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志】「边疆时空」宋永志 | 明代两广地区达官军：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原文题目：以《明代两广地区的达官军：以《武职选簿》为中心的考察”

宋英志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研究员明清寺，在《历史人类学学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地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教育部、国家民委、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研究课题。

摘要：明代天顺、成化两朝，南北两京卫所达官军多次被征调到两广地区参与平定广西大藤峡瑶乱，现存《武职选簿》中保留了其中部分从征两广达官军的履历档案，详细记载了这些达官军的来源、籍贯和承袭情况。这些不同时期来到两广地区的达官军，经历了从征调到驻留的历史过程，对明代两广地区社会及族群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两广；达官军；《武职选簿》

明代是各民族相互交融的重要时期。明代前中期，大批来自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归附朝廷，其中既有战争中归降的故元官军，也有率部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这些归附人被安置在各地军事卫所中，或被编入卫所，世袭军籍，或寄住卫所，带俸优养，一般称之为达官、达军。有关明代归附人的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对朝廷安置政策的考察，关注达官在内地的分布及其社会身份的转变及其经济生活、婚姻关系等等，也有探讨达官军与今日回族之关系。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区域聚焦在明代两广地区，充分利用实录、地方志、尤其是《武职选簿》等文献资料，详细考察明代达官军在两广地区安置、参与军事活动以及被征调安插的历史过程，并探讨达官军对两广地区社会及族群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明初故元官军在两广地区的安置

明初，被安置在两广地区的归附人主要是故元降将及其部属。明朝建立后，大批故元官军先后归降。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盘踞在金山的北元将领纳哈出被宋国公冯胜、右副将军蓝玉所率明军包围，纳哈出投降，明军俘获四万多人，“并得其各爱马所部二十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纳哈出及诸王哥列沙、国公观童及故官帖木儿不花等至京。纳哈出入见，上抚慰甚至，赐以一品服，封为海西侯。……。其所部官属悉赐衣服、冠带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挥、千、百户，俾各食其禄而不任事，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以处之。”这是最早有关两广地区安置达官军的记录。这些纳哈出的部属归附后，被安置在云南、两广、福建各卫所，一方面可以有效削弱纳哈出的军事力量，防止其集结部属再次叛乱；另一方面将其部属授予军职，安置在地方卫所，也可以对其部属进行监督。

关于纳哈出部属在两广地区的安置情况，明代的官方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无法考证。不过，洪武二十一年（1388）春正月，“鞑靼官军”姚曲里歹等在广西发生叛乱，“颍国公傅友德率辰、沅、贵州、普定等卫兵讨捕，寻平之。”这支叛乱的“鞑靼官军”是否就是安置在广西的纳哈出部属，明代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清人汪森在《粤西丛载》辑录了明代谢肇淛的《百粤风土记》中记载“洪武中，分置故元降将纳哈出、诸王哥烈沙及其官属于闽广，广西自是有达目。”因此，可以推测，这支叛乱的军队很可能就是投降不久就被朱元璋立刻派往广西安置的纳哈出部属。除了广西，奇文瑛先生根据云南卫所选簿中的记载考证了洪武二十一年云南右卫安置董哑哈贴木儿、六凉卫安置纳哈出属下头目魏把郎、永昌卫安置乔哈达孙等达官的情况。此外，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朝廷还下令给广东、贵州平越卫等地的“鞑靼军士”七百余户钞有差。可见，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将纳哈出部属安置云南、两广、福建三地卫所的谕令得到了实施。不过，由于文献记载缺失，明初两广地区安置达官军的具体情况不甚清楚。奇文瑛先生认为由于达官军在明初经常被征调参与军事活动而导致伤亡,文献缺少有关达官军后人的记载，又加之频繁调动参与平定地方叛乱，因此，明初在两广等地区达官军的安置状况可能并未维持太久。

