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他缔造了798，发起过星星美展，还曾创办过《今天》

黄锐。

图/受访者提供

黄锐：平衡之道

本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10.4总第1015期《中国新闻周刊》

当一件事被载入历史，时光隔得越久，越能看清它的价值，事件中的人也越发凸显。黄锐，1979年“星星美展”的发起者，21世纪初“798艺术区”的构建者和推动者，这些发生于十几或者几十年前、意义早已超出美术界的事件，使他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有声望的艺术家、活动家和策展人之一。更多的人似乎觉得，黄锐的活动家身份要大于他的艺术家身份。

但他本人从未认可自己艺术家以外的任何标签，他认为自己的价值自始至终在于对“艺术之无限”的追求，而不在此之外，如果一不留神顺便有一些意外的成就，那是因为“无为”而所以“有为”。他一分钟都没有过任何疑问和商量，从未暗存另外的企图和备案，“我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黄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9月24日，作为一个纯粹艺术家的最大规模个展——“黄锐：抽象之道”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开幕。包括绘画、装置艺术在内的数十件作品，系统梳理了黄锐从创作生涯初期至今以抽象语言和东方哲学思想展开的创作。

有道与无道

在展厅看似普通的设计中，黄锐将自己对于《易经》的研究加入细节。例如展厅中间摆放供观众休息的长树干，源自北京某大宅拆迁时拿下来的过梁，与另外两个圆树墩呼应为阳爻和阴爻。圆树墩原定摆放于展厅正中间，黄锐思考后挪到距离画作20厘米的位置。“天、地、人”三幅画铆在架子上，画面离墙10厘米距离，光线可以透过孔洞在墙上形成光斑。近些年，无论对空间还是对绘画，黄锐都有严苛而具体的控制，他认为任何空间构成都有其规律蕴含其中。

UCCA策展人张南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布展时，黄锐常常提到“呼吸”二字，他认为不止画面和观众需要呼吸，观众和画面之间也有共同的呼吸韵律，无论黄锐画面创作上的那些孔和洞，圆形、三角形，还是他自己设计的装置，都有此意。

1983年，黄锐第一次接触到《老子》《易经》这些东方哲学，是从作家阿城那里得知的。那时，北京正在经历城市的加速扩张与旧城的现代化改建，黄锐以他出生、成长的北京为基点创作了与四合院建筑结构有关的系列作品。阿城看了，对他说，“你这些作品让我想到老子的《道德经》，我想办法帮你借一本，你看看。”等不及阿城去借，黄锐托人从台湾买了一本。这成为他“空间结构”（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不施明暗，没有光影变化，强调突出物象的结构特征）系列的开端。在他的画中，四合院作为将阴阳五行和尊卑等级融于空间设计的传统建筑形式，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他重新审视了四合院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交互关系，并将其作为此后创作反复探讨的母题之ー。

自此，《老子》等东方哲学文化与思想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对黄锐的创作产生持续性影响，五行八卦学说也成为他从具象绘画转向抽象创作的重要理论支撑。老子说：“愡兮恍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在黄锐2021年创作的大尺幅组画《坤之观》《乾之观》《宇宙观》中展现的寰宇气象，或许可视为对于老子思想的物化再现。

新作品的对面，是黄锐早期的画作，这是他所说的另一种“呼吸”或者“对话”。早期作品序列中的第一幅，就是1979年曾在“星星美展”上展出的《无限的空间》，这不仅是黄锐创作的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作品，也是那个年代最早公开展示的抽象风格作品之一。回望四十多年前的“星星美展”，它不仅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也是中国步入时代转折期艺术运动与社会变革的见证。

“黄锐：抽象之道”展览上的部分作品。图/受访者提供

“自由是一种语言，从画上掉下来”

1952年，黄锐出生于北京西城一个四合院里。黄锐的妈妈热情好客，他从小看着妈妈在院子里招待亲人朋友，成年后的他继承了这一点，1978年前后，黄锐家的院子常聚集写诗、画画的同龄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星星美展”的资源。

