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蛋弟弟】中文78｜⑭叶晓芳：先下乡，再上学——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

叶小芳

上大学之前，我下乡认识青青。近三年的冲突使我感到现实生活的碎石不易，成为我考大学的动力。

1976：飘萍

1976年初，我18岁，高中毕业。

正值周总理去世，我们臂戴黑纱，面无表情拍了集体照就散了伙。

高中毕业女生合影，手臂上悼念周总理的黑纱特别醒目（后排右一是我）。

离开学校干什么？升学？都是从工农兵中推荐的，没有应届生的份；当工人？政策是留最小的，我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除非病残，否则也无可能。指给我的只有一条路：走五七道路，下乡当农民。

按照最高领袖的指示，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八个年头，开初是大规模到边疆或偏僻农村，轮到我们时已改为由父母单位就近联系知青点，集体安置本单位的职工子女，还派一个带队干部，这算是福建莆田的一个知青家长向最高领袖写信反映情况后的改进了。而全国范围的停止上山下乡，要到两年后。

我没有和父母商量，自己拿了主意，选择到母亲单位的知青点去。明里，这样离家近一点，也有两个说得来的朋友。暗里，我觉得父亲在单位一直是边缘人，说不上话，万一有事，是没有人帮忙的。孩子不懂世故，直觉就是行事的标准。我自己去医院开了验光单，证明我近视有400度，想交上去得到些照顾，但一点用也没有。

单位的任务是把我们这一拨人尽快赶下去，所以名单一定下，就积极地上门收户口，眼看着平时我们叫小吴叔叔的工会干部面无表情地把户口本上的一页纸歪歪斜斜地撕下来，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城里人，我要离开家的庇护，自己去挣工分、口粮，独个儿抵挡落到头上的风风雨雨。

知青上山下乡证批准书内页。

其实，我不恋家，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幻想当一名列车员，天天不着家地四处跑，多自在！后来，又想当女兵，到很远的海岛去驻扎。就是没想到，我离家，是去当一个农民。

我个子小，体力不行，从没干过农活，能适应吗？能养活自己吗？不管情愿不情愿，当时下乡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在舆论上，你赖着不下去，就是“落后分子”，要被人前人后地敲打，父母单位也会一次次上门动员，非把你遣送下去不可。反正躲不过，下就下吧，早点去，争取早点回来。

离家的那一天，下着霏霏细雨，我穿着雨靴，套着日常穿的绿色格子外衣，蹬上送行卡车。猛一回头，见到了静静站在人群外的外婆。外婆没有说一句话，抿着嘴，定定地望着我，眼睛里，满是担心和忧愁。

外婆对我和妹妹最亲，把我们从小带大，和我们朝夕相处，我们对她的感情深过父母，现在，她老了，需要我们照顾了，我却要离开她了，她怎样的感觉？她会孤单吗，会想我吗？

一下子，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戳疼了，眼泪像开闸的水滚滚而下，止也止不住，我几乎是呜咽着向外婆摆摆手，随车而去。

人走千里，最不能抵抗的，就是这双亲人的眼睛，最割舍不下的，也就是这些亲人。

踏上乡村的土地（中间那个别过了头的是我）。不敢正面？只是巧合。

我插队的衢县黄家公社张家大队，地处丘陵地带，贫穷，缺水，不通公路，我们去时还没有通电。我和一个姓朱的男生被分在第八生产队。我们和老农一起，出工收工，尽力干着陌生的农活，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体力，也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社会真面目。

1976年，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凋敝的年头、令人窒息的年头，也是一个大事频发的年头：三位新中国缔造者去世，“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被抓。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人生转折的年头。

