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来,云南大理海湖地区的白族渔民一直与驯养的野生鸟类打交道。就是渤海鱼鹰。
2009年,这项独特的洱海鱼鹰驯化技能,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渔业法》将鱼鹰列为非法捕捞工具,但在大理,它们因与渔民关系紧密,122只鱼鹰被当地政府造册保留。
2016年,这最后的一批鱼鹰面临离开洱海。
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初,24只鱼鹰赴日进行技能大赛,在前三日的训练中,洱海鱼鹰竟然将当地河道的鱼类抓光,洱海鱼鹰不战而胜。
波折/
鱼鹰们真正的灾难是,90年代后期,更先进的捕捞渔具涌现,洱海水质开始污染,鱼鹰们一不小心就钻进了渔网和竹制渔具的死亡陷阱……
铁笼/
自去年7月起,鱼鹰养殖基地日渐萧条。
叱咤洱海数千年的鱼鹰,如今全部关在铁笼里。
前途/
目前杨玉藩在与腾冲、西双版纳的两个景点接洽,为谋求鱼鹰生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无论如何,不能让它们在我手上死去。”
洱海鱼鹰的出路,让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玉藩操心不少。
怀念/
“鱼鹰就是我们的亲人”
参加技能大赛不战而胜
洱海鱼鹰的双脚是自由的,它们和主人之间的交流,有的借助眼神,有的借助古老的语言。
上世纪90年代初,大理喜洲镇沙村赵志新等三户鱼鹰户,曾带领24只鱼鹰赶赴日本名古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鱼鹰进行技能大赛,在前三日的训练中,洱海鱼鹰竟将当地河道的鱼类抓光,洱海鱼鹰不战而胜。
大理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曾出土了两件鱼鹰手杖,证实了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洱海区域的鱼鹰就与人类存在密切联系。
如今,洱海鱼鹰驯化技艺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喜洲镇沙村老渔民杨亮珠之子杨玉藩,则被选为这项技能的省级传承人。杨玉藩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洱海湖区,但凡上了点年纪的,都吃过洱海鱼鹰捕的鱼,“鱼鹰就是我们的亲人。”
55岁老渔民赵志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渔民们烧水做饭用的都是洱海水,他曾一个猛子扎进水底找到了自己遗落的手表,那水真叫一个清。
不同的鱼鹰户驯养鱼鹰时,用的是不尽相同的白族语言。主人喊“驻驻驻”,是叫它们把鱼叼起来,喊“打卡、打卡”,是叫它们要把鱼交给主人,切莫私吞。
杨玉藩说,有的口令短促,有的依附于动作,有的是一个抑扬顿挫的长音,听着就像一首歌。
改变/
鱼鹰们在水里奋力追击
一不小心就钻进了渔网
鱼鹰的孵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大理州市级非物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月岗,用70枚卵才孵出了一只小鱼鹰。
赵志新说,最凶狠的鱼鹰,会把鱼咬死后弃之水面,再钻入深海中追击下一条鱼。杀手级鱼鹰可入水30米深,5分钟内不露头,持续奋战两小时。
鱼鹰是鱼的致命天敌。冬季水温低,鱼类行动迟缓,雌鱼腹内常携带大量鱼卵,而鱼鹰,则进入一年中的最佳捕鱼期。
1986年颁布的《渔业法》将鱼鹰列为非法捕捞工具。
“这部法律出台之后,洱海鱼鹰该不该灭,怎么灭,大家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讨论。”杨玉藩说。
彼时洱海湖区尚存1700余只鱼鹰,他们最终得以幸运保留。杨玉藩介绍,不彻底取缔的理由有两条,首先,洱海鱼鹰曾在日本争得荣誉,其次,洱海鱼鹰事关上百家庭经济来源。
鱼鹰们真正的灾难在后头。90年代后期,更先进的捕捞渔具涌现,电、药等非法手段频繁使用,洱海水质开始污染,鱼鹰们在水里奋力追击,一不小心就钻进了渔网和竹制渔具的死亡陷阱。此外,湖区毒杀候鸟之风盛行,鱼鹰也常常遭殃。
鱼鹰没了用武之地,杨玉藩和父亲不得不用笨拙的动作,学其他渔民用丝网打鱼了。不久,父亲就将家里的10余只鱼鹰,送给了一位堂爷爷当宠物饲养,杨玉藩登陆上岸,转身成为一名建筑商。
2000年,作为商人的杨玉藩,曾抽空与村委会干部李福华,对洱海湖区开朗村、大观邑村的鱼鹰户进行摸底排查,他们发现,整个洱海湖区,仅有13户鱼鹰户。
2004年2月,沙村渔业社的三名社长开始牵头,呼吁拯救大理鱼鹰文化。据他们记载,上世纪80年代,沙村鱼鹰社有72户人家从事鱼鹰捕捞,鱼鹰数量为1574只,但2003年,这一数字降为10户、180只。
