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城南微博】口述中国｜北京⑨鄂凌英：蒙语蒙文都不懂，还是报了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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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章主编的口述历史系列第二辑(《八旗子弟的世界》 《城墙之外》 《府门儿宅门儿》 《胡同里的姑奶奶》 《生在城南》 010-30000 010-30000)

在总序中，定宜庄如此写道，这套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

定宜庄是国内口述历史实践的先行者，她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陆续从事北京口述历史的相关工作，迄今已有20余年。2009年定宜庄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后来又主持北京出版集团的“北京口述历史”项目。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刊发“北京口述历史系列”部分内容。今天选摘的是八旗蒙古后裔鄂凌英的口述。

地点：北京市第一福利院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李宝臣、江桥

访谈者按：

只要对清朝历史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八旗制度是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三大部分构成的。在八旗建立初期，凡归附于清的蒙古人、汉人都与满洲人一起，合编于八旗之内，以后蒙、汉人口急剧增长，各种成分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既不能容纳众多人口，也难以协调各人群之间的关系，于是到皇太极统治时期便有增旗之举。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将蒙古左、右营析为两旗，这是蒙古独立编旗之始。翌年以察哈尔、内外喀喇沁部相继归附，又将原隶八旗满洲的部分蒙古人丁析出，与旧蒙古两旗和新附人丁重新编组，成立八旗蒙古，从此与八旗满洲、八旗汉军一道，构成了八旗制度的整体。

八旗蒙古虽然也称蒙古，但与清政府以盟旗制度和军府制度加以统治的漠南、漠北、漠西诸部蒙古已不属同一概念。有清一代200余年，他们与八旗满洲共同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中，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思想意识甚至语言上，都已与八旗满洲无甚差异，而与仍然生活在草原与大漠上的外藩蒙古迥然不同了。

但是尽管如此，如今在选择民族成分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八旗蒙古后裔，仍然像鄂女士一样，虽然自谓已经既听不懂蒙语也看不懂蒙文，“只是白应个名儿”，还是报了蒙古族而不是满族或汉族，正如京旗内大多数的八旗汉军旗人如今都已经“回归”到汉族一样。

八旗蒙古这种非满非蒙，或谓既满既蒙的性质，造成满族史、蒙古史研究“两不收”的现象，使这个八旗制度中特殊的而又极为重要的群体，成为迄今为止满族史、蒙古史和八旗制度史研究中难度最大也最为薄弱的内容之一，而清朝史料中有关材料的缺乏，更使这一问题变得令人望而生畏。

从拟定访谈计划之初，我就决定寻找八旗蒙古的后裔，因为他们是八旗制度中不可分割的却又常被人忽视的部分。今天的北京城人口已过千万，但想从茫茫人海中选择一个有着蒙古旗人背景并且适合作为访谈对象的老年妇女，却好像大海捞针。感谢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宝臣先生为我推荐了鄂女士，并且热心地陪伴我进行了这次访谈。李先生与鄂女士为世交，其本人是汉军旗人后裔，又是精通北京掌故的学者，能够得到他的指点，至为幸事。

鄂女士终生未婚。从天津退休后，住在北京第一福利院。

又及，鄂女士所姓之“鄂”，凡作为姓，读音都为“àｏ”，就像那桐的“那”读“ｎā”、双××的“双”读“ｓｈｕàｎɡ”一样。

我娘家

鄂凌英（以下简称鄂）：我1916年出生，今年八十三。我们家有老姓，姓鄂，姓的是地名，内蒙古的鄂纽特，车臣汗里头的。个人是指名为姓，我叫什么我就姓什么，所以说一个人一个姓，越来越乱。我父亲他们哥儿四个，就是一人一个姓，我大伯父姓舒，二伯父姓穆，我父亲行三，姓图，还有个叔叔姓崇。后来嫌太乱了，就“冠老姓”[访谈者注：满族因姓名不连写，姓如冠一样，戴在上面，所以叫冠姓。而“冠老姓”中的老姓，指满族的氏族（满语读作“哈拉”，姓氏）名，“冠老姓”就是取老姓的第一个字，如姓温迪罕改为姓温，完颜改为姓王，抹颜改为姓孟，等等。也有取满姓的汉译意义，或以祖辈居住地名为姓，此外还有赐姓，即由皇帝赐给的姓，等等。民国后因旗人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受歧视，北京旗人多将自己的满人身份隐去，所以“冠汉姓”做法流行一时。鄂女士虽然属八旗蒙古，但各种习惯和做法已与满人无异，这里提到的“冠老姓”做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都姓鄂了。曾祖父过去做官，死得早。祖父念书念得有点神经，不做官，总在家待着。

