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寅】云南十二兽地名初探

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怀疑人类发展史上的信息，在它产生的时候，可以提供研究各民族生活特性、思维方式、自然环境和语言特征的宝贵资料。

可以说，地名是人类发展史积淀在语言中的“活化石”。

云南史称“滇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自庄蹻入滇，汉武帝降滇置郡到明初沐英随傅友德率军入滇屯田至今，凡二千三百多年，云南各民族共同开发这块蛮荒之地并创造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滇文化。云南十二兽地名就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痕迹。本文试国探讨十二兽地名的分布特点、它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思维特点和民族文化融合的积淀的内涵。

一 十二兽地名的分布特点

据最近几年出版的云南省各市、县地名志和尚未出版地名志的市、县地名卡片统计，云南约有四十七个市、县共一百九十三个十二兽地名。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十二兽地名疏密相间地分布在西起保山、永平、洱源，东达广南、宣威、镇雄，南抵墨江、个旧、麻栗坡，北至金沙江南岸的永仁、彝良这片汉彝杂居地区，而傣、景颇、佤、傈僳、怒、独龙、藏等民族的聚居区基本没有十二兽地名。由此可见其分布特点是：分布面广、集中，其范围正是云南开发较早、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汉彝杂居地区。

二 语盲思维特点

以动物名为地名，古今中外皆有，但以十二兽为系统，依序纪日，指称集市集期的集市地名却是云南的土特产（黔西与云南相邻地区也有十二兽地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因而有其独具的语言文化特色：

1. 通名称谓的方言特色

地名有多种通名，集市地名也有通名，如“市、集、墟、场、街”等。但名从主人，各地的通名便因地而异带上不同的方言特色。云南大多数集市称为“街”或“街子”，靠近川、黔的地方也有称“场”的，因此，云南赶集叫“赶街”或“赶场”，此即为其方言特色。同时，云南的称“街”地名也是历史上集市贸易的写照。据《云南省情》说，云南生产落后，地域广阔，且高山峡谷相间，断陷盆地星布，河川湖泊纵横，交通极为不便，长期以来处于自给或半自给状态。直至解放前夕，除昆明、大理、保山、蒙自等少数坝区有一定商品交换基地外，多数地区集市贸易很不发达，在一些边远偏僻的民族地区，基本还是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1949年，全省虽有2287个城乡集市，但绝大部分是所谓“露水街”、“草皮街”等无人聚居的旷野集市，集期日中为市，日昃而散，规模小，货物少。云南的绝大多数集市就是这种别具一格的“街”。

云南的称“场”地名比较复杂。滇东靠近黔、桂地区的称“场”地名，有的属十二系统兽，有的则不然。如镇雄有两个“牛场”，其一就得名于交易物，表示当地曾为牛马交易市场，并不表示集期。又如富宁之“牛场”就得名于当地曾为收牛地，也不表示集期。此外，云南各地还有许多“猪场”“羊场”，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养猪场、养羊场时命名的，都不属十二兽系统表集市集期的集市地名。

2. 专名称谓的语义特征

云南十二兽地名是一个系统，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名为专名，包含如下内容：

a、十二种动物依序排列，标示集期，因此十二系统兽地名一律是纪日集市地名。

b、十二种动物正好与汉民族的十二属相相类似，兽名同，顺序也同，但用法不同。十二属相用来纪年，而十二兽地名却用以纪日。为此，本文不称“十二属相地名”，而称为“十二兽地名”。

c、十二兽又可表示集市周期，如鼠街是鼠日集市，之后空十一天，到第二个鼠日又集市。因此集市名本身就显出云南集市的时空特点：定点定时，十二日为一周期。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有些集市的集期密度增加了。例如南涧、西畴、曲靖等地的鸡街，逢鸡、兔两日集市，由十二日集市一次增加为两次。曲靖的珠街（“猪街”的雅化）甚至十二日集市四次，逢猪、兔、蛇、猴四日集市。集期间距的缩小，大多以双数递增，以至隔天一集，甚至天天赶集，这样才不致于打乱集期间隔的均衡和原十二兽序列。这样，名实之间虽有了不副，却依然能显出云南集市贸易发展的轨迹。

