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荒冢】于谦：他让大明朝续命，大明朝让他丧命

于谦：他让大明继续生活，大明让他死去

文：老张在路上

01

公元1449年8月17日以后，北京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很多“毒疮残骸、血淋淋”的伤兵，但他们比死在京城北部土木堡的大明士兵幸运，其代号还活着回到了京城。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不作不死的大明英宗皇帝朱祁镇。

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长子，明代宗朱祁钰异母兄，明宪宗朱见深之父。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任、第八任皇帝（1435—1449年、1457—1464年两次在位）。

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宣宗驾崩，皇太子朱祁镇第一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正统。皇太后张氏尊为太皇太后，皇后孙氏尊为皇太后。

第一次继位称帝，朱祁镇年仅九岁。国事掌握在张氏手中。

张太皇太后重用仁宣以来的旧臣，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史称“三杨”。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三杨去世，太皇太后驾崩，一直被小皇帝朱祁镇宠信的王振开始崭露头角、兴风作浪。

王振之前是个秀才，可一直没考上功名。王振一狠心，进宫做了太监。明宣宗很喜欢王振，慢慢提升他的级别。王振从小就和年幼的朱祁镇在一起，这让朱祁镇对王振有很大的心理依赖。估计这种依赖家传，朱祁镇的宝贝儿子宪宗朱见深，也对年长自己19岁的宫女万贞儿有极大的心理依赖。这是后话。

大明初创，明太祖驱逐鞑虏，定鼎中原。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大明北方边防要防备的，是逃回漠北的北元余部。

此时，北元一分为二：瓦剌和鞑靼。瓦剌的实权派太师也先，经常以朝贡为名，骗取明朝的各种赏赐。明朝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进贡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会礼尚往来，赏赐颇为丰厚，并且按人头派发。这种情况下，也先不断增加使者数目，最后竟然高达三千余人。

王振对此颇为不满，下令减少赏赐。也先借此为名，挥师南下，直逼大同，威胁北京。

大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皇帝朱祁镇时年十八九岁，祖母和一干老臣都已经离世，他觉得正是自己一展拳脚的大好时机。

王振借此鼓动皇帝，建议他御驾亲征。大明朝国势鼎盛，区区蛮夷，怕他不成？很多大臣反对亲征，比如兵部侍郎于谦。

朱祁镇在王振鼓噪下，不听朝臣劝阻，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二十万人，号称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

临行前，为了说服自己的母亲孙太后，朱祁镇把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并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史籍记载：大军7月离开京城后，大雨连绵，八月初大军才到大同附近。此时各路大军大多败于瓦剌，后方粮草供应不及，军心动摇。

朱祁镇一看这种情况，就开始撤军。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瓦剌大军追上明军，将朱祁镇和明军困在土木堡。

土木堡，其实真正的叫法是土木驿堡。原来这里叫统漠镇，建堡于永乐初年。“统漠”不太好写，后来叫顺口了，就成了笔画简单的土木。

土木堡，以及附近的鸡鸣堡和榆林堡，介于宣府镇与京师之间，号称京北三大堡。宣府镇是九边之首，辖区内遍地都是这种军事用途的堡。

也先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皇帝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时任户部尚书王佐、时任兵部尚书邝埜、时任刑部尚书丁铉、时任工部尚书王永和与时任都察院右都御使邓棨俱于土木堡丧生，其他官佐死亡50余人。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也叫土木之变。

02

记载土木之变的李贤《天顺日录》这样写道：

“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而此时，京师羸马疲卒，上下人心离散。紫禁城中后宫皇后嫔妃哭声一片，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在争着逃跑路线，有人主张往南京跑，有人主张往四川跑，甚至很多官员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等待早朝结束后立马带上家人逃离北京；大街上店铺早都已经关门，城中商人、百姓也都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这一切和三百年前的大宋东京城覆灭之前的情景很相似，和时间更往前的大唐安史之乱后唐明皇的出逃四川也差不多情景。

“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时穷节乃现，于谦的一句话说服了监国的郕王朱祁钰。

于谦临危受命，出任兵部尚书的于谦，他整修兵械，整调粮秣，加固城防；请郕王檄取两京、河南守备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各地勤王。

朱祁钰即帝位，是为明代宗，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瓦剌那边，也先十月初一率大军经大同、阳和，直入紫荆关，进犯北京。堂堂大明首都，成为战争最前沿。

一介书生于谦，开始与瓦剌大军正面交锋。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杭州府钱塘县人。故居在今天的浙江杭州清河街祠堂巷42号，“祠堂巷，北通太平巷，南出河坊巷，东由高银巷出太平坊。宋时名南新街。明于忠肃公谦之宅在此。后其宅改为怜忠祠，故有此巷名。”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升为巡按江西。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

到了“三杨”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

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入朝为官，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关在狱中三个月，将要被处死。

老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那个“于谦”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北京保卫战，《历代通鉴辑览》言：“三战三捷，斩获无算”，《明史·于谦传》中如此表述北京保卫战的结局：“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