我祖父和祖母的死相隔五十几天，我太太（即祖母）先死的。我太太死了之后没入葬，说的是得等我父亲回来，我父亲没在家，在外头哪儿工作。花儿市有个法华寺，就停到那庙里头了，那会儿都有那阴阳先生呀，请的那人说我太太这是犯了重（重叠之意）丧，还真挺准，我太太接三（访谈者注：接三，是满汉民族都有的一种治丧习俗，传说人死后第三日必“回煞”，家属这天要在屋前搭设灵棚、月台，摆放灵桌及祭奠器具、酒肴接魂，亲友多于此日前往吊唁，丧家要陪祀并备酒饭款待致谢。傍晚要请僧道、喇嘛诵经超度亡灵，然后举行“送三”仪式。）那天，我祖父就病，说是穿的鞋不合适，脚磨了泡了。也没躺下，就那么坐着，后来脚就肿了，没多少日子就病死了，挺快的。可能祖父死的第三天，正是我祖母死的第六十天，祖父死了也停在庙里，过了一年办周年，办完周年一块儿出殡。我还记着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那会儿我10岁了，一块儿办了两回事。我家坟地就在沙窝门（广渠门）外头。

我父亲他们哥儿四个，我就一个姑姑，是我叔叔的妹妹，最小的，她18岁生病死了。我大伯父叫舒子宽，是名票，自己好戏，天天请教戏的在家里练，什么全唱，也有嗓子，武生、小生、青衣，唱什么全行。把家里房子卖了买行头，我家行头多着呢，后来都卖了。他也有工作，在内务部。那时候上班不像咱们8小时，那会儿上午看不见人，都睡觉，到中午吃饭，吃完饭上班去了，可是晚上就没日子回来了。晚上外边吃饭，吃完饭满世界玩儿去。我大伯母活得长，80多岁死的，她娘家姓张，是肃王府（访谈者注：肃王府即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后裔的府第，最初位于正义路东侧，后迁到东城区东四十条西头路北。）管事的，她没有儿女。我大伯父又娶了个姨太太，生了一大堆，我们也不和她来往。

二伯母家干吗的我不知道。我先头那个四婶家也是做官的，姓松，松八舅，松十舅，也挺有名的，是满族。她故去以后，续弦的这个四婶是蒙古旗，鲍家，是成吉思汗之后，是西安还是哪儿的总兵，住羊尾巴胡同，地名都特别。（访谈者注：羊尾巴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阳照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今隆福大厦之东南。）我家那时候就不念经啦。非得死人时才念喇嘛经。

我父亲在部队上，在西陵当兵，后来不当兵了就上中东路，铁路（访谈者注：中东路，即中东铁路，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一直不在家。

我母亲也是旗人，是蒙古人吧。我母亲家姐儿仨，大姨嫁到陶家，北京的陶家是蒙古族，都是蒙古旗。大姨有个男孩，是齐燕铭[访谈者注：齐燕铭（1907—1978），蒙古旗人，姓齐利特氏。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的表弟。三姨她们家姓胡，是南边人，可能不是旗人。

我还有一个舅舅在交通部，舅母也是旗人，他们家是开洋行的。那会儿得门当户对，蒙古族跟满族（通婚）没关系。旗人跟汉人可做不了亲，汉人嫌我们旗人礼节太多，太拘束，人家不愿意。汉人有汉人的礼节，到这家里他受不了，再说什么都不懂，都合不来，说话也说不到一块。我舅舅早死了，是乱的时候死的，我也忘了是哪次了。我这80多年遇上乱的时候好多次啊，一次一次的，好在那时候乱都没多大影响，跟咱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你乱你的，乱我就不出去。我舅舅他们家住朝阳门老君堂的东口儿，我常去，有时候早有时候晚，晚的时候多，就去看关城门去，一拐弯儿就到大街上，在大街上站着。北京不是有“九门八点一口钟”么，北京就崇文门是钟，别的门都是点（访谈者注：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城门均于每日天明开启，傍晚下锁，唯正阳门于三更时开启一次，以便外城官员入早朝。有些到外城游宴的内城人，也趁这一开城门的机会回到内城中来，但只准进不准出，以防贼盗宵遁。各城门下锁时都要敲击一种叫“点”的乐器，只有崇文门敲钟。点是铜质，扁平形似朵云，因此称为“云牌”，俗称“点”。故老北京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到关城门的时候儿，就且凿那个呢，两边儿你听吧，就喊“等会儿等会儿”，你看吧，来回跑噢，又喊又跑的，赶城门快出去，到点儿准关。

我家大排行8个，4个男孩4个女孩，大排行我排三。大姐是二大爷屋的，嫁的人家是叶赫那拉氏，怀塔布是他家的祖爷爷，也是蒙古族，那是西太后的时候了，她公公可能做过总督吧，蒙古八旗，跟外藩蒙古没什么来往。