3. 十二兽名及其书写形式的雅化

十二兽中有凶恶之兽，如虎、蛇；有害人之兽，如鼠，有供人驱使之牲畜，如猪、狗等。民间为了避凶避邪避俗，便变换名称或以谐音字代替这些兽名，使之雅化。例如，南涧、牟定、武定、禄丰、广南等县的虎街都改称“猫街”（姓虎也是说姓猫），建水县的虎街改称“永善街”；师宗、巍山两县的蛇街改称“长虫街”或“长街”，曲靖市、保山市的猪街改写为“珠街“，姚安县的猪街改写为“朱街”；保山市的狗街改写为“苟街”，建水县的狗街改写为“苟街”，昆明安宁的羊街坪改写为“杨街坪”。此外，还有一种得值注意的现象，即十二兽用于地名按理应该机会均等，但实际上并不均等。有的动物名用得很少，如蛇街只有三个，猴街只有五个，鼠街只有六个，兔街只有七个，而有的动物名却用得较多，如马街有三十七个，羊街有三十四个，鸡街有二十六个，龙街有二十二个，牛街有十七个。显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牲畜家禽名用得多，“龙”是中华民族最崇尚的吉祥物就更不必说了。总之，十二兽地名的雅化和有选择地使用，是忌讳心理所致，反映出人们弃恶扬善，希望六畜兴旺、国泰民安的心态。

4. 十二兽地名命名的思维方式特色

十二兽地名还表现出这个地区思维方式的两大特色：一是混沌性，二是循环性。

一个集市的集期与地点，必须与一个动物的形象联系起来，方能为当地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就表现出鲜明的具象思维的特色。这种思维往往含有名实同一的因素。例如，“狗街”是属狗日集市的街子，但“属”非“归属”、“属于”之意，而含有一种模模糊糊、似有若无的“种属”之意，就是说，属狗的日子应有狗的某些灵性（而非其生物性），那么，狗街也应有狗的某些灵性。名与实在无形中便有了一定程度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在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或者人与自己的家畜相依为命之时，可能标志着某种心理上的喜悦。但是，随着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状态的破坏，尤其是社会伦理意识对象化为某种自然物时，这种同一性就要受到重新审查。因此，当“狗”与“人”具有不同的伦理价值时，“狗街”给人的印象就不那么舒服了，狗街被雅化成“耇街”，表示长命百岁，或是“苟街”，与姓氏挂上了钩。这种雅化，实际上正是思维具有名实同一特点的遗痕。此外，这种具象思维还具有异实共名的特性。本来，十二兽名只是十二种动物之名，后来，这些兽名用到了另一种实体一一人的身上，形成十二生肖。这是人与动物的异实共名。以后，又由人与动物的异实共名扩大为生物（人及动物）和非生物一一时间共名，十二兽名被用来纪日，形成了生物与其生存条件之一的时间之间的异实共名。最后，这种共名现象更扩大到两种非生物之间，即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异实共名。这样，便形成一个以人为中心，而由人及与其生息密切相关的基本条件共同构成的异实共名体系。这种异实共名体系表现出一种古朴甚至可说有些原始的的宇宙观念，即人作为主体虽然与周围的客体有所区别，但这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致性以至同一性，仍然是主要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注重的，主要不是事物与事物之间质的区别，而是它们以人为中心的彼此间的联系。因此，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不存在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形成一种彼此相通、界限模糊的混沌状态。所谓混沌性就是指的这种思维方式特殊的具象性。

所谓循环性是指这种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之问的秩序时重视的是其并列、循环及有限性。十二兽作地名，体现的是一种左右相邻的并列，而非前后连续的顺序，不是排列为直线的数轴，而是排成一个圆周，“街”与“街”之间，在时间上只是相邻，只是并列，只是彼此挨着。因此，十二兽地名不能延伸，不能无穷排列，只能有限地循环，以十二日为一个周期。

这种思维的混沌性与循环性，虽然不能说表明这种思维方式是原始思维的方式，但它至少可以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带有某种程度的原始思维的痕迹。

三 十二兽地名一一汉彝文化融合的积淀

十二兽地名的起源，对研究云南各民族的融合史，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分布看，十二兽地名集中在云南开发较早、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汉彝民族杂居地区，因而十二兽地名与汉彝文化必然有密切的联系。它属于哪一个民族呢？