十月十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一年后英宗回朝。

有人说，如果不是于谦以文弱书生之肩扛起一国存亡之重任，有明一代的历史恐要重新写下，而北京或许早已成为又一个北宋开封。

历史上，汉族王朝君主被外族俘去不是个例，但无条件被释放仅有此次。

03

于谦曾写过一首《过韩信冢》的七律：

蹑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铓。

成功自合归真主，守土何须乞假王。

汉祖规模应豁达，蒯生筹策岂忠良。

荒坟埋骨山腰路，驻马令人一叹伤。

“将军不解避锋芒”，于谦这样写淮阴侯，而他自己又何尝懂得“避锋芒”？友人曾劝于谦“安逸”，于谦答曰“尝疏请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报朝廷耳。”

《明史》有言，“谦性故刚，遇事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

于谦处事直来直去，不加掩饰，同僚的“不乐谦”“齿谦”遍布史书，这种暴烈、热血与婉转不足的性格特质，可能是于谦引来杀身之祸的重要诱因，过于刚直、不知回旋是一种“致命伤”，是某些史论者眼中的 “人格缺陷”。

《明实录》说于谦“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视勋旧国戚若婴稚，士类无当其意者，是以事机阴发，卒得奇祸。”

然而这一切，都成为不了于谦致死的根本因素，他之所致死，是因为他身为人臣，易主易储，不暇两全，身陷明代最麻烦也最危险的皇室权力斗争中。

因此于谦必须死。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五，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一起上奏病重的明代宗朱祁钰复立侄子沂王朱见深为太子。

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疏，疏成后已日暮西山，来不及上奏，遂决定次日清晨再递。

正月十六日凌晨，夜四鼓，武清侯石亨、副都御使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潜入位于今南池子大街缎库胡同内、现已不存的南宫，拥立被软禁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朱祁镇复辟。

朱祁镇完成了由皇帝到俘虏、从俘虏到囚徒又变成皇帝的传奇转变。

复位后，朱祁镇改年号为天顺，在复位当天以“更立东宫、迎立外藩”为名传旨逮捕于谦谦和大学士王文；十九日令三法司会同九卿从速审清。二十日，大理寺会审，逼供未遂，于谦身遭酷刑，被扣上“意欲迎立外藩、图危社稷”之罪名。此为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04

夺门之变这样的结局，让后人不解之处是，于谦此时为兵部尚书，手握兵权，他更是深得代宗皇帝朱祁钰的信任，在朝中的权力和声威如日中天，他要荡平此乱本是轻而易举，但于谦却选择了按兵不动？

谈迁在《国榷》中记述屠隆所言：“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报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谦顾念身一举事，家门可保，而两主势不俱全；身死则祸止一身，而两主亡恙。……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

在史论者看来，一旦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有所行动，朱祁钰大胜是肯定的，朱祁镇必获谋逆之罪，他的子孙将都是罪人之子，朱祁镇一脉将永失皇权。

而朱祁钰已然不久于人世，迎立其他藩王又必致国势动荡，所以于谦才选择在西裱褙胡同旧居“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一如土本堡之变后，于谦曾选择的“立钰为帝，朱见深为太子”，于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家考虑，对社稷而言都是最佳选择。

于谦对这事看得很透，和他一起被逮的王文忍受不了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大明王朝能够延续，于谦有着再造之功，而朱祁镇能够活下来，其实也要感谢于谦，没有于谦与也先的周旋，朱祁镇恐怕早就命丧他邦了，于公于私，朱祁镇都应该感激于谦才对，但是，朱祁镇依然要杀于谦，那就是“帝王至尊”的权威。

要知道，是于谦废掉了朱祁镇，尽管当时是为了大明王朝，也是为了朱祁镇本人的生命安全，但是，于谦此举无疑挑战了朱祁镇作为帝王的底线，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须知，自古以来，行废立之事的臣子，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允许有人挑战帝王的权威。

在朱祁镇心里，于谦永远是他的心理阴影，只有杀掉于谦，才能为他树立权威，挽回颜面，如果于谦不死，朱祁镇所谓的“夺门”复位就是非法的，既为正统，何须“夺门”?

05

于谦当政时，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于谦其实多次请辞总督军务，也想辞掉兵部尚书之职，甚到彻底辞官回乡，他曾经写过《自叹》诗：

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

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

于谦还写过一首怀念岳飞的诗《岳忠武王祠》：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

这成为你于谦自己的谶语。于谦死后与岳飞同栖魂于西湖，得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一如袁枚所赞：“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1457年2月16日），于谦的人生谢幕。

《明史》载：“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

《帝京景物略》说，于谦“被刑西市也，为天顺二年。九年复官，为成化二年。又二十二年，赐谥肃愍，为弘治三年。又一百一年，改谥忠肃，为万历十八年。凡百有三十三年而论定。”

成化二年（1466年）充军戍边的儿子于冕与女婿朱骥被放还乡，发还家产。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多少表达了朱家皇帝的愧疚吧。

最后说说诬陷于谦的几个人的下场 ：

于谦死后，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陈汝言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朱祁镇召大臣进去看，说：“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

不久边境有警，明英宗心里很烦。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明英宗无言以对。

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