的确，当我们考察明初两广地方社会形势时，从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两广地区土著民族发生动乱的记载，如洪武十九年（1386），广西“柳州府融县蛮贼五百余人群聚，剽劫广西，布政使司右参政耿文彬率民兵会桂林右卫指挥韩观军剿平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广东肇庆府德庆州西山瑶乱，“命指挥王浚等讨平之。”为平定动乱，除了两广卫所军队被征调外，其他地区包括达官军在内的卫所军队也被派往广西等地区，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为讨平广西龙州土官赵宗寿的叛乱，朝廷“诏发湖广、江西所属卫所马步官军六万余及诸卫达达官军，各赍三月粮，期以秋初，俱赴广西从大军征进龙州奉议等处。”可见，明初两广地区不仅作为安置故元官军的地区之一，也是其他卫所达官军参与军事活动的地区。

二、《武职选簿》所见明中期两广地区的达官军

1.明中期两广地区的局势与朝廷的应对

永乐、宣德年间，由于朝廷实施积极的优养政策，东北、西北及北方的女真、鞑靼、回回等大批少数民族内迁归附，许多人被安置在南北二京附近的卫所中，如锦衣卫、保定诸卫等。一方面朝廷优待这些归附的少数民族要耗费大量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被安置的达官军经常违法犯罪，抢占土地、劫掠民财等，尤其是在两京及京畿附近卫所安置大量达官军，对京城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两京及地方官员上书皇帝希望引起重视，如正统元年(1436)三月，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上书说:“今归顺达官人等日累月增，动以万计，固难阻向化之心，亦当防未然之患。乞敕兵部将新降附者量赐赍装，遣往江南卫所，既省京师之廪食，且杜华夏之厉阶矣。”而吏部主事李贤把问题考虑的更为严重，他认为京师附近达官军近万人，每月俸米耗费巨大，军民为将俸米运至京师付出巨大代价，而达官坐享俸禄,若省下供养达官的费用，则“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赡边军之给，可以足京官之俸”。且“近日边尘数惊，而达官群聚京师，臣常恐惧而不安寝，伏愿陛下断自宸衷，为万世长久之计，乞敕兵部将达官渐次调除天下各都司卫所，彼势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国家万万无之费，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可见，朝廷大臣对达官军日益增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有所防范。因此，明中期，两京卫所达官军被派往一些地区参与军事活动的情况逐渐增多。

明中期，由于两广地区社会形势的动荡，两广卫所军队不能应对，朝廷调集了南京、湖广等地卫所军队进入两广地区作战，其中一些卫所的达官军也被征调。自永乐朝开始，朝廷虽然对两广地区的土著民族采用积极的招抚政策，广西土官、广东瑶首纷纷前往都城朝贡归附，但两广地区土著民族叛服不常的局面依然是朝廷棘手的问题。如宣德五年(1430)，广西浔州府大藤峡等地的瑶人凭借山险四处劫掠乡村，至正统元年(1436)，朝廷征剿大藤峡瑶人的官军出现不足的情况，总兵官、右都督山云上奏，要求“调广东都司官军二千人来听调。”正统末年，广东地区又发生了黄萧养之乱，虽然很快平定，但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一直持续。因此，为协调两广地区军务，景泰三年（1452），朝廷设立两广总督，以改变广西、广东两地总兵互不统属，互不应援的状况。据兵部在天顺元年(1457)的统计，自正统七年(1442)至景泰七年(1456)，朝廷派往云南、广东等地的达官、达军共一千八百多人。天顺元年，英宗认为“此达官、达军多与朝廷效力，始因地方未宁，就留彼处住扎，听调杀贼，中间亦有不挈家室者，在彼年久，恐致失所，俱仍取回原安插地方，听其休息。”可见，达官军被征调他处作战，只是临时性的派遣。