关于十二属，早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零星记载。《诗经·小雅·吉日》说：“吉日庚午，既差我马。”《礼记·月令》说：“季冬之月出土牛（即丑牛）以送寒气。”丑牛、午马这些概念已经出现，而且兽名与地支已连在一起。东汉王充《论衡》的《物势》和《言毒》篇中举得更多：“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辰为龙，巳为蛇。”到了南陈沈炯作《十二属诗》，十二属便第一次在书面系统化了。大约在这前后，属相也与人的生年有了明确的联系。《北史·宇文护传》中说：“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至于十二兽何以跟十二支相配，虽无令人信服的定论，但也有人作过猜测。《旸谷漫录》说：“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相属，前辈未有明其所以取义者。曩兄家璩公选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以相属之奇数为名，’鼠虎龙猴狗俱五指，马则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为名，牛四爪，兔四爪。蛇两舌，羊四爪，鸡四爪，猪四爪，其说有理，必有所据。”这种猜测是否的确有理，姑且勿论，但它起码说明，汉民族对于十二兽之用于历律，确实是经过长期思考、应用以至成熟的。

汉族进入云南，即使从汉武帝时算起，也已两千多年。在这么长的时期中，汉族把自已的历法带入云南，后来又用作集市集期的标志，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十二兽地名是汉语地名，而不是其他民族语地名。这些都说明十二兽地名与汉族的文化和心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是，要说十二兽地名的形成完全属于汉文化的范畴，却也有令人难于信服之处。首先，汉族在历史上虽然也有用动植物以至人来纪日的，但不属十二兽系统；其次，汉族的历数，是由序数词地支与天干配合起来使用的。这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记载，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后来，数术家们以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支，逐渐形成十二属相（生肖）系统。这十二属相属于千支历数范畴，但云南的十二兽似乎还没完全达到这个水平，而属于另一个天文历律体系。汉族的十二属相用于纪载历律，如果单用，一般只用于纪年，如现在我们还说的“兔年”、“龙年”等，很少用来纪日。最后，汉族虽有系统的十二属相体系，但是除与云南接壤的黔西地区外，其他汉族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很难找到云南的这种十二兽地名。这些都说明十二兽地名不单独决定于汉族的十二属相观念。

前面说过，云南的十二兽地名大多出现在汉彝杂居地区，因而与彝文化也必然有密切联系，受到彝族历律观念的影响。

西南彝族地区，很多地方通行着一种十二兽历，以十二兽名循环纪日。这一点，江应梁先生在一九四O年写的《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一书中就已指出：“大小凉山中统一地实行着一种，非阳历也非阴历，是把一年划分为十个月，每个月固定为三十六日，用十二支来纪日。十二支的名称及排列次序均与汉地相同，但没有十干，所以只单纯地称呼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每轮转三周，便是一个月，每轮转三十周，便是一年，订三百六十日。三十周轮完后，另有五日不属于任何一周，称为过年日，夷人便在这五日中，由毕摩（巫师）任择二日（各部落的日期不必一定），杀猪、饮酒，亦如汉地之过新年。每隔两年，也把过年日多加一天，这恰合闰年之数。

据说，历法及十二支代表的日子，都是由毕摩来排定的。1982年，陈久金等先生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更系统地总结了彝族传统的天文历律知识，并且指出，十二兽纪日与汉族的千支纪日属于两个体系。从以上材料看，彝族中确实有以十二兽纪日的传统。这种纪日手段与集市纪日手段的同一性，应该是很自然的，更何况这种纪日手段与彝族的宗教心理也有着极深的渊源。彝族的毕摩们经过一代代的积累，以十二兽为依据，建立了一整套命星、八字、凶、吉日的占卜体系。这就使彝族先民对十二兽怀着一种宗教热忱而敬之为神，建立土主庙而加以供奉。南涧虎街就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土主庙，其中绘有十二兽壁画，完中供着一块彝文刻成的《母虎日谱》碑的碑的题名“母虎日谱”两边即刻着十二兽名。当地彝民每三年的首月首日都要在此举行一次大型祭祀活动，祭祀中还要以摹仿十二兽动作的舞蹈迎接十二兽神的降临。以十二兽纪日竟庄严隆重到要立碑而礼拜之，那么，以十二兽来纪经济生活以至文化生活中都算大事的集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是，十二兽地名的形成也不能说完全决定于彝族十二兽历观念。因为从现有资料看，除云南的汉彝杂居地区外，其他彝族聚居地都没有或者说很难见到十二兽地名。甚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向来就是彝族生活的中心，也没有十二兽地名。再就是彝族的十二兽历通行区与十二兽地名分布区，关系也不是那么紧密。据《彝族天文学史》载，川滇黔三省发现彝族十二兽历的县有十一个，点有七个。其中，四川凉山占八县五点，分别为总数的73%和71%；云南有二县一点，分别为总数的18%和14%；贵州一县一点，分别为总数的9%和15%。但十二兽地名却只在十二兽历发现很少的云南和黔西地区才有，十二兽历发现极多的四川却反而没有，可以说，十二兽地名反倒离十二兽历通行区越远还越多，几乎成反比例关系。这都说明十二兽地名的形成并不单纯决定于彝族的十二兽历。