黄锐没有进过美术学院，但不能说他不是科班出身，6岁起，他跟随同学的父亲——张大千的入室弟子谢天民学水墨画基础课。再大一点，开始对文学、音乐感兴趣，趁大人不在家，他偷偷听家里的唱片，和一些年轻人传阅巴尔扎克、莫泊桑。他感觉艺术是比语言更直接的沟通，召唤出人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觉得自己从十几岁起就和同龄人的想法不同。那时，他和同学一起参加运动，同学们激动得跳着叫着，都哭了，黄锐哭不出来，也无法融进群体性的狂热。相反，他浑身发冷，他不能问周围的人，“为什么要哭？”他怕人家说，“你为什么不哭？”他只能问自己：“怎么搞的？我不能跟着大家一起喊，不能一起感动吗？”答案是不能。这件事给他很大冲击，他成了运动中一个脱离出来的角色，从精神上脱离了。回家的路上，黄锐决定，再不参加这种活动了，这是他印象里第一次察觉到自己想法中有所谓先锋的基因。

十六岁，他去内蒙古插队落户，度过了几年在“残存的底线”挣扎的日子，但也有收获——结识了当年到访的青年诗人北岛，开始接触诗歌。返城后，黄锐在北京第三皮件厂当上工人，但自小养成的艺术素养和较早接触的西方现代思想，将他带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前端。那时，他的诗人朋友北岛、多多等人开始大量创作作品，他羡慕诗歌即兴、即时的感染力，而自己这样的书画青年质疑写实主义，想寻求更直接更具表现力的手段，却苦于无路。

直到1978年4月，中国美术馆举办“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黄锐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西方绘画的真品，并与现代主义鼻祖塞尚和梵高的作品见面。回忆起四十年前的那次画展，黄锐仍然记得自己与许多同龄中国人受到的激荡，“我在这次画展里看到，自由是一种语言，从画上掉下来。我一直等待这一天，没有想到这一天自己悄悄地过来了。”

那年10月，黄锐与诗人北岛、芒克创办纯文学独立刊物《今天》，并担任美术编辑。在为《今天》的出版做筹备工作的过程中结识木刻家马德升、作家阿城等艺术青年，黄锐家的院子热闹了起来，这使黄锐萌生了组织艺术展览的想法，“做一场镇住全国的展”。

1979年，黄锐和马德升一起筹备，先看作品后定人选，很快聚集起二十几位业余艺术家，他们为这场民间美术展，取名为“星星”。

9月27日，当中国美术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花园东墙的铁栅栏上、树上却起起伏伏地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现在看来，展出的画作题材大多只是画普通人肖像或者寻常风景，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政治性和先锋性，但在那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人们惊讶于“星星美展”作品中艺术家们的自我表达。在展览的前言中，黄锐写道：“我们，三名艺术的探索者，把劳动的些微收获摆在这里。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

“星星”共举办了两届，开始是露天，后来进入中国美术馆，参观者从各地赶来，轰动一时。参加“星星”的艺术家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学院美术教育，他们的画作因此体现出一种“业余”，也正因此，陈丹青曾对星星的成员感慨，在央美，大家画的是习作，而“星星”则一开始就创作作品。

当时的中国，没有画廊，没有艺术市场，但“星星”的出现使中国当代艺术逐渐吸引西方的目光。北京的外国人圈子开始流传一句话：“上午去八达岭，下午去马德升家。”中国的画家们有了第一批收藏者。

1984年，黄锐移居日本，参加“星星”的李爽、王克平、马德升等人也相继出国，告别中国艺术舞台。承接着“星星”开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开始，随后各种艺术群体及美展在全国范围风起云涌般展开。

如今，在人们已经不再提起“星星”的几十年后，黄锐认为，“星星”的基因仍然保存在一代代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里，“星星”并未走远。名列“2020胡润中国艺术榜”第2位的画家刘野曾经说，“星星”对他创作的影响相当于“精神上的父亲”。