天顺初年，英宗开始积极应对两广地区几乎失控的局势。镇守广东太监阮随上奏英宗，认为朝廷此前对两广地区用兵，效果却不明显，皆“缘地里辽远，且两广军马，不相统属，未易成功。”此外，广西总兵官、安远侯柳溥“继山云之后，不能守其成规，过于宽纵，纪律不明，下不用命，遂致瑶僮相扇而起，日益滋蔓。”天顺五年二月(1461)，朝廷命颜彪为征夷将军，并征调南京、江西及直隶九江等卫官军一万多人前往两广地区。同年四月又派游击将军、都督同知和勇统领两京达官、旗军九百五十余人前往两广，以都指挥杨麟、章能、廉忠会同总兵官颜彪计议调度。其中廉忠作为南京抚管夷人都指挥同知率南京卫所中四百六十六位达官军前往两广地区。关于和勇率领的这批两京达官旗军的详细情况，尚未有专文论述。不过，2001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馆、辽宁省档案馆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明代档案总汇》中收录的明代军事卫所档案《武职选薄》中记载了其中一些达官军的情况。

2.天顺五年征进两广之达官军

现存明代档案《武职选簿》中记载了天顺五年被征调到两广地区参与军事行动的达官军,主要包括北京锦衣卫、南京锦衣卫、金吾右卫等卫所，下面按不同卫所分别论述这些达官的情况。

（1） 北京锦衣卫。锦衣卫属亲军指挥使司管辖，是皇帝亲军之一，南北二京均设，也是安置达官的主要京卫之一。据《锦衣卫选簿》，天顺五年被征调到两广地区的锦衣卫达官有十四名。下举几例：

黑厮，迤北达子。父脱脱于宣德六年来归，锦衣卫带棒。黑厮袭职，天顺七年(1463)以两广功升都指挥金事，更名王鉴。

王朵罗秃，辽东人，锦衣卫镇抚司正千户，天顺五年(1461)，两广功升指挥使。

金玉，原名亦不剌金，迤西人。天顺元年(1457)来降，六月实授百户，送锦衣卫镇抚司带俸。天顺五年，两广获功升副千户。

灰儿，迤北人，其父卜赛赤，宣德九年(1434)来降，功升副千户。灰儿承袭,天顺五年两广功，屡升指挥佥事，更名马俊。

失剌纳,迤北人,正统三年(1438)来降，送锦衣卫镇抚司带管，屡升副千户。天顺五年，两广功。子伯孛罗承袭，改名白祥。

打打龙答，迤北人，父鲁都里永乐八年(1410)招谕赴京升指挥佥事，九年送锦衣卫镇抚司带俸。打打龙答袭，天顺五年，两广功。成化元年(1465)两广功，二年升指挥使。

阿木儿，山后达达人，父阿怜帖木儿永乐二十二年(1424)来降。阿木儿袭职，任锦衣卫镇抚司达官副千户，天顺五年两广功，天顺八年升正千户。

此外还有马黑麻迭儿必失（迤北人）、小兰（迤北人）、忽剌忽里（山后人）、剌那孩、伯牙速郎（迤北人）、黑厮（迤北人）等达官。

（2） 南京锦衣卫。南京锦衣卫也有十六位达官被调往两广地区，这些达官主要来自镇抚司，下举几列：

卜答赤，山后人。天顺二年调征，获功一级，由正千户升指挥佥事；天顺七年，据两广功劳，例升一级，由指挥同知升指挥使。其子陈永，成化二年，袭职带俸达官指挥使。

宗失加兀力加，山后人，其父火脱赤，曾任辰州卫中所达官正千户。景泰六年(1455)，宗失加兀力加承袭，于两广获功，由带俸达官指挥佥事升指挥同知。

把秃，山后人，其父揑可采，宣德六年来降，升镇抚司实授百户。正统七年(1442)，征云南麓川有功，升副千户，故。把秃袭职，天顺五年(1461)，征两广，在广东高州阵亡。

除此之外，《锦衣卫选簿》记录在天顺五年派往两广地区的达官如下表1所示。

表1：天顺五年征调两广地区南京锦衣卫达官表

（3） 金吾右卫。金吾右卫也是皇帝亲军卫之一，天顺五年（1461）被征调到两广地区的达官军多为山后人，明初其祖先多为归附充军，参与靖难之役立功后升任卫所军官。如以下几例：

