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妮简历】89岁，为了人民，70多年来如何提炼郭兰英的“味道”？

“姑娘像花一样，小伙子的心有多宽。”去年12月22日晚上，传唱数十年的郭兰英经典声音再次回荡在宏伟的人民大会堂。89岁的郭兰英在年轻歌手张涛、王雄、刘华强的簇拥下大声演唱了《我的祖国》。这是《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的表演场，曲折的经典再次被年轻一代歌手重演，观众们通过歌声沉浸在共和国70年岁月的回味中。

经过郭兰英的创造性演绎，《妇女自由歌》 《夫妻识字》 《翻身道情》 《北风吹》 《恨是高山仇是海》 《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我的祖国》 :010银峰胡松华亲自写了书法作品《读歌、跳舞、小英、声音、美丽、画帆》，赠送给郭兰英。

一位老艺术家说：“半个多世纪了，在中国歌坛，兰英仍然代表着民族声乐艺术的最高成就。”兰英同志是大家，是最高峰。她以独特的光辉照亮了音乐艺术的大千世界。"一位诗人说。"我爱她的歌声。这歌声来自民间。有刚犁过的泥土味。就像火一样炽热，唱着苦难和抗争。她的声音是用金属板做的，心房发出的声音准确、悦耳、令人兴奋，洪亮的歌声像露珠一样圆润，百灵鸟在哭泣，清澈的泉水流过山谷。" "

郭兰英的歌《味道》有什么味道？中国人的味道，中国大地的味道！

那么郭兰英的“味道”是如何炼成的呢？

枕着腿睡到半夜，师父来敲“换腿”

桥在哪里？

因为贫穷，小郭兰英唱了话剧。身材矮小，登不上舞台，大人要在背后束腰上台。身上道具木刀不高，垂直持刀的小臂要用力举起，这样刀尖才不会触地。不小心刀尖会碰到桌子。郭兰英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成为了陈极班的一员。她回忆说：“才四五岁吧，跟着我师父在农村演出。”唱完一首歌，等待下一个台湾入口。有台湾入口就继续赶路。师父把我都放在驴子上，骑着驴子，两边都是服装道具、被子和什么东西。(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我坐在中间，垫着褥子坐在上面。一开始跑丫鬟、才女、龙甲，但没有打旗子。六岁的时候，扮演苏武生，我拿着的那把刀比我高。两个孩子站在一起，很喜欢在下面挤。推迟《南泥湾》。那把刀几乎比我高。卡尔站在这里。我的头发在这里，但观众特别喜欢。我很认真，我自己也很有趣。一开始是卡尔马丹，我可以翻身嘛。" "

师父要求睡觉时，砍脚是把腿向后折，在后脑勺下砍脚。(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88岁时，郭兰英划着笔说。我为什么现在可以这样走？我的腿是练出来的。小时候，练习，晚上枕着脚睡觉，翻着脚向后仰，睡觉。半夜左腿，下半场师父用棍子敲。"换腿，换腿。""整条腿下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心里问：“师父，不是自己的腿！点击左腿已经没有感觉了，一点一点下来了。师傅说：“快点，我还得睡觉！然后再割着这条腿。不到五点钟，又敲着起来了。这个主人不容易，他不能懒惰。

睡了两个小时，整天在练习

到了太原，郭兰英的新师父是“贵州师父”长春林，据《人说山西好风光》口述王永年的推算，贵州师父出生于1886年、丙术年、大清光绪十二年。他教郭兰英的时候，56岁。郭兰英记得说：

每天凌晨4点清空船，到野外练习声音。一开始唱得不好，说“唱嗓子”。师父教我们“嗯”和“啊”两个字，“嗯”在发音时通过小腹(实际上是胸部和腹部的呼吸方法，而不是小腹呼吸空气)通过鼻孔产生共鸣，从脖子出来。“啊”也是从小船出发的，但没有鼻腔共鸣，所以是圆的。喊“嗯”或“啊”的时候也有低音的变化，但很简单。喊了10到20分钟后，喉咙变得“热”，变得“湿润”。再下去读。陶白的声调比歌曲低，比马高，每一句都有高低之分，强而弱，有练习声音和练字的作用。我第一次学的时候经常练习的陶艺《八月十五月儿明》。读《偷偷摸摸》(即嗓子滑的时候)的时候，下次用话剧的语调练习。喊嗓子读陶白是为了练习唱歌做好准备的。当时我们的身体是好是坏，我们每天都要不停地发出三四个小时的练习声。

师傅主要根据徒弟的具体情况，鼻音太重，光读话，座位不对的时候也不能唱歌。每个人的缺点都不一样，每天的情况也总是变化。我们由多位老师轮流授课，但方法是统一的，所以换人也不妨碍教学。

