这个剧本后表示赞同，我弟弟张夏谷画了它，在安徽省科普艺术展上获得了大奖。(威廉莎士比亚，《北方专家》)。

宋明是我交往20多年的挚友家族友，他也出生在教育世家。清明的父亲是安徽省著名的革命先驱、教育家胡寿寿老先生得意的文生、老革命、老党员。他的父亲于1949年2月就任六安市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文教科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宋明的女儿从小聪明，是我校的学生，也是《少年之友报》著名的小记者，采访过冰心、马文文、李德生、韩美林等众多著名学者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德生特地给她发了一封信。我们学校的教师纪念册上都有记载。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大约9岁的时候，获得了《羊城晚报》韩元的公募大象、1000韩元的奖金。当时《羊城晚报》打电话给学校了解她的情况，正好电话就是我接的。她女儿11岁时写了一首歌词《热爱地球妈妈》，是著名作曲家姚明谱曲，进口小版小学音乐教科书，目前仍在传唱中。现在她的女儿在深圳当小学教师，工作非常出色。自从她工作以来，教语文始终是所在学校的标杆。这离不开她深厚的家学渊源。

我退休后回到上海，宋明去了深圳，所以失去了多年的联系。我在淮南有一位老朋友张瑞燕老师。他是淮南协会的会员，写作很好，印刷了3个《敝帚集》字，印刷了约50万字。最近他给我发了《敝帚集》本。我读完后很受启发，计划和他合作一篇关于李思光的文章，还整理了自己的资料，萌生了为人生留下什么东西的想法。(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张老师讲了我的想法和宋明老师。宋明立刻和我加了微信。我们每天进行几次微信视频通话。宋明听了我讲的人生故事后非常感兴趣，他说要为我“过年”。我只有在他随口说的时候才笑得不置可否。他竟然加了连日夜，至少一天一篇，很快就完成了稿子。每次写完一篇都发给我，刊登在《今日头条八公山市》上。编辑阳光小老师也微信和我在一起，我在华南多了一个新朋友。(大卫亚设)。

我将于5月14日返回淮南，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言。他们都希望我参加会议期间能收到这本书。张良老师，阳光一点的老师，努力编辑、印刷，做了很多琐碎的事情，很感动。我认为我人生最大的幸运是和诚实、真实、有学问、不慕虚名、埋头实事的挚友交朋友。(威廉莎士比亚)。

我觉得在这里说谢谢太苍白了。我谨向我的第二故乡淮南，向我的闺蜜们献上我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

(戴浦洞全家福)

引子

(执笔：宋明)

戴福东来自济南，小时候和PLA一起南下，先到达南京，然后在上海定居。20世纪60年代，他从上海电力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淮南电气学校工作。淮南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曾在仙后南电气学校、多边岩发电站、平纬发电站、发电总厂中学工作过。他在华南电力事业及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和贡献，之后从电厂中学总务主任的位置退休。

戴福东是民盟南市的老盟员。他加入民盟是有家庭渊源的。戴浩东出生于盟友家庭，父母、叔叔、舅舅都是解放前参加民盟组织的老同志，他们也是民盟济南分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一个有光荣传统的家庭里，戴福东培养了良好的品质。他工作努力，为人热情，为人善良，坦诚正直，博学多才。他是我的老领导，我的文友和挚友。戴福东不知道我多大，可以说是我的大哥。

退休后他回到上海，我退休后到了深圳，我们的联系也中断了。最近才通过张良老师再次联系，互相微信增加。每天聊天，回忆往事，通过视频有无尽的话题。他回顾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听后非常感动，认为这是学习革命史和新中国建筑史的很好的辅助材料。

5月中旬，他将返回淮南，参加民盟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言。我身体不好，很难回去和他见面，遗憾的是萌生了写系列的想法，称赞了他的优秀品质，回顾了我们深厚的友谊，安慰了我心中的思念。

写的内容都是戴福东口述的，提供了相关资料，所以我用第一人称写的。这样方便多了，有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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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阜东父母照片）

我的家庭

（戴阜东口述，颂明执笔）

我出生在一个盟员家庭。我父母亲都是解放前参加民盟组织的老同志。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员江涛声同志和盟组织的影响下，他们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也是民盟济南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江涛声同志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德国攻读医学博士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转入地下。1946年在徐州陆军总医院任少将院长。他以合法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民盟工作。我的叔叔戴秉堃，毕业于山东齐鲁医学院，在徐州陆军总医院当医生，在江涛声同志的影响下加入了民盟组织。