洱海鱼鹰濒临灭绝。
保护/
来自大城市的人没见过这场景
“我们就决定,大力开发旅游”
渔民的不断呼吁终于引起了大理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起,湖区的122只鱼鹰成了低保户,政府每天给予1.7元(封海期每天2.7元)的补助。
这些鱼鹰有了户口并登记在册,每只鱼鹰都有自己的编号,它们的生死都要上报洱海保护管理局。
杨玉藩说,那一段时间是鱼鹰户和政府之间的蜜月期,可谓上下同心。“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可能面临灭绝,政府也很着急,政策上也愿意保护。”
这项政策没能阻止鱼鹰的持续消失。一只鱼鹰每天吃鱼一斤,而市场上最便宜的鱼也要五六元一斤,化身为宠物的鱼鹰,给主人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
2008年底,鱼鹰的低保被取消,政府提出成立鱼鹰养殖基地,对湖区的所有鱼鹰集中驯养。
基地最终选址在沙村,2008年4月20日,全部鱼鹰户携带61只鱼鹰聚集到了养殖基地,一年后,鱼鹰数量增加到131只。
鱼鹰户们各出资一万,成为基地的启动资金。杨玉藩说,基地成立初期,只是靠一些摄影家协会的拍照活动,获取少量资金以维持运营。
2009年7月26日,基地接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团,旅游团一行47人,为接待好他们,基地开会到深夜三点,临时在外租借了几条船。
当时基地设施简陋,但游客很兴奋,他们接触到了洱海水,和渔民一起吆喝,近距离观察了鱼鹰如何捕鱼,最后吃鱼鹰捕的鱼,“来自大城市的人,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从那以后我们就决定,大力开发旅游。”杨玉藩说。
这一年年底,大理市政府发出《关于规范洱海鱼鹰养殖的通告》,提出要联系洱海保护管理实际,在控制洱海鱼鹰数量的同时,为传承洱海鱼鹰文化,可适当保留部分鱼鹰作为观赏及民俗展演使用。
2012年,大理市政府又作出同意洱海鱼鹰驯化及表演基地正式运行的批复。
离开?
接洽景点谋求生路
“不能死在我手上”
2012年前后,是基地最繁华的时期。另一方面,基地的表演模式不但在洱海湖区各码头被复制,在全国不少地方,鱼鹰表演也成为旅游景点的噱头,洱海“黑鱼鹰”的报道,常常见诸云南当地媒体。
2012年,洱海湖区的鱼鹰表演点陆陆续续冒出七八家,部分表演点管理混乱,污染事件时有发生,“整个市场逐渐失控。”杨玉藩说。
2015年6月15日,大理市政府颁发通告,要求自7月10日起,湖区所有的鱼鹰表演旅游经营项目全部迁出洱海湖区。洱海保护管理局法制宣传科科长赵育峰称,2014年6月1日新颁布实施的《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中,将之前很多禁止性的规定加以明确,其中就明文规定湖区禁止鱼鹰表演。
他解释,鱼鹰表演侵占滩地,而滩地是洱海湖区的保护带,其夹带的水生物质会遭到破坏,基地可能擅自割取水草,破坏了良性的生态系统,此外,大量游客涌入湖区,乱丢垃圾现象时有发生。他认为,鱼鹰驯化是一种可以传承的技艺,不一定非要在湖区上进行,“文化传承当然重要,但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实行。”
自去年7月起,鱼鹰养殖基地就日渐萧条。9月13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基地看到,基地广场被村民的渔网占据,曾经波光粼粼的港湾,被杂乱无序的浮萍吞噬。
叱咤洱海数千年的鱼鹰,如今全部关在铁笼里。去年7月停业前,它们的数量是132只,一年多来,这一数字锐减到99只。因长期休息,它们喙变得尖利,趾蹼变得厚而肥。
“鱼鹰离开水,就像人在坐牢。一旦离开了洱海,它们还能不能叫洱海鱼鹰?”杨玉藩说,洱海湖水分上中下三层,水流有轻重缓急,水草分布不尽相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对鱼鹰驯化的可能。
让杨玉藩这个省级传承人尴尬的是,过去一年来,尽管他不断呼吁,他最近得到的回复是,可让鱼鹰在基地水域“沾沾水”。他说,那是叫鱼鹰去送死,“里面全是非法渔具。”
目前杨玉藩在与腾冲、西双版纳的两个景点接洽,为谋求鱼鹰生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无论如何,不能让它们在我手上死去。”他说。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大理 编辑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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