要想自由使用声音，需要掌握前、后、内、外、中、后的筋(手指的共鸣)等几个位置。前音不用小腹，强迫前面的(“a”)。男中音来自小腹，因为是利用下气上来的，所以最圆最充实。“在脑后采筋”是把声音缠在脑后。(“一匹马离开了——”)这几个声音不可能只用一个，主要综合运用，即使位置不同，发音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风凛冽，像郭兰英一样去了护城河边。师父要求兰英趴在冰面上，练习声音，直到把坚冰下洞。(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即使刮风，雪花飞舞，也要张大嘴巴，面对风，对着眼睛喊嗓子。有时身体不舒服，生病，需要坚持练习。

从早上4点到8点，护城河练习4个小时的声音。回到院子里，是练习两个小时武功的时间了。早上6个小时结束后，才

吃早饭。早饭之后，大约十点到十二点，练习勾嗓子。中午过后，需要练习“吊嗓子”。一天中的第二顿饭，吃得比较早。晚饭之后的时间，要听师父念戏。因为那时候戏班子里的师徒都基本不识字，师父的戏文都记在肚子里。于是，师父一句一句教，兰英一句一句记，全是口传心授。晚上有时候还要到戏园子里演出，演出结束回家，一般都到了夜里12点了，等睡下，就更晚。有时候，真正休息睡眠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睡觉的两个小时也不消停，枕着腿睡，再换了腿继续枕着睡。这日子全是和身体较劲。这就是一个学戏孩子的一天，这样的生活至少持续三年。为了未来成为“金玉”而非“土泥”，做着好梦的孩子们必须忍受这番苦。老话说“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尽管许多孩子终其一生没有成为“人上人”，但在少年时候，也不能不吃苦中苦。

至少，郭兰英是这样过来的。

转折，发生在1946年

1946年，在张家口，成为晋剧“头牌”的郭兰英与新歌剧《白毛女》相遇了。郭兰英说：“我在张家口演晋剧，满城都给传开了，说《白毛女》怎么好怎么好。我因为天天在演出，所以没有时间看。有一天，我只演一个比较短的折子戏《血手印》，在最后压轴的。之前是班上其他演员的折子戏。这期间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我就趁这个机会跑到人民剧院，好像是一个电影院去看了《白毛女》。”

她后来在《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一文中说：

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戏班那边前面唱的帽儿戏快完了，该我上戏，我还没有回来，演员就把戏拖得挺长，到《白毛女》第一幕完了，我才赶回戏班。大家一看，我哭得像个泪人儿，眼睛都哭肿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围着问我，我却什么话也讲不出来。这时前边已敲起了锣鼓等我出台，只得匆匆抹了两道眉毛，化了个素妆就上台。那天的戏根本没有演好，不知怎么搞的，本来要演一个多钟头的戏，我四十多分钟就赶完了。心里一个劲儿惦记着那边的《白毛女》。也没顾上把黑眉毛擦净，把红嘴唇抹掉，就往那边跑。还好，赶上了最后斗地主那幕戏。

郭兰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开始觉得还好，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喝了卤水，死了。看到那时就不行了，哭得我受不了。我定在那儿，想走，双腿走不了，差一点儿误了自己的演出。看完演出，我回去怎么也休息不好，心里头总是想着《白毛女》。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打算，这才叫演员演戏，这叫真戏，演员演的真戏，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白毛女》。”

1946年10月，中央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张家口。部分戏曲演员加入八路军的剧团随军撤离。郭兰英回忆说：“我们要往出撤退，因为国民党要进去。等张家口撤退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候我就很坚定，谁劝我也不听。”

当时她在同德戏院演山西梆子，经理、班主都是赵步桥。郭兰英不想干晋剧了，赵步桥坚决不肯让郭兰英离开。郭兰英已经被《白毛女》所召唤，心再也留不在戏班了。每天演旧戏，咿咿呀呀的，她不喜欢了，一点都不喜欢了。对旧戏班，她感觉到没有任何一点值得留恋的地方。她坚决不演旧戏，不演才子佳人了，她要演新戏，演像“喜儿”这样的角色。

非常昂贵的整套行头，三箱子行头，穿的衣服，三副头面面饰中一套是银子做的。郭兰英说不要就不要了。她说：“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因为部队里头没有这个，也不演这个戏，我带着那个行军，人背着背包都是一个累赘，再带箱子根本不可能，所以全扔了，整个都扔了，不要了。”

没有办法说服郭兰英留下，赵步桥就问：“你那么多东西怎么办？”