在江涛声的指示下，我叔叔利用工作的便利经常购买一些解放区紧缺的药品，如奎宁，磺胺等及油印机、手枪、法币，然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秘密运往解放区。淮海战役结束时，我叔叔和一些进步的医护人员保护了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战后将它完好地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此立了特等功。解放后任徐州卫生防疫站的站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江涛声在徐州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嗅到了味道，但他们并没有找到确凿证据。顾祝同到徐州视察军务时，由于特务告密，顾祝同下令对江涛声严密监视。江涛声的处境非常危险，张澜先生指示他立刻写辞呈离开徐州避险。在办完交接手续后，江涛声将医院剩余的两千万旧法币交给我叔叔，让我叔叔到上海亲手交给了沈钧儒先生，作为民盟总部的活动经费。张澜先生安排江涛声回到济南秘密开展工作，筹建民盟济南小组。由于我叔叔的关系，我父亲是首批发展的盟员。随后我母亲陈可巍以及舅舅陈可选也都加入了民盟组织。这一时期，几乎每天晚上在江涛声家中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开展民盟工作。学习内容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这些文件和文章都是我叔叔从上海秘密带回来的，然后由我母亲在深夜一笔一字地抄下来，装订成册。在外面裹上书皮，封面上写的是《圣经》，以此躲避国民党军警的检查。

（匡亚明父母赠戴阜东夫妇照片）

我们家与匡亚明的交情

（戴阜东口述，颂明执笔）

济南解放后，我父母以民盟的身份入伍参加了革命。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笔撰写的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喷薄欲出。为了培养一大批接管城市的干部，1949年5月上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简称华东革大）在江苏丹阳和新丰镇一带筹建。我的父母都被分配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副校长是原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华东革大共办5期，招生累计15000余名还不包括南京、浙江分校的学生在内。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当时被誉称为华东最高学府，共办了五期。另外还在江苏南京和浙江杭州办了南京分校和浙江分校，在上海办了俄语专科学校、工农速中和妇女培训班。第一期入学人数共4千多人，校舍大都是借部分大专院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解决的。

1949年8月22日下午5时，在光华大学隆重举行了首次开学典礼，时任上海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偕同饶漱石、冯定、范长江、舒同都在会上讲话。上海文教界知名人士陈望道、熊佛西等也都应邀参加了大会。后来，刘晓、潘汉年、马寅初、陈丕显、魏文伯、刘瑞龙、章蕴、冯定、夏衍、范长江、李士英、骆耕漠、许涤新、陈同生、周而复、金仲华、唐守愚、沈体兰、管文尉、刘秀平、宋时轮、唐亮、袁也烈、艾青、叶以群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著名学者、作家都在华东革大讲过课。

由于我父亲具有较好的文艺才能，在华东革命大学工作期间，加入华东革大文工团，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大家都来买公债》等节目，得到了陈毅市长和广大市民的好评。我母亲陈可巍在任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秘书，直接协助匡亚明院长工作并与校长舒同同志也颇为熟悉。他们还多次听过陈毅市长和舒同院长的精彩报告。

我们家与匡亚明院长是邻居。我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不小心吞了一块铜板到肚子里。我妈妈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匡亚明闻讯后立刻派他的车子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说不大要紧，让我妈妈回去找些韭菜给我吞服了。果不其然，第二天铜板被顺利地拉出来了。妈妈蹲在一旁用根小棍子拨，找到铜板后才开心地笑了。

（故地重游留影）

干部子弟学校：从苏州到上海

（戴阜东口述，颂明执笔）

干部子弟学校是特殊时期存在的学校。解放军进城以后，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那时候的干部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根本没有时间顾家。他们的孩子都交给了学校管理。干部子弟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学。学生都是随军的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弟，一律住校，吃大灶。

1950年，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设在苏州。我母亲是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办公室秘书。我兄弟两个，都在苏州干部子弟学校小学读书。哥哥三年级，我一年级。我哥哥很聪明又很乖，性格内向，文质彬彬的，成绩非常好。我小时候就特别淘气，不爱学习，还爱打架。一年级成绩比较差。但是我母亲带孩子特别用心。在济南的时候我妈妈就很惯我，舍不得让我断奶。我吃奶一直吃到三周岁多。大概是母亲乳汁营养的缘故，我小时候长得胖嘟嘟的，很壮实，嘴也壮。当时苏州市搞了一个幼儿健康大赛。医生为我们检查了身体，结果我的各项指标都十分优秀，获得了苏州市健康男宝宝第一名。市政府给我发了一张大奖状。可惜的是这张珍贵的奖状后来被我给遗失了，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有一个佐证，和我同时获奖的还有女宝宝第一名，名字叫车小英。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至今对她记忆犹新，可惜一直没有联系过。我想车小英今年不过也只有70多岁，一定还健在。如果有苏州的朋友读到这篇文章时能够帮我打听到车小英的讯息，不但可以证明我所言不虚，没准还能牵出一段佳话来。