二姐是我亲姐。她家姓齐，整齐的齐，是奉天府尹（访谈者注：奉天即今辽宁省的旧称），又叫东边道[访谈者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设置的道，属奉天省（今辽宁省），治安东县。1915年辖20余县。1928年撤。奉天府尹与东边道并不是一个机构和官名，鄂女士只是记得一些名词而不确切。]，我这都是听说。他们家就在这儿，谁也没出去，老年间那人谁也不跟着满世界跑，都在家，没事就回家。旗人做官卸了任都得回旗，想在外边待着也不行。我姐姐17岁结婚，18岁她爱人就死了，也没孩子。她又在他们家活了11年，完了她也死了，她死的第二年她婆婆死了，解放后她公公死，都死绝了，一大家子人说没也快，这家整个儿没有了。四妹是叔叔的，她死得晚，1989年她死的。我们都是内蒙古的，跟内蒙古都有联系，都是亲属关系来回做亲那么认识的。

我的生活

鄂：那时候不就是大家庭么，那时我也小，粮店到时候给送米送面，我也不知道谁付钱。祖母过日子，早晨不管，一天就吃两顿饭，大锅饭。一屋有一个老妈子，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子，做饭也是一个老妈子，外边还有扫院子的。

我家里没有店铺，在城外也没有田产，就是有房子，两所大的，我们自己住的一所是大的，大房子有五间北屋，三东三西，南房不够十间也差不多，还单有一个院子，大伯父住的院子，有北房，东边有个大院子，差不多有十间北房。旁边还有一所，那所更大，前边通到后边，那所就租给日本人，进点房租。还有四所小房子，也都是收房租，也不知道够吃饭不够吃饭。

那时候在家上学，家里有老师，我还有个哥哥，就是二伯父的，还有四妹，还有弟弟，四个在家念书。后来一分家就没法上学了，老师也走了。

祖父去世，大家庭就各过各的，谁也不管谁。后来这家就没法过了。得有人拿钱呀，慢慢地也没人拿钱了，我祖父祖母的丧事就差俩月，也花了不少钱哪。干脆卖房吧，就把住房卖了，我们住的大房子卖给慕贞小学（访谈者注：慕贞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妇女海外传道协会创立，位于崇文门内孝顺胡同。），那个大院子就当了操场了。

大房卖了，在小房子又住了些日子，小房子又卖了，卖了就分家吧，就在外边租房住。我们解放后才搬到这边来的，这东西厢那时就等于城根儿了，不是便宜吗，正赶上我姨他们也要买房，说一块儿买了吧，他们拿了一部分钱，就买了五间房，那边两间算他们的，这边三间算我们的，房现在还有，我弟弟住着。

我大伯母没生过孩子，从小就喜欢我，由小时候就带着，我一直跟着大伯母，分家以后也就跟她出来了。

我跟着大伯母住东四头条，上学也近。伯母一直就一人过，没工作，伯父每月给寄五十块钱来。我在那儿念书，是大伯母给钱，我们娘儿俩再吃饭都够。我说想上贝满[访谈者注：贝满，即贝满女子学校，由美国公理教会于1864年设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改建。创始人是美国艾莉莎贝满夫人，课程有普通课程和宗教，当时有学生80人。地址在东城区灯市口。]，那时候家里也有电话，就打电话联系，人家说报名末一天了，我就跑到东四，有个天顺什么顺的照相馆，照了相赶紧报名去，一下子就考上了，就上了贝满中学。那时上学没钱可不行，提搂着口袋交学费去，我记得每次都交三四十块钱，真是大洋钱哪。我还在那儿吃饭，中午就不回来了。那时也不会走，都讲究坐车。我30年代在贝满上了六年，上到高中毕业。

我伯母一直在家，家务事也不少。她不会买东西，买菜什么都得求人买去，不习惯，没买过。你要买回来让她做行，会做饭，大家庭时候也是她炒菜，大铁锅那么老高。过去真有这样的人，她真不会，保姆也不会干活儿，岁数大了，就只能收拾收拾屋子。伯母的老礼儿倒是有，也得分跟谁，跟我就没那些礼儿啦，我怎么着都行。

后来我伯父老了，退休回北京了。伯父不是在东北做北镇县长吗，做了几年。那会儿的老人一人在外头，弄了好些个姨太太也都在外边，可是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是老人一人回来，那些姨太太在那边就都打发了，该干吗干吗去，到家里也没办法，再说家里也够乱的。可我伯父的那个好像是他内务部的同事吧，湖北人，是他在北京娶完带走的，不是外地的。她生了五个还是几个孩子，他一回来，他这姨太太带着一堆也都来了，我就不跟他们一块儿了，回家去了。我伯母也没办法，就跟他们在一块儿过呗，她还有个妹妹，有时就到妹妹那儿住些日子再回来。她八十多过世，一直跟他们在一块儿。一家子要是一闹这事就好不了，和不了，反正跟姨太太怎么也到不了一块儿，不打架，谁跟谁心里也别扭，面子事。