李黑儿，山后人，其曾祖忽鲁克于洪武十七年（1384）归附充军，后在靖难之役中立功升正千户，其祖父鬼力赤承袭后为永清左卫指挥同知，洪武三十五年（1402）攻占南京之役立功后升任武成后卫指挥同知，后改任金吾右卫指挥同知，其父朵罗秃，其兄李广全在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不知所踪，由李黑儿承袭，天顺五年(1461)，李黑儿因两广功升任指挥使。

王宣，山后人，其父阿儿脱干洪武二十二年归附充军，在靖难之役中屡次立功，升济州卫前所正千户，后改金吾右卫左所。永乐八年(1410)因功升指挥佥事。王宣天顺五年(1461)由两广功升指挥使。

锁住马，山后人，其祖父不知歹，洪武年间归附充军在苏州卫，在靖难之役中立军功升任青州左卫副千户。其父回军，正统元年(1436)归附金吾右卫中所带俸。锁住马，天顺五年(1461)两广功升正千户，被赐姓钟。

张成，山后人，祖父那哈来洪武二十四年(1391)归附，其父张呼伦赤参与靖难之役，功升金吾右卫前所百户，故。张成承袭，天顺五年(1461)两广功升副千户。

以上根据《武职选薄》所统计的达官仅仅是前往两广地区达官军的很少一部分，由于资料的限制，暂还不能考证出其他卫所达官在两广的活动情况，不过根据以上三个卫所武官的资料也能大致看出这些达官的籍贯及其家族情况。

首先，这些达官来源较广，主要是迤北、山后、达达、回回和女直人，相当于今天的蒙古草原、西北、新疆及东北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明代归附人的主要来源地；其次，这些达官多以父辈武职承袭，父辈多在明初归附，有些参与靖难之役获功，跻身武官行列，其承袭武职，或实授、或带俸，在参与两广军务后，大多因功升迁或阵亡后授予其子武职；最后，一些达官家族因两广功被赐汉姓或主动改姓，但也一些达官家族始终未改汉姓，保持其少数民族姓名特征。

有关这些达官军在两广地区活动的情况，史料记载不是很详细。天顺五年(1461)，颜彪所率大军进驻广西大藤峡之后，进剿龙山等处瑶人，并先后在广西浔州府、梧州府，广东廉州府、潮州府等处作战，“所向无（不）摧折。”天顺六年(1462)十二月，英宗鉴于两广地方稍宁，况地方烟瘴，官军不宜久留，便要求官军还京。但达官军还京不久，边报已至，广东雷、廉、高、肇四府被广西流贼劫掠，不得安宁，因此，天顺七年(1463)九月，英宗在得到巡抚广东右佥都御史叶盛再次征调达军进军两广的请求后予以拒绝，要求叶盛会同广西官军全力剿贼。不久，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王朝远上奏说:“ 广西流贼越过广东界，十郡疆域，残毁过半，田亩荒芜，遗骸遍野。……。今贼徒日益延蔓，过广东者已至江西，在广西者又越湖广。……。时副总兵范信亦会巡按三司等官奏称，贼党众强，又多乘马，我军单弱，反止步队，猝于平地遇贼，步不足以当骑，自来官军取胜，全藉达军骑射，乞调达军，委都指挥廉忠统领，仍乞照广西事例，选卫所旗军有丁力者优免余丁三名，令自备鞍马，协同达军征讨。”成化元年(1465)元月，朝廷再次派遣官军前往两广地区，由中军都督同知赵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右都督和勇充游击将军，浙江布政司左参政韩雍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赞理军务，不久又派南京抚夷都指挥廉忠统领达官军四百六十人，协同都督和勇征两广。