那么，十二兽地名究竟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觉得，这是云南汉彝两族经济、文化以至心理的互相融合产生的。前面说过，十二兽历通行的凉山地区没有十二兽地名，原因大概在于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前夕还没有产生集市贸易。这一点，是得到很多学者调查证实的。胡庆钧先生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凉山彝族没有本民族的专业商人，也没有在本民族内部建立市集。”龙建民先生在《市场起源的探索》一文中也说：“由于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保持了它的前社会一一英雄时代的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及其传统，因而，掠夺和抢劫被公认为正常的、英雄的行为。任何一个氏族如果要进行定期、定点的集场交易，赶场者及其财物均成为敌对氏族掠夺的对象。因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集场交易的。”这些调查材料反过来也说明，十二兽地名的产生，并不是决定于十二兽历的使用，而是决定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一一集市贸易的产生。

从现有的史料初步来看，云南的十二兽地名最早见于明代。约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滇略》载：“市肆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亥，滇谓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日则曰龙街，戍日则曰狗街之类。至期，则四远之物毕至，日午则聚，日反而罢。”这是现今能见到的关于十二兽地名的最早记载之一。为什么在明代以前见不到这类记载呢？这里可以有两种推测：一种是明代以前云南还没有集市贸易，因而也没有集市地名；二是云南的集市贸易从明代开始用十二兽来作纪日地名。第一种推测显然不能成立。第二种推测却是可以成立的。云南在历史上虽然从汉武帝时代代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但实际上，在明代以前，汉民族习俗文化在这块土地上还没有多大影响，陆续入滇的汉人反倒被当地民族同化，以至中原汉人称他们为“汉蛮”或“汉裳蛮”。在这里处于实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当地各民族。直至明朝建立，沐英随傅友德率四十万大军入滇，以后留镇于此，大兴屯政，可说汉族势力才在云南炽盛起来，汉民族与彝语支各民族的融合也才形成全面铺开之势。

朱元璋平定云南后，就确定了戍兵屯田制，并谕户部：“边地欠荒，榛芥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数年后征之可也。”（《明会要》卷53）于是，“卫兵所在，有闲旷田，分军立屯堡，令且耕且守。”“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明书·戍马志》）不仅有军屯，不有民屯、商屯，这样大规模的屯田，大大促进了云南乡间集市贸易的发展，以定期、定点的聚会交换为特点的间断性集市便应运而生了。起初，集场设在方便四邻赶集的旷野，原都是无名地。为方便记忆，按期到那旷野无名地去赶集，人们希望采用纪日地名作为集期的标志。汉族的日期以天干地支为纪，彝族的日期则以十二兽为纪；十二兽与十二地支相配构成汉族的十二属相，为汉族所习用，十二兽历法以十二兽纪日，为彝族之传统，汉民族与彝语支民族大约在相互折衷、求同存异的过程中，终于确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纪日工具，用十二属相（兽）来纪日。于是，无名地定期集市便以十二属相（兽）命名，并由此确定了最初的集市以十二日为一个周期。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二兽集市地名的出现，正是汉彝两族经济、文化以至心理相互融合的结果。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1989年第4期

作者：张宁

选稿：周辰

编辑：徐萍

校对：袁云

审定：洪珊

责任编辑：汪晨云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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