在2020年北京OCAT研究中心举办的 “星星1979” 文献展上，曾经参加“星星画展”如今已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的薄云说，如果说“星星美展”在今天还留下什么意义，那就是对主流话语的质疑。在艺术上，“星星”的画作也许并不算具有挑战性，但是在精神性上，“星星”的反叛性是开创性的。

“798”只要活着就是我的理想

到日本后，黄锐得以更加直接地接触到中国以外的前卫艺术运动生态。80年代中期，正是日本艺术界“具体派”和前卫书法活跃时期，“具体派”艺术家白发一雄和前卫书法家榊莫山都对黄锐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把自己的创作拓宽到摄影、装置等更多元的面向。但他在日本也是孤独的。十年前，黄锐曾对中国媒体说，在中国虽然同样孤独，可是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背景下，孤独也是一种角色，“如果一直在日本，我不可能代表日本的孤独。”

2001年，黄锐决定回国，他发现了798。798原为上世纪50年代由德国援助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包豪斯式设计，简洁实用。1964年，718联合厂撤销建制，改为798工厂等六家单位，2000年整合重组为七星集团，大片厂房闲置，租金也低，原定于2006年拆除。

黄锐踏入798的那一刻，就被包豪斯式建筑迷住了，他几乎立刻告诉物业，“我要租下这里，我要马上签合同。”而后是紧锣密鼓的装修、扩大院子、拆掉过于破旧的建筑。

2002年，黄锐把日本的“东京画廊”介绍进来，做了“北京东京艺术工程”，这就好像是一个活广告，邵帆、赵半狄、徐勇……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被吸引而来，798蜕变得愈发时尚和多元，形成独特的艺术氛围。

但没过多久，物业就通知他们停止活动，厂房租金也不断升高，艺术家被要求离开，798艺术区面临拆除。2004年，在大部分人打算放弃，只等房租到期搬走的时候，黄锐策划并举办了“大山子艺术节”，成功吸引了媒体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次年举办第二届，798艺术区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更多的艺术家和画廊慕名而来，艺术再造了798。

2004年，北京被列入美国《财富》杂志一年一度评选的世界有发展性的12个城市之一，其中一条入选理由便是798。2006年，北京市政府正式把798艺术区列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同年，朝阳区区委与七星集团等单位共同组建的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成立，798彻底摆脱了被拆除的命运。

但由于与管理部门的分歧，黄锐最终无法逃离撤离798的命运，2006年，“大山子艺术节”——这个他一手创办起来的纯民间形态的艺术形态，也由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接手转为官方形式，并改了名字。

如今，早已成为网红文化地标的798，每天都有无数时尚达人或艺术工作者穿梭于此，它却已经与黄锐无关。黄锐能够包容地看待艺术区当下的模样，尽管它已经世俗化。“我同意它今天的世俗化。”黄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这也许是798唯一的出口，只要798还活着，且“有生命地呼吸着”，他认为自己的理想就已经实现。

研究《老子》《易经》二十几年，他已经把这种东方哲学的精神深度融进自己整个的创作和生活中，曾经认为冷静的几何线条与感性的抽象表现不可调和的他，创作时已在两者间寻得平衡。思想中有艺术家的前卫、先锋，与人交往时又有活动家的迂回圆融且懂得经营，这又是另一种平衡。如今已经69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认为这同样源自平衡。

离开798之后，黄锐在北京东北五环外寻得一块地，重新安顿了工作室和居所，在不断改造自己又不断自省的平衡中创作并生活着，尽管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策划出的那些事件，但他仍然坚持用画作宣泄语言所不能阐述的自由空间。他近些年画作的中心总留有孔洞，他说这是受日本镰仓明月院中的圆窗启发而做的留白处理，与那扇被称为“悟道之窗”的窗户一样，孔洞打开了作品的平面空间，也指向画面之外的生机。正如他想要在画作中对观者表达的：“我给你看到的是有限，可我给你传达的、我所理解的，是一种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