3.成化元年征进两广之达官军

成化元年被征调前往两广的达官主要来自两京锦衣卫、保定诸卫所、鹰扬卫、金吾右卫等，《武职选簿》所载达官军见下表2。

表2：成化元年征进两广达官表

上表中仅仅列出了二十位达官的姓名及履历，他们来自七个卫所，其中南北二京锦衣卫、鹰扬卫、金吾右卫均为皇帝亲军卫，而位于京畿战略要地的保定前、左、中三卫是明代安置达官的主要卫所，这些卫所官军曾多次被征调各地参与军事行动。这批达官以山后人、达达人为主，还有塔滩人，塔滩之地包括今天阴山山脉西段及宁夏贺兰山以北区域，是蒙古人在漠南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山后即燕山北部，草原之地，其民无异于蒙古人。迤西多指嘉峪关以外的吐鲁番、撒马尔罕及哈密、沙洲等西域之地。山后人、迤北人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人。可见，这些达官军中蒙古人占多数。

如同天顺五年征进两广的达官军一样，这批达官军本是临时性调遣,但两广地区的形势却使他们长期驻留,首先是大藤峡瑶乱并为完全平息,达官军仍要继续征战。成化二年(1466)三月，赵辅、韩雍等人上奏说征进两广大军水陆并进，已经攻破广西大藤峡，并将大藤峡改为断藤峡,但皇帝考虑“山洞深峻，今虽平定，倘他日复聚，必为后患。……。待两广盗贼悉平，地方宁静之日，即具奏班师。”因此，这批官军并未马上班师，此后，征进大军在广西郁林、博白，广东高州府阳江县等地作战，至成化二年(1466)四月“原调湖广、广西土兵寻已放还，汉达官军尚留境内，其未殄余贼，旋即戡定。”待到六月“两广贼寇平，命监督军务太监卢永，总兵官、都督同知赵辅班师，仍命太监陈瑄镇守广东，游击将军、右都督和勇统达军留广东驻扎，巡抚两广左佥都御史韩雍提督军务，抚剿残贼。”和勇所率达官军仍然留在广东继续作战。

由于远离安置卫所，许多达官军并无心思在两广地区长期征战，希望早日班师。成化五年（1469）闰二月，鉴于两广局势稍宁，镇守广东太监陈瑄将达军思归的情况上奏皇帝，但皇帝认为“贼未尽宁，达军岂可分班？宜俱留听调，给与田屋、差人，并沿途应付口粮、脚力，送其家属完聚，令镇守等官加意抚恤之。”兵部官员则认为“达军家属，多在南、北直隶境内创买田屋，揆之人情，不能不安土重迁，乞遣官审问，其不愿者听；愿者亦乞量与绢布赏劳，以慰兵心。”

另外一个转变是朝廷在广西梧州府设立两广总督府，此前设立于景泰三年(1452)的两广总督只是临时性职务，“事已即归，又非永设”。成化五年(1469)十一月，广东巡按监察御史龚晟、按察司佥事陶鲁等人上奏：“两广事不协一，故盗日益炽，宜设大臣提督兼巡抚，而梧州界在两省之中宜开府焉。于是，起复雍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平江伯陈锐挂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与瑄开府于梧，两省巡抚都御史复革。自是而两广兵权悉归于三府矣。”两广总督从此成为定职,全面负责两广地区军务。两广总督府下还设达官营，负责对征调达官军的管理和操练。不过，这批征进两广的达官军在成化七年(1471)还是被调回，起因是征进两广达官阿讨剌之母马氏等达官眷属“言其夫男从征克敌，驻扎广东，今越三年，艰苦万状，请还京以听调用。”上表2中列有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哈密人阿讨剌，是否是同一人尚不可考，而从上表2中所列达官及其后裔承袭情况可知，这批达官军应该被调回原安置卫所。

三、 从征调到驻留：达官军在两广卫所的分布

征进两广达官军被调回原卫后不久，成化七年(1471)十一月，总镇两广太监陈瑄上奏说：

“两广自成化元年大军削平之后，奏留南、北二京达官，每遇征剿，籍其骑射之力，当先破敌。近日尽数取回休息，今两广瑶、僮不时出没，有警恐致误事，乞将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等处各卫安插达官、旗舍、军余内调选与臣等调用。事下兵部议，谓宜于南京选调年力精壮、弓马熟闲者五十人，浙江一百人，福建并南直隶共五十人，许携家属赴两广安插随住。仍敕会同南京守备等官，并督同各该都司、卫所官依拟选调，给与军装、脚力，量为犒劳。仍严加钤束，送赴广东分投安插，听游击将军调度杀贼。”