郭兰英说：“不要了，都给你们吧。”

母亲刘福荣也不同意女儿的决定，她说：“你去干什么？你是唱旧戏的，人家是演现代戏的。还有，你说话完全是山西的味，人家能听懂吗？”

郭兰英说：“我慢慢儿就改了呗。”

刘福荣又说：“革命队伍里又爬山又走路，每天得要行军走路，你哪儿成啊？你又没有走过，我呢，我就更不行了，怎么办呢？”

不管母亲怎么劝说，郭兰英全然不听。她回忆说：“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要是认准了，你再说我也不会听你的。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跟着我，一块参加了革命。”

拔掉金牙，写好“党”字

郭兰英参加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革命了，到了老解放区，但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为她没有上过一天学，怎么能写得了“郭兰英”三个字？尤其未简化之前的“蘭”，非常难写。进入革命队伍，要登记，写简历，郭兰英都不会，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可怎么办呢？别人代替她写，最后由她签字。可是，签名也不会啊！

于是，学习文化，就从学写自己的名字开始。郭兰英回忆说：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一个是学文化的，一个是识谱的，一个是讲革命道理的，还有一个是排练新演剧目的。挺好的，我自己就开始学了。开始写“共产党万岁”，我就先学“共产党”三个字。就这样在革命队伍里头学的文化。还有表演，大课、小课、个别课，就这样跟着队伍一块儿上。

从16岁长到18岁，郭兰英全心全意学习文化知识。她回忆说：一早起来就扭秧歌，到七点钟上课，每天都是这样的日程。倒是挺好，你说累吧，也不算轻松，也够累的；你说太累吧，那时候年岁小，才16岁，也不觉得。反正就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多光荣啊！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从一个旧艺人，转变为新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喜儿开门！”这是《白毛女》中杨白劳的一句简单的台词，但到了郭兰英嘴里，立刻成了：“喜儿开蒙！”伙伴们见了她，专门打趣：“喜儿开蒙！”

学说一句台词，文工团的伙伴就笑话郭兰英，前后鼻音不分。大量的前后鼻音的问题，郭兰英意识到了，就努力改起。学戏，她本身有非常好的语言天赋。但一个字一个字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郭兰英回忆说：可吃了苦了，人家都瞧不起。一开始参加革命，大伙都笑我说话，我是杂的很，又有平遥话，又有汾阳话，又有太原话，还有张家口话。在张家口两年，后来参加革命，乱七八糟的，人家说你怎么一会一变，怎么回事啊？我自己都不觉得。最后就统一，统一到普通话。

70多年的艺术实践，郭兰英歌声最魅人的地方是“味儿”，“味儿”是哪里来的？2011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刊发了学者钱茸《原文唱词在歌唱中的地域性音乐价值谈——唱词音声说三探》。作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阶段性地，或者说历史性地破译了“郭兰英魅力密码”。钱茸说，长年浸淫于山西戏曲环境，郭兰英的嗓子有了某种“基因记忆”，从而形成了发什么音“最舒服”的感觉。她的喉舌形成了对“味儿”的潜在判断力，这种判断可能比她的脑更准确。所以，即使她本人愿意学习某种新东西，或者去模仿另外一种声音，但是，这些声音从她的嗓子里出来的时候，她的“喉舌”进行了一次过滤，依旧会回到“郭兰英的味儿”上去。这显然不是说郭兰英没有学习能力，而是她具有一种超能：把天下味儿，变成“我的味儿”。钱茸在文章中说：郭兰英是一位极有听众人气的歌唱艺术家，网上有人称她为“不可超越的郭兰英”，意思是，她的歌唱，有一种让人无法模仿的魅力。西北语言并不像藏语或闽南语那样拥有大量鼻化音韵母，却拥有一个极富魅力且使用频率极高的鼻化音[ε]。郭兰英的演唱中，突显了[ε]韵对她的特化作用。关键在于，有些歌曲与西北毫无关系，如电影《上甘岭》里的《我的祖国》，她仍然把歌词中所有的[an]，读作[ε]。不仅如此，她在歌唱时还尽可能把[ε]的读音感觉渗透到其它字韵里，使之成为一种吐字的整体风格。听众全然接纳了这种不用纯正普通话的郭兰英风格。后来有人试图用美声或学院派民族唱法演唱《我的祖国》，听众反映都不及郭兰英原版，大家只认郭兰英的“那个味儿”。

郭兰英在“戏”与“歌”之间找到的“味觉”平衡点，已成绝响。《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是否可以唤醒人们对郭兰英的认真研究，中国乐派人人都能有更多自己的“味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