在时代的风浪里，个人就是一片小小的飘萍，难以做自己的主！

多了0.2个工分

下乡几个月，就有三个发现：

其一，我们这些学生娃，虽说已经成人，到了农村，还抵不上土生土长的五六岁娃娃。我们不会烧柴灶，不会挑水，不会喂猪，也不会放牛，简直废人一个；

其二，农村并不欢迎我们这些外来人。虽然我们到来，给村子带来了电灯、化肥，但要分他们碗里的饭，也是事实。村子不富裕，多吃口不是令人高兴的事；

其三，一个村子（那时叫大队），支书的权力极大，村民也很知趣不招惹，一旦得罪，你穿上小鞋还喊不出疼。

开初一年，我们是在生产队里随老农一起干活。

最苦的是“双抢”：七八月，烈日当头，我们抢收抢种。早晨三点出工，晚上九时收工。中午就在田头休息吃饭。农民会有家人做了送来，知青没这个条件，只好在早晨蒸饭时多蒸一盒带上，到了田头，找个阴地放着。自带的开水喝完了，就喝田边涌出的地下水，小水洼里还有蚂蝗在游动，渴得厉害，也顾不上了，撇一撇继续喝。菜是蒸了几次的梅干菜。梅干菜吃完了，就在蒸饭时加蒸几根自己种的茄子，倒一勺酱油拌拌。那时身体争气，就这样吃喝干活，也没得肠胃病。

我天真地以为，大家都在尽全力投入“双抢”，我们也要拼命干才是。插秧，从弯下腰开始，我就不抬头，一直插到田头，等要上田塍，腰已经直不起了，得捶上好半天才能站起来。后来慢慢看出来，其实我们要学习的对象——贫下中农，倒是不紧不慢的，干一会儿，抽一袋烟，说几句粗话，再接着干。回到家，他们紧着担水浇菜地，做后一班自己家的生活。而我们几个知青，早就累得抬不动腿了。匆匆吃完饭，连衣服都没力气洗，连衣带人跳到水塘里泡一泡，就算洗澡洗衣两件事都做了。

我因为身体排汗机能弱，在大太阳暴晒下很容易中暑，“双抢”就更难熬。尽管做了各种预防，抹清凉油，往脸上喷冷水，还是挡不住炽烈的阳光。三个“双抢”，都有被晒晕的事情发生。“双抢”成了我的噩梦。

下乡第二年，大队看知青实在干不了农活，就安排知青到副业队去，不用下田，上山种花生、番薯、西瓜等，也算是照顾我们。

不下田，确实要轻松些。我还是老老实实干活，手脚勤快，也不聊闲天，别人松五棵果树的土，我也许就松了六七棵。带队的老白是个明眼人，在定工分的时候，就给我多加了0.2分，也就是其他女知青是5.5分，我是5.7分。

那时十个工分才两毛三分钱，0.2分，不值5厘钱，算多大的好处呢？可这就惹起了一两个知青的忌妒，明里不好反对，就暗暗地朝我撒气。挑担，她们把我的担子加得最满，把其他人的减下来，还冷言冷语地说风凉话，有意孤立我。我没有做错什么，平时也常帮助她们，收获的却是敌意。当时心里的无助郁闷真是没处说，只能我行我素，不予理睬。好在下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最早一批离开农村。

留在村里的知青们，后来陆续通过抽调或顶职回城，当了工人。多年后，我们重聚，举杯一笑，旧事翻篇。这一段经历，教我明白，在事关利益、是非的时候，保有人的良善温暖是多么可贵。

已经废弃的知青点活动室和厨房。

我也有过不干农活的机会。

下乡第二年，几个大队联办的村校的一个老师要去进修半年，大队让我去代课，教小学三年级的数学和初一的物理。教材就是一本学生课本，没有其他的教学参考资料，也没有人和我说要做教案、备课。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简单翻了翻课本，就走上了讲台。

三年级教两位数乘法，我没有按书上例题讲，随意拣两组数字，就在黑板上演算给孩子们看，一连讲三四个例子，再请孩子自己演算，一堂课就这样对付下来了。

第一次上课，教室里还坐着校长，算是来考察我的教学能力的。在周六的教师会上，他给我很好的评价，其中一句是“能够脱离教案讲课”。我暗暗发笑，心说，让我教语文，我能脱离教案，讲得更出彩。