1951年，我们随父母调动从江苏到了上海。要转学到上海市府干部子弟学校。学校位于思南路91号。当时上海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敌特活动很猖獗。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学校对外不公开，没有挂牌子。我们转学来时还遇到了一个小“风波”。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到学校教导处报到，教导主任陈宗莲面有难色，她说这里只接收党员干部的子弟，而我父母都是民主党派的人士。我母亲是山东人，性格直爽，一听这话立马就火了。她直接跑到了市政府要去找陈毅市长。我母亲正在和接待的同志交涉，从隔壁办公室走出了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同志。他问清了情况之后对我妈妈说：“原来是民盟的同志。这个好办。我来给罗校长写张条子。罗校长我很熟，是长征干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戴金丝眼镜的就是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不但写了条子，还亲自给罗校长打了电话。我们兄弟俩得以顺利入学。

（小学档案）

我去梅兰芳家“偷”锅巴吃

（戴阜东口述，颂明执笔）

我小时候真的很淘气，和温文尔雅的哥哥性格完全不同。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喜欢打架，有时候上课还会大声怪叫，学习成绩不好，个人卫生也不好。这些缺点都被老师写到成绩单上了。从苏州转到上海时哥哥三年级，我一年级。可是到了上海市府干部子弟学校之后，老师让哥哥继续读三年级，却把我降了一级，让我重新回到幼儿园大班去了。我还挺高兴，乐得一玩。

在上海也是供给制，住校。衣服、鞋袜都是学校发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校服是一套米色灯芯绒两用衫加裤子，配上一双黑皮鞋，很神气。每个周六下午，大多数同学的家长都会开着小车来把孩子接回去。但是我的父母特别忙，也没有车子，因此常常就不来接我们了，把我们留在学校，就是全托。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振中，他家里也经常不接他。我们俩就玩到一块了（不知道张振中现在哪里，如果有缘能够看到此文，希望联系我。）。

我们学校所在的思南公寓是民国军事家李烈钧烈士的故居，两层小洋楼。思南路是个名人荟萃的地方。我们学校是91号。沿马路东侧的73号一幢三层花园别墅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为什么党的驻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呢？这其中也有一段故事。1946年中共代表团租下了这幢房屋作为中共办事处，但国民党当局不同意。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说：“不让设办事处，我们就称周公馆。”周公馆就是这样得名的。

紧挨着学校的思南路87号是梅兰芳先生的寓所。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层。楼房前栽有不少花卉树木，中间是一片的绿油油的草地，环境十分优雅。我们学校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通到梅兰芳的家。他家有一道篱笆墙。有一天，我和张振中不知怎么就钻过篱笆进到梅兰芳家的小院子里去了。他家的厨房就在一楼，门是虚掩着的，我和张振中进到厨房里，揭开锅一看，里面有锅巴，就拿起锅铲铲锅巴吃。这时被厨子发现了，就凶我们。正好那天梅兰芳在家，闻声来到了院子里。我和张振中吓得就要钻篱笆逃出去。梅兰芳向我们招招手，和气地说：“小朋友别怕。你们不要钻篱笆嘛，过来，从门出去。”

（李四光亲笔信）

张贻综老师以及李四光亲笔信

（戴阜东口述，颂明执笔）

1965年，我从上海电力技校毕业分配到淮南发电厂锅炉分场，做了锅炉运行工。我在工作中认真负责，虚心向老师傅学习，进步很快。领导很快对我刮目相看。1968年，厂里要抽调一些骨干组成贫宣队到寿县去支农。我有幸被选中。到了农村以后，我们访贫问苦，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抗旱时，农村需要打机井，缺乏设备和零件，我们就画好图纸，送到厂里请机修车间的老师傅帮他们制作。我们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帮助当地中学的师生排了许多文艺节目和一台完整的现代京剧。演出之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反响很大。