我父亲不常回来，寄钱不多，我家那时候也够困难。我母亲就供我弟弟一人上学。我弟弟在汇文上学，后来考上航空学校了，上高一时走的。中国支援缅甸一百架飞机，他开飞机支援人家作战去，结果死在加尔各答了，那是多少年啊都忘了，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吧。

我父亲后来退休回来，在家没待多少日子又走了。因为我弟弟军训时的领导跟我父亲是老同学，知道他在家待着呢，就让他上那儿帮忙，当翻译。我父亲不是在哈尔滨、满洲里和俄国人待了不少日子么，他就这么着又上南边去了。他一直跟我弟弟通信，我弟弟死的事他都知道，可那时我父亲和我们连信都不通，他也寄不来钱，这边就我和我母亲在家。

别看老人在家，在家不闲着，一人都好几个孩子，自己家里的活儿还做不了呢。我母亲做活儿可好，我大姐二姐结婚的衣裳都是她自己做，那时衣裳也好做，长旗袍不用上袖子。我母亲没事就纳底子，做鞋，我弟弟的鞋费着呢。上学一个月俩月就一双鞋，自己纳的底子厚着呢。我母亲后来一直在家，1956年故去的。我父亲死得晚，他不是又娶了一个吗，后来弄回来了，她是再嫁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病了一阵子，肺结核，吐血，气胸，没办法就上协和医院的肺疗科，在干面胡同。他们给我打了三年的气，每礼拜一次两次，由这肺里插进管子去，让这气压住肺，别再扩张了，让它慢慢长好。咳，三年。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工作工作不了，生活也没来源，那时就是我姐姐她公公还活着呢，有时支援我们一点，支援也不够瞧病的，还得吃饭哪，挺困难的，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笑）。

我在家待了好多年，那时候没法找工作去，也不认识人。我有个街坊是日本人，在日本报馆，我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家里就我跟我母亲，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他还老封建，说女孩子就跟家待着吧，别出去工作，工作没好处，他就不给找。

解放以后1950年我才出来，在天津找了个工作。也是同学介绍的，要不我们家认识谁呀。我母亲不认字，没工作，伯母也不认字。那时一人去天津，什么也不怕，你不去活不了啊，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呢。解放前亲戚还支援点，说你家没人，解放后就不行了。到那儿人家问我学过什么，我说学过会计，学过打字，他们说银行新成立一个办事处，正好没有打字员，你打字去吧。中文打字，在字盘找字，忙的时候黑间白夜的都连着干，打完了还得印，完了装订好了，明早开会就发下去。我就一直打字。

后来就干后勤这些事，乱七八糟什么全干，最后服务员都没有了，退休就完了，新来的小年轻的谁也不干这个，都在业务上了，就剩了我们两人。我又卖饭票管食堂，在传达室还带收发，那男同志出去采购时，我就在家盯门儿，一直干了这么多年，1977年退休的。

1950年定级的时候给我定得挺高的，等于二十级，七十块，一般人都是六十几块，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等于两份家，我在天津，我父亲、母亲在北京，都得寄钱，我就自己留四十，给家寄三十。母亲、父亲有病就得回来，多的时候一年回来七次，来回跑都是我的钱。这么些年也够受，别打算做衣服，就穿那点旧衣服。吃饭都是大问题。

我的民族

定：您后来觉得不觉得自己是蒙古族啊?

鄂：嗨，那管什么用啊，你爱什么族什么族，我也不注意这事，到单位也没人问。有一次主任问我，我说我已经汉化了，他说你可不能那么说。

定：您还报着蒙古族？

鄂：就没改，我连蒙字蒙文都不认得，那也得写蒙古族，他说你是蒙古族的人哪，我说我这是白应个名儿，什么也不会。

旗人家的事特多，要教也教不到，常在他们家就看出来了，虽说什么规矩到自己孩子这儿也就都没有了，也就不往心里去了，看着不顺眼说两句就完了。听就听，不听就不听。可是出去就得像个样儿，来人也得像个样儿。后来虽然没有规矩，也不能出圈儿。从小看着长大了，脑子里就有印象，有点拘束，越大的官家里事儿越多，要是当媳妇儿可了不得，一天三遍安，吃饭也得请安，晚上睡觉也得去，满世界请安去，有句话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嘛，我家不在一块儿住就好多了，要在一块儿住，拘着这劲儿呀，你就得按着这礼节走。

过去满族人中有表兄妹结婚的，姑做婆婆，姨做婆婆，可是舅母不能做婆婆，舅母做婆婆那叫骨肉还家。

（本文摘自北京出版社2017年2月版《胡同里的姑奶奶》，部分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