对我来说，在村校当老师当然好过在田里摸爬滚打，但我却没有长久干下去的念头。我想早日离开农村，害怕当老师久了，会给人抓着拈轻怕重，逃避干农活的理由，影响上调。所以，说好的半年时间一到，我就离开了学校，以后学校又来借用，我也婉拒了。

四十多年过去，我仍记得孩子们单纯又调皮的眼神，不知他们的生活是否如意。

不情愿的文科生

我1976年1月高中毕业。作为巨化中学第一届高中生，我们本该1973年9月入学，因缺少师资，学校未能如期开学，延迟了半年，毕业时间也相应延迟。

在校那两年，“文革”纷乱未息，1975年11月，又开始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不点名批判邓小平，把邓公复出后刚有起色的生产、生活秩序又搅乱了。在基层厂矿，“左”的行为似乎更激烈一些。新建高中部的老师多是从厂里抽调来的，有的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是革命性突出的工人师傅。正常教学秩序还来不及建立，政治运动倒一波接一波，与社会紧密接轨，师生均在乱哄哄混日子中度过。教师在讲台上挨到下课，学生交头接耳，听讲的不多，用心教的也不多。所以，高中那两年于我而言，是荒废了的，数理化等课程基本没学会，只有初中的基础。

倒是语文技巧，因为喜欢读书，还时常写点作文，不知不觉地在积累着。但要从事文字工作，真没想过，因为见过“文革”的实例，心有余悸，认为舞文弄墨的离不开政治环境，弄不好就引火烧身，不如有一技傍身，到哪里都可以凭本事吃饭。

基于这样的想法，1977年第一次高考，我报的是理科，想学医。考试时记得数学第一、二道题是因式分解，我没费劲就做出了，但以下的题目是对是错，就混沌不清了。所以虽然参加了体检，最终没能拿到入学通知书，也是正常。

失利后，又回到插队的山村，照常出工下田。一位父执，也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注意到了我的偏科，他找到父亲，说了一番道理，“她考理科没有把握，考文科一定能上。先考虑离开农村，学文学医还在其次”。

听了老师的劝，我临时抱佛脚，在1978年7月第二次高考时改报文科。虽然数学科目仍然拖后腿，但其他各科的分数还算差强人意，我果然遂愿走进了大学。

我一直对那位了解学生甚于其父母的老师深怀感谢和敬意。老师姓钱，浙师大毕业后在这家省属企业做职工教育工作多年，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人生关怀无私地奉献给了他人。可惜，他已告别人世多年。

和父亲谈起时，他总是说，你要感谢两个人：没有邓小平，你没有机会参加高考；没有钱老师，你也难到今天。确是发自肺腑。

走进杭大校园的我。

填报大学志愿,也是两眼一抹黑。那时文科生可选的学校和专业很少，比较多的是师范类院校。学校没有下设学院，系里也不分专业。除了最基本的招生简章，找不到其他的信息，我只好依据简章上的几行字,认真而又盲目地谋划今后的人生。

从当时我填报的几所学校，可以看出跨界幅度之大和选择的艰难：第一志愿，北京广播学院，当年只在十个省市招生，浙江有没有招生不清楚；第二志愿，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中文系的录取分数比历史系高，报的人也多些，算是热门；第三志愿是上海海运大学会计系，现在想来幸亏没进，要不然对我和学校都是折磨；第四、五志愿是浙师大和杭师院，两个纯是凑数的，我没想当老师。从这个排序看，挑选的空间确实很小，我对职业前途、个人喜好也是认识模糊。