1969年我从“贫宣队”回到了厂里。恰巧厂职工子弟学校有一位老师请产假，学校急需一名教师代课，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就给领导说让我去试试吧。这一试不要紧，我被校长看中了，就这样鬼使神差地到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我在学校一面教书，一面利用我在厂里工作过的优势，积极组织学生学工。我从厂里借来电动机等设备给学生讲解，还带领学生到现场实习。我们电厂中学学生的学工实践活动一直非常活跃，成绩斐然。我在其中献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

我的班里有一位学生叫张大庆。他聪明又勤奋，我特别喜欢他，经常为他做辅导。他父亲张贻综是电校的老师，我们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张老师给我讲了他与李四光教授交往的一段往事。

1955年，当时张贻综在安徽水利学校做老师。有一次他到北京地质学院学习，去中科院听了地质部长李四光教授讲学。张贻综年轻气盛，思想活跃。李四光讲学过程中他想请教几个问题，就向讲台走去，被保卫人员给拦住了。张贻综不甘心，回到座位上举起了手。李四光教授看到了，就来到了张贻综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问题，张贻综提出了关于怀远运动以及涂山、荆山地质的一些问题。李四光教授说：“你提的问题很重要。请你写下来寄给我，我考虑好了再回答你。”

张贻综回到学校后不久，就收到了李四光教授的来信：

张贻综同志：

我很感谢您的来信，由于卧病几天，未能即复，请鉴谅。

我在三十几年前曾经到过舜耕山煤矿附近区域做了一点地质工作。我还记得在上窑以东或东北的小山中见到含珠角岩化石的标本。可惜这块标本是在山坡上找到的，它出生的层位未能确定，但可以断定它离发现之地是不会太远。同时，在那个山坡的上部发现了一层珠岩；而在山脚下，又发现了鲕状石灰岩。就岩性而论，这种鲕状石灰岩很像是属于中寒武纪的。根据这些事实，我当时推想在那里中奥陶纪和寒武纪存在一个不整合，这个不整合当时我认为是怀远运动的结果。

我知道最近几年来，对怀远一带地质做得比较详细的是谷德振同志。他的通讯处是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局转交。我想他对于您所需要知道的荆山、涂山的地质情况一定有所了解。请您直接写信给他，可以向他说明是经过我介绍来商讨一些地质问题的。只要他有所见闻，我想他一定乐于奉告的。

至于我三十多年前所定的怀远运动这一名称和它根据的事实，我现在认为应该加以重新检查，以便看它究竟有无错误，如果您有机会到那边工作或视察时请注意前述现象，并且请把您所看到的事实便中见告。

祝

进步

李四光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

我看到这封信后激动不已。张老师见我喜欢，就把这封珍贵的信交给我保存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李四光曾来淮南考察》的文章发表在《淮南日报》上。蚌埠市档案馆得知了这个信息后，立刻派人来找到我和张贻综老师。他们软磨硬缠，黏住了我和张贻综老师。我们最终把这封信捐给了蚌埠市档案馆，成了他们的宝贝。

（民盟信件）

我在民盟中的成长

（戴阜东口述，颂明执笔）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厂有一位老盟员了解到我父母亲都是民盟的成员，就向民盟淮南市委推荐并发展了我。198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民盟。 在盟组织的培养下，我努力地工作，从担任支部秘书做起，一步步担任了支部委员、支部副主任、支部主委。1999年，我担任了民盟淮南市田家庵区总支主委，直到退休。

我热爱盟组织，工作起来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我们支部的老同志很多，每当他们有困难时，我会想尽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盟员生病我都会去医院、家庭看望。支部的经费不够宽余，我就自己花钱买水果、礼品去慰问。在我担任支部主委期间先后有14位盟员去世，都是我联系好车辆，组织盟员去参加追悼会，做好去世盟员的临终关怀工作。另外，我坚持开展支部活动，开会的通知大多都是我骑车挨家挨户地送，当面交待。这样，很少有人缺席支部活动。在抓支部工作中，我动脑筋想办法，将支部工作分解成若干项，形成量化标准，据此来衡量并检查盟支部的工作。直到现在，我当年制订的《民盟淮南田家庵支部量化标准》对开展盟的基层工作，仍然有一定的作用。因成绩突出，民盟淮南田家庵支部在民盟安徽省委1996年的基层组织创优活动中，被评为全省先进支部，我本人也荣获全省优秀干部。