此次到广东安插的达官共二百人，如果包括家属的话，人数更多，这批达官军主要来自南京、浙江、福建及南直隶等卫所。有关达官长期驻留安插广东事宜，早在成化二年官军平定大藤峡瑶乱后不久，韩雍在一份处理善后的奏疏中对征进两广的四百余名达官军在广东的安置作出了安排，奏疏中说：

“今看得调来随征南京达官都指挥使廉忠，所统达官都指挥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员名，见在广东地方截杀流贼，俱各弓马熟闲，又肯当先杀贼，今广东地方流贼虽已会兵剿灭，倘后或有生发侵犯，若留达官相兼官军截杀，必致贼徒闻风敛息，免致再劳动调官军征进。况前项达官安插在于南京，虚费廪粮，无益于事。合无将都指挥使廉忠并领达官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员名，俱存留于广东城安插居住。内廉忠仍于原带俸衙门带俸，达官都指挥于广东都司带俸，指挥等官于广州前卫带俸。俱着落广东三司等官，踏勘空闲地土，起盖房屋，拨与居住。内有家小者，乞敕南京守备官差官拨船，沿途应付行粮，下程起送，前来完聚。无家小者，着落三司设法措办官钱，代为聘娶。俱定与则例，按月厚其廪饩，供给下程柴草，冬夏给与绢布衣服靴帽。并着落廉忠加意抚治，不许剥削科害。但遇两广地方贼情警急，听调杀贼，有功照例升赏，诚为有意。”

韩雍在奏疏中不仅对达官军勇敢善战及对稳定两广局势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达官在广东卫所的安置也依据其职位而有所区别，还建议皇帝下令给广东地方官为达官在广东的生活给予充分照顾和优待。不过，《明宪宗实录》中却没有这份奏疏的任何记载，而后世文献中和研究者多认为成化二年达官军确实被安置驻留在广东。前文已述，达官军在成化二年之后依然在两广各地征战，迟至成化七年才被调回原来安置卫所，因此，成化二年达官军并未在广东都司及广州前卫安置居住，而是迟至成化八年(1472)，总镇两广太监陈瑄的意见被采纳后，从南京、浙江、福建及南直隶等卫所再次征调的达官军才长期驻留在广东，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卫所得到印证。

广东神电卫“达官营在神电卫西。成化八年，达人归附安插于卫，年久故绝，见在达百户一员，有功达舍一名，无功达舍二十四名。”雷州卫“成化八年原调达官旗舍头目三十员名，俱在城内西北隅安插。寻散，与府民杂处。”廉州卫达官大多也是成化八年调入，如辽阳人佟瑛，成化八年调入廉州卫，任达官百户，后有功升署副千户；朶纶，成化八年从浙江定海卫以达舍调入，以战功屡升总旗、试百户、实授百户、副千户；哱啰，成化八年从高邮卫调入，征战有功屡次升迁，到万历年间承袭四辈，。肇庆卫指挥使卜楼，哈密人，成化八年其祖从浙江定海卫指挥使调入肇庆卫。肇庆卫德庆守御千户所在“成化八年，奉兵部叶郎中选调达官目舍共五十五员名前来，给与营房安插，陆续亡故。今见存指挥一员，百户一员，小旗二名，达头目二名，达舍八名。”成化八年，广州诸卫安置达官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不过，广州前、后卫先后安置了来降的迤北蒙古人。如成化八年春正月“授来降虏人罕海为正千户，安置广州前卫。”成化八年九月“北虏孛罗来降，贡马八十五匹，命为广州前卫副千户。”“成化九年（1473）五月“命来降迤北满都鲁太子平章哈失帖木儿为广东广州前卫正千户。”成化九年冬十月“以降虏脱脱木儿、脱火台为广州后卫正千户，故察罕察儿子撒银帖木儿食百户俸，三人者皆迤北知院那孩部下平章也。”到嘉靖年间，广州诸卫“见在食粮差调达官旗目二百八十五员名”。