幸亏，杭大中文系收留了我。

四十多年过去，我们都退出了工作岗位。回头看，77、78级大学生，经历过社会的摔打，懂得生活的不易，肯吃苦，会思考，很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但是，也必须承认，我们这批大学生，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科学知识不足，外语不懂，国际性视野也缺乏，有时还比较固执。这是时代的烙印，也是我们的短板。感谢时代，给我们留出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也得明白，套在77、78级大学生身上的光环，不全是我们应得的。毕竟，形势比人强。

【回音壁】

黄仕忠：一个高度近视而且个子娇小的女生，也要承担繁重的农活，实在是难为她了；但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执着地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将事情做好。自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得到了“0.2”个工分的加持，由此又引来无端的忌妒。人生的很多经验与信条，其实是由青春的痛苦铸造而成的。在无可奈何的人生历练之中，每一步的选择，依然保持自己的意志，以及清晰的判断，难能可贵。但尚未等到可以自由的舒展，却已经到了退出岗位的时刻。也许，这便是我们这一代共同的命运吧。

韩兆铭：我也是76年七月高中毕业，旋即上山下乡。农村对我们来说有两种苦：一是繁重的农活，二是没有时间读书。读叶文令我想起那“艰难探索”。

陈建新：人生自古伤离别。晓芳离家的时候，她外婆的忧伤，让我想起了带我们长大的外婆。那时候我姐姐远去黑龙江，她也是这样的悲伤，甚至不愿和我们一起去白塔送别我姐姐。在此后我姐姐没有调回来之前，她常常念叨着我姐姐在黑龙江的生活。

魏丁：跟叶晓芳一样的经历。双抢季在田里干活，汗湿透身，早上出工带的瓦罐凉水喝光了，就掏有腥味的河塘水直接喝，年纪轻，喝了也没事。

朱承君：我那时喝的最多的是抽水机站打上来的河水，就将头埋在水里喝，比牛都不讲究。

凌凌：晓芳把我再次带回到知青的年代去了。[拥抱]。早晨出工多蒸一盒饭，你们是知青集中居住集中吃饭的吗？这样的生活比我们这样的下乡插队知青要好一些吧，我们是自己做饭的，双抢的时候，早晨先出工拔秧，然后回家烧早饭，吃好早饭再出工，好多知青饿一顿饱一顿都憋出了胃病。我当年双枪的时候第一年是我弟弟来给我做饭，第二年是我妹妹来给我做饭。

朱承君：下乡这种事就像打仗，本不应派女孩子去，何况是小芳姐这么弱小的女孩子，估计要养活自己都够呛。不过也好，磨难值得回忆，使人生不至于太单调。

初次见到小芳姐时，没感觉到她身上有农民的痕迹啊

杜文庆：俺参加工作后，有时跟同事或朋友说起，俺是苦力出身，他们都不相信。这跟晓芳同学也许是一个道理。[捂脸]。俺除了拉纤，还抬五六百斤重的石灰桶。可同事和朋友们说：你腰板笔挺，哪像重体力劳动者出身啊！[偷笑]。

朱承君：五六百斤几个人抬？

杜文庆：两个人。

朱承君：这有点牛。

杜文庆：而且并非平地，是上船落船。一旦失手，就可能掉到海中。甬江和奉化江等等，都曾留下俺的足迹，俺的汗水。

朱承君：服了[强]