1998年，我在《中央盟讯》上见到一篇报道：民盟中央主席丁石逊同志曾到我省霍山县进行教育扶贫活动，专门来到霍山县坦家庙小学，为孩子们送去了教具和书籍。我见了这篇报道后，给省民盟宣传部高飞同志提建议，我们要参与到丁主席的教育扶贫活动中去，利用我们的人才优势开展教育扶贫。高飞同志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要我先到霍山县调研一下，然后拿出一个实施方案来。在盟省委的支持下，我几次去霍山联系了霍山县教委李景田主任、佛子岭中学朱明先校长。在安徽省迎驾贡酒厂董事长倪永培先生的支持下，成立了“霍山县迎驾教育教学研究会”我和高飞同志被聘为“特约顾问”。2000年5月12日民盟省委在霍山县开展了支教扶贫活动，著名作家鲁彦周也是民盟的同志，当时他也在霍山，对我们的工作十分赞赏。淮南盟市委主委邱章乐等多名民盟特级教师到现场公开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表彰我们所做的工作，民盟省委研究决定派我和邱章乐同志赴上海参加“全国部分省市基础教育研讨会”。在会上，我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民盟安徽省委如何在霍山县开展教育扶贫活动的情况。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同志听了我的发言，肯定了民盟安徽省委开展的教育扶贫工作，他说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重视教育扶贫工作，一如既往地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多出主意，多做探索，坚持下去，必有所得。

2001年，我退休后回到上海，依然在为民盟的工作发挥着余热。回上海不久，我受聘在上海精武模型有限公司担任总工程师。2003年3月我所在的公司承制四川南充市城市规划馆。南充市有一所张澜先生纪念室，它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室是我们已故主席张澜先生在解放前长期居住的地方（系光绪十三年建设，至今有一百多年历史）。馆内有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亲笔题词和胡耀邦同志题写的馆名。纪念室共有800多平方米，6个展厅分别陈列了数百件图片、文字资料、名人字画、珍贵的照片以及张澜先生亲自所用的实物和赠品。很多物品都被定为国家级的文物，具有很高的文史研究价值，是民盟的宝贵财富。我在参观时发现纪念馆青瓦房年久失修，存在风化严重，木柱、木梁腐烂弯曲变形，地面潮湿等诸多隐患。我一边看一边叹息，便向馆长向可明同志提出整修建议。向馆长得知我是一名安徽省的盟员，与南充市规划局的罗加福局长较熟悉，便写了一份《张澜先生纪念室管理处情况反映》委托我亲自交给罗局长。罗局长十分重视我的建议，立即向市领导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张澜先生的纪念室被修葺一新。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高兴极了。现在，我和向馆长、罗局长早已成了好朋友。

2003年10月，民盟合肥市委主办“民盟安徽省基础教育研讨会”。民盟省委领导周天柱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邀请民盟上海市副主委周慧鹏同志、上海盟员教育专家朱怡华同志参加会议。为了慎重和礼貌起见，我全程陪同这两位同志往返上海、合肥两地。当我了解到合肥盟市委承办的一个大型会议经费有些紧张时，我亲自赞助研讨会2000元钱。钱虽不多，只能表示我一点微薄的心意。会后，合肥盟市委李少聪同志使劲拉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对李主委说：“我们是一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在安徽工作了36年，参加民盟组织也有28年了，我是党和民盟组织培养出来的优秀盟员、一名优秀的基层组织干部。我老伴说我最起劲的事就是给民盟跑腿。是的，我们基层组织的干部就是要心甘情愿地为组织多跑腿。为什么呢？因为我热爱中国民主同盟这个组织。

（梅兰芳故居）

往事钩沉：我所见到的梅兰芳先生

（作者：戴阜东）

适逢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众多纪念活动陆续展开。以往，我在海内外一些报刊上见到许多纪念梅先生的文章，写文章的大多是梅先生的学生、弟子，文章的内容大多是写梅先生如何通过言教、身教来教育人、培养人的。这些文章读起来确实很感人，但梅先生的一些爱好、生活小事介绍得不多。我小时候多次见过梅兰芳先生，下面就将我记忆中的这些生活小事介绍给大家。

我1950年由苏州转学到上海市府机关干部子弟小学读书，学校在思南路91号。梅先生家和我们学校东侧就隔着一条竹篱笆墙，南面和学校紧挨着一座天主教堂。当时我在学校住宿，平时因好奇常喜欢隔着篱笆朝梅先生家张望。