除了广东上述卫所外，广西桂林中、右二卫也是达官军较多的卫所。万历年间“桂林中、右二卫原额达官目军九十员名。见在达官目军妇姪幼共一百八十六名。中卫见在食粮达官一员，达总旗四名，达目五十四名，达军二名，达妇五口，老疾达目四名，达幼三十六名；右卫见在食粮达总旗三名，达小旗二名，达目四十二名，达军三名，达幼二十八名，达官幼舍一名，残疾达目一名。”《桂林右卫选簿》正千户宛承祖条下记载：“一辈宛者秃，达达人，正德四年（1509）获功由桂林右卫左所达实授总旗升试百户。嘉靖元年（1522），在广西桂林府古田县获功由达副千户升达正千户。二辈宛以勒，三辈宛承祖系桂林右卫左所故带俸达官正千户宛以勒嫡长男。达官试百户哈只克,哈密回回人,正德十二年（1533）在广西荔浦获功，由桂林右卫中所达实授总旗升达试百户，其后裔哈金、哈国贤、哈忠华、哈应麒承袭不断，直到明末。

这些被安置的达官军及其后裔在明代中后期不断被征调到两广地区作战，如正德初年，两广达官军被派往柳州府马平、洛容二县平定僮人的叛乱；嘉靖四十二年（1563），两广达官军还被派往惠州、潮州等地与倭寇作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两广地区达官军的分布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达官军主要被安置在两广地区的首府或重要府县的卫所，如广州诸卫、肇庆卫，桂林中、右卫等卫所，这些卫所都位于两广最重要的城市中，可以为达官军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二是广东西部沿海卫所也是重要的安置卫所。如神电卫、廉州卫、雷州卫。这些卫所虽位于广东但地理位置靠近广西，一旦广西有军事行动，便于对达官军的调遣。

四、 结语:达官军与明代两广地区族群关系

达官军是明代民族政策及军事制度下的特殊群体。朝廷本着怀柔远人的目的，积极接纳北方的少数民族，将其安置卫所，给予优厚待遇。但随着归附的少数民族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在明中期先后发生土木堡之变、英宗复辟等重大政治事件之后，朝廷对于归附后的草原及西北少数民族有所忌惮。因此，朝廷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军事优长，将他们不断被派往一些地方参与镇压地方社会的动乱，这样既稳定了地方社会的形势，也消除了达官军潜在的威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来自两京及其他卫所的达官军被征调到两广地区作战，这些达官军经历了从临时征调到长久驻留的过程，他们对两广地区的族群关系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族群关系来讲，明初以来朝廷对两广地区尚未归附的瑶、壮等土著民族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将其纳入户籍里甲制度之中，使其成为国家编户或设立土官管理；另一方面，对于叛服不常的土著民族则派军队镇压。自永乐朝开始，两广地区的瑶、壮、畲等少数族群首领通过不断向朝廷纳贡表示对朝廷的归顺，尤其是在两广用兵频繁的英宗、宪宗时期，两广地区土官、瑶首前往京城朝贡也非常频繁。但对于引发社会危机的土著民族发动的动乱，朝廷还是采取较为严厉的处置措施。达官军在两广地区参与的军事活动，大大压缩了土著民族的活动空间，也影响了土著民族的地域分布，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达官军的构成来看，无论是征调或是驻留在两广的达官军主要以蒙古人为主，兼及回回人、女真人、哈密人、山后人等等，一些达官军家族经历数代承袭，一些改为汉姓，从而淡化了其少数民族的身份；一些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则保留其宗教信仰，如嘉靖年间安置在广州左卫等卫所的达官军拥有三个礼拜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对明清时地方的宗教生态和族群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对明代达官军在两广安插驻留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明代卫所制度的理解，明代卫所制度虽然是一套军事制度，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种制度和工具，明代统治者很好地利用了它。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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