有一天，梅先生家来了许多客人，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隔着篱笆看热闹。梅先生请摄影师与客人一起在草坪上照相，梅先生在前排中间就座，我们年纪小不懂礼貌，竟大声喊：“梅兰芳! 梅兰芳!”这下可急坏了我们的保育老师陈莲珠。陈老师大声对我们说：“不许喊，不许乱喊。”并对梅先生连连道歉：“孩子小，不懂事，对不起、对不起!”谁知梅先生站起来走向我们，极有风度地向我们招手并说：“没关系”。

梅先生的家是一栋四层楼的洋房，墙面上贴着棕黑色的鹅卵石块，房前有一座花园，花园里种着花草树木，我印象最深的是枇杷树，草坪修整得很整齐。梅先生特别喜欢动物，我记得他家养了一条大狼狗，一身灰毛，样子十分可怕，但它从不咬人，也不会大声吠叫。梅先生家有一位看家的老大爷，他留着长胡子，着一身中式服装，70岁左右，面相挺慈祥，不知他和梅先生是什么关系，他经常出来遛狗。

某天，梅先生家又添了两只猴子，据说是朋友送的，梅先生很高兴，让人用铁链拴住猴子，一头固定在地桩上。这样一来，两只猴子只能围着地桩打转。我们见了都很喜欢，经常隔着篱笆扔些食物给猴子吃。一天，不知怎么搞的，两只猴子突然挣脱了铁链跑出来了，梅先生的家人追了很久也逮不到，后来两只猴子翻过篱笆跑到了我们学校，还爬到一棵树上又摇又晃出怪相，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梅先生非常着急，急忙请人将猴子逮回去。来的可能是猴子原来的主人，我记得那人将猴子喜欢吃的东西放在地上。等猴子爬下树伸手拿食物吃的时候，那人飞快地卡住猴子的脖子，猴子龇牙咧嘴地叫着，却又动弹不得。梅先生见猴子闯了祸，连忙向罗校长道歉。

过了几天，梅先生请人做了一只大的木头笼子，将两只猴子关了进去。梅先生那时不常在家，家里还喂了几只猫，大多是友人们送的，那些猫十分漂亮可爱。其中有一只金丝小猫特别爱干净，经常钻过篱笆跑到学校沙坑里排便，随后再掘

黄沙将粪便掩盖起来。一天傍晚，这只小猫又爬进来，教语文的雷老师发现后就将它抱回了家。梅先生发觉后心急如焚，让家人各处寻找，后来找到学校才发现小猫已在雷老师家喂养了好几天，雷老师将小猫还给了梅先生。

又有一天突然刮台风，大风将梅先生家的篱笆吹歪了，露出个口子，我便想钻过去看猴子。然而，我刚钻过篱笆就被看门的老大爷发现了，那条大狗也跑了过来，大爷向我挥挥手，大概是要我再钻回去，这时梅先生下楼来，见我正钻篱笆，忙说：“不要钻篱笆，从大门走。”于是老大爷将我领到大门口并送我出去。当时我

有点害怕，但又觉得梅先生的话没有丝毫训斥我的意思，也没有到学校告状。

世人皆知，梅先生是我国一代京剧大师，但梅先生喜欢动植物，喜爱干净整洁的环境，尤其是他对周围并不熟悉的人的态度，甚至是对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的爱护，或许世人知之不多。然而，这些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时不时在记忆中出现，那么真实、那么清晰。诚然，梅先生的人品令世人称颂，我写的这些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或许不能说明什么，但我想大师的高尚往往就隐在这些细微到不能再细微之处吧。

（成绩报告单）

口述历史：我在上海市府机关干部子弟学校的日子

口述/戴阜东

整理/周渊

初夏的某一天，戴阜东先生再次来到他对之有着深厚感情的思南公馆。“思南路91号的洋房，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啊……”少有人知道，思南路91号的洋房曾是上海市府机关干部子弟学校所在地，这种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应运而生又顺势而退，却成了戴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

戴阜东，生于1946年，退休前曾是一名中学教师，民盟淮南市盟员。他与思南路的渊源就始于上世纪50年代。“思南路91号原是革命家李烈钧故居，1928年李烈钧从政坛引退，来上海闲居，便住在此处。后来这里的两幢洋房成为了上海市府机关干部子弟学校，我在这里度过了5年时光。在此后人生中，不论我去到何处，总是会想起这间学校……”言谈间，老先生的眼里常常呈现出一种迷离。在他的讲述中，精致的思南公馆重现旧日时光，让人又见半个多世纪前那独门独户，甚至还带点神秘气息的住宅。

我的父母亲都是南下干部，我的父亲戴秉彝毕业于山东省师范大学，母亲陈可巍济南师范学校毕业。济南解放后，父母亲公开了民盟盟员身份，参加了革命。不久后随部队来到上海，他们被分配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任教，从事教学和革命文艺工作。母亲任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院务秘书，直接协助匡亚明院长工作。

1951年我随父母亲来到上海，要转学往上海市府机关干部子弟学校就读，学校就位于思南路91号，分幼儿园和小学部，小学到三年级为止。大约是为预防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学校门前并不挂牌。那时我5岁，入学的一场“风波”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母亲带着我到当时负责招生的教导主任陈宗莲处，陈主任面有难色，表示这里只接收党员干部和革命烈士的小孩，而我父母皆为民主党派人士。我母亲个性直爽，为了让我和哥哥顺利入学，她直接跑到市长办公室，并对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的两个孩子要上学，开了转学证明，为什么不让上，我要找陈毅市长反映情况。”当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干部，仔细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说：“原来是民盟的同志，这好办，我写个条子，你拿给罗校长。”他还亲自给罗松林校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

就这样，我和哥哥顺利进入市府机关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我们俩是学校里唯一的盟员子弟。后来才知道，帮我们解决入学困难的“金丝边眼镜”，正是大名鼎鼎的潘汉年。有了“条子”，我妈妈把我送到学校，因为心系工作，她几乎是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年幼的我嚎啕大哭，哭得从二楼滚下来，母亲也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住校，因为父母工作忙，他们几乎从不来看我，一个学期我才回家一次。到1956年离开学校，5年时光荏苒，我与老师、保育员、炊事员，乃至学校里的一草一木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学校里的“探险”

那时我坐8路电车去学校，转弯进入思南路以后，顿时与繁华的淮海路成为两个世界。思南路很安静，路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房子和树木都很漂亮。87号梅兰芳家门口有一条小路，从一扇黑色的小门可以直接穿到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实行供给制，我们的衣服、鞋子，甚至袜子都是学校发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校服”是一套米色灯芯绒的两用衫，搭配黑皮鞋，同学们排成队这么穿的时候非常神气。我们的寝室和一部分教室在一幢楼里，每天早上醒来我喜欢趴着栏杆往外看，正前方是复旦大学的操场，有时解放军在这里训练，他们常对我们笑着招招手。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大概一年级的时候，我很喜欢在这栋房子里乱窜，恨不得每间房间都要进去“探险”一番。我记得我去过一间像浴室的屋子（后来才知道就是浴室），房间很大，里面有根像单双杠一样的白色管子，现在想来应该是晾浴巾的，我一时玩心大起，就吊在管子上玩，那管子承受不住人的重量就砸下来，碎了，我也摔得不轻。第二天老师校长都在问是谁干的，我还不敢承认。

我们的三餐都由炊事员负责，有位“小王叔叔”和我关系最好，周末他常常带我去复兴公园、淮海路玩。后来他的遭遇令人唏嘘不已。那时候几个炊事员常议论厨房晚上丢东西，院子的篱笆有洞，他们说晚上有“狼”来厨房偷东西吃，炊事员为了抓“狼”，就在地上挖了个大坑，上面铺了一层铁筢子，坑里放一只活鸡， 后来还真的逮到了，几个人拿着铁棍把它打死烧了吃了，他们坚持说是狼，现在想来应该是周围居民养的狼狗。因为学校的特殊背景，丢了狗的居民也不敢告状。后来罗校长知道这件事，就把小王叔叔送去劳教了……

记取儿时路

我之所以对思南路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想来也都是一些零星的琐事，但这里的房子、物品摆设，乃至气味都如同一种莫名的情愫，令我深深着迷，此后几十年，不论我身在何处，经常想回来看看它。

那时候整个学校大约有六七十个学生，平时大家都住校，周末回家。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被照顾得非常周到，一人一张床，老师们还给我们洗衣服、整理柜子，下了课保育老师就端着一盆水，叫我们排着队给我们擦耳朵。到了晚上老师们还要轮流值班，看我们有没有蹬被子的……现在想来，几乎都不可思议。

我还记得这附近的天主教堂，周末总有很多人在这里做礼拜，神父和教友们衣服都穿得非常整齐，一脸肃穆的样子，非常虔诚，有时候还会在外面烧些东西，火光冲天的样子还有些吓人。

我那时很好奇，总喜欢围着看热闹，老师只跟我们说这是封建迷信。当时的同学们都是“高干子弟”，他们往往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离开，像我这样待这么久的小孩并不多见。后来我的父母亲工作调动去了杨浦区动力学校，我也跟着转了学，但依然记挂着这里，经常吵着要回来。读初中之后，我便常常一个人坐公交车回来看看学校。

后记

采访中，戴先生多次提到自己对于“机关干部子弟学校”的深厚情谊。时隔半个世纪，在2000年，他作为安徽省代表参加民盟全国基础教育研讨会时，还专程来思南路寻找学生时代的足迹，“当时小学已经没有了，只有思南路幼儿园，我跟传达室的老同志说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我说我小时候一直在这里上学，我仔仔细细看了每一间房间，连抽水马桶都没变。转角的楼梯间有一扇小门，我还记得小时候和同学跑来这里点蜡烛，甚至那时滴下来的烛油都还在……

时尚和精致，是戴阜东先生对今日思南公馆的描述，这种新鲜感让老先生直言他的“寻根”变得更为兴奋与惊奇。50年的时光让这位曾被老师批评的调皮小学生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而对这里的情愫却几十年如一日，今日的91号依然没有挂牌，也早已改变了用途，但历史与现实似在这里重逢，依旧是那片繁华都市中令人向往的地方。

（“贫宣队”合影）

《戴阜东回忆录》编辑后记

颂明先生是我们《八公山视界》的老作家。他最近几年的作品都是在我们《八公山视界》首发的。我与他交往的年头虽然不长，甚至至今未能谋面，但对他的勤奋，文思敏捷和真诚待人的品格是再熟悉不过了。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读书甚多，涉猎的知识范围很广。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他似乎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他只要写作就几乎进入到了一种癫狂状态。有时候会一天一夜不睡，写好一部分就立即发给我看，有时候我还没看完，他又发来了修改稿，搞得我也“寝食难安”了。我多次劝说他注意身体，他总是说“不写则已，一些就不能自已”。

他在文史哲方面确实造诣匪浅，文章的观点新颖，内容丰富而深刻。比如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概括为“现实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应该怎么办”三句话，充分体现了哲学的工具性和唯物辩证的内核。他文学性作品中的形象丰满而生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议论性文章褒贬鲜明，针对性强且文笔非常犀利。比如当有人提出要“为师道尊严正名”时，他立刻写出了“师道尊严就不要再提了”的针锋相对的文章。从历史渊源及现实弊端论证了“师道尊严已经不合时宜”。

最让我吃惊的是颂明先生连续三届预测了“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得主，而且预测的时间比较早。他的预测文章都发表在《八公山视界》上。他写过几篇褒贬的影评。褒的影片最终也都成了票房黑马。他贬过的，尽管导演名头很大、演员阵势强，而事实证明后来还真就遭遇了“票房滑铁卢”。这些都是有白纸黑字可证的，足见他在美学方面的修养之深。

颂明在小说、诗歌、散文乃至曲艺的作品颇丰，水平也都不低。但我认为这些还不是他最大的特点。在我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有两点，一是言必信。他只要说了的事情就必定竭尽全力去做，不但一丝不苟而且肯定会比预期提前。他答应我要一个月能交稿的作品，往往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由于他太能写了，以至有时候会成了做编辑的一种“负担”。我感觉自己会跟不上他的节奏。二是他总是不断地否定自己。不喜欢被人赞扬。有时候出于礼貌，有时候也确实出于内心，我免不了会说一点“好听的”。但他一概表示“不欢迎”，总会说自己“愚而不安，不足为训”，而且并不像自谦而是明显给人坦诚、严肃的感觉。

他请求我把他最近赶写的《戴阜东》印成一本小册子，言辞恳切、急迫。这让我十分为难。我是一名中学老师，编辑《八公山视界》完全抽业余时间，而且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然而碍于他对《八公山视界》的贡献，难以推却。只好“勉为其难”了。

从颂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戴阜东是个非常了不起，值得尊敬的人。相信读者读了之后一定会有同感。我不再赘述。我要特别提及为这本小册子题签的书法家张佑仁。张佑仁是我们淮南的一位革命老人，今年93岁，依然精神矍铄。最近还亲赴学校给少年儿童讲党史，进行红色教育。青山不老，高风亮节。在此谨向张佑仁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及最美好的祝福。

（戴阜东近照）

“八公山视界”整理发布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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