杜文庆：所以，俺上大学后，根本不存在睡不好觉的问题。能安安稳稳睡觉，就是莫大的享受啊。

沈卫东：你是能安安稳稳地睡觉，可把别人给为难坏了。

朱承君：应该也给你加0.2个工分。

杜文庆：俺是恰好升到10分了，便上大学了。[捂脸]。——从3．5分慢慢升上来。

凌凌：我最早和几个小男孩一起拔草喂牛，一天工分是4分。

杜文庆：@凌凌 俺们这儿跟你正好相反，先是跟女同胞们干活。

凌凌：@杜文庆 我至今还很喜欢割草，我觉得草刀刀锋与草茎摩擦的声音很动听。

杜文庆：这是你作为下乡知青才有的感受。俺们从小干割草一类的活儿，没这种美好的感觉。[偷笑]。

沈卫东：把耳朵给听坏了。[调皮]。

凌凌：@沈卫东 割草的声音有一种韵律感音乐美。[呲牙]。

曹布拉：读晓芳同学的《先下乡后上学》，又把我们带回那个年代。想想像晓芳这样一个高度近视的柔弱女孩子，要抡起沉重的锄头挖地，肩负重担，双脚颤抖着挣扎在泥泞的小路上，真是要为她揪心。好在总算挺过去了。晓芳说她是无奈之下才考了文科，这一点我颇有同感。那年代比较崇尚科学技术，文史哲不但算不上谋生的技能，且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我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去看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她问我：你怎么考了个中文系，就不能报个好一点的专业吗？我只好说：老师，你对我要求太高了。我只在你手里读了一年初中，哪能考得上别的专业呢？

钱志熙：叶晓芳同学讲述76年至78年先下乡后考上大学的经历，对于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艰难转折有认识价值，我也从她这里知道了同龄代人的另一种生活。

我也是76年高中毕业，但好像比她年轻一岁。文中叙述干农活的艰辛这一段，印象最深。这都是我干过的农活，但我毕竟从小做过来的，又是男性，力气虽比不上老杜的两人抬五、六百斤，但也还可以。所以虽说苦，没有晓芳同学这样辛苦。

把一个从未干过农活的娇小的女知青当正劳力使用，真的让人感到有些不人道。因多赚0.2分工分而遭人忌，更让这位后来的大总编想起来酸恻，并感叹人性的某种表现。

虽然任何体力和脑力的活做狠了都苦，但我一直觉得农活是对生理的一种考验。陶渊明获稻诗说“四体诚已疲”，是写得很真实的。

关于喝生水，我们那里也是这样的。在山上或靠近山坡的田梗边，有一种泉眼，它是固定的涌流。把它周边围起来，放开一个小闸口让水流向外面，就成一个小小的泉潭。当年在山上斫柴和山地干活，都喝这个。我们那里叫“凉水潭”。水质有好有坏，但一般比河水清冷，含矿物质应该比较高。当年把它当甘泉饮，其实是很不卫生的。

据晓芳同学的描述，她喝的那种水质很差，真的伤胃！晓芳文末“毕竟形势比人强”这一句，属金句！人得知道这个道理，不然的话，得意时忘乎所以，失意是垂头丧气！

郑广宣：晓芳文章中的报考浙师大、杭师院似乎不准确。当时浙师大还是浙师院，杭师院则是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分校。我们到文二街还看到那个牌子。所以那个指导晓芳的钱老师也是浙师院毕业的。

凌凌：杭师院78年绝对没招本科生。我前些年旅游遇到一个中学老师，说起来和我们同届，但她是杭师院的，专科生，录取的考分线比我们底多了，好像280分左右，当年290 分能进杭大教育学系，大概属于杭大的最低分数线了。

郑广宣：当年浙师院好像也是280分，师范类大体如此。

尚建：晓芳的文字是平和的，而三言二语中，把时代给透视了。亲人别离、农田艰辛都能引起共情。而多得0.2工分的事，这便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了。可以想象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在那种困苦无助环境里所承受的精神的压力，或许更胜过体力劳动带来的的压抑。

但晓芳就是这样的晓芳，一生踏实认真、勤恳努力、低调自律、还那么宽容大度。

黄仕忠：她是有宽容，其实却是十分小心。既是怕给别人添麻烦，也是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总是尽可能地低调，低调到希望别人忽略了自己。

沈卫东：完全赞同尚建给叶晓芳的十六字评价，尤其是前八个字，准确！另外我还要增加两个字：乐观。

我和晓芳本来没有交往，是临毕业前共同去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部的实习经历，让我们成了熟人 。除了天天一起上班，下班，开会，看稿子，印象深刻的有两段，一是跟着王琯珑老师去绍兴，为了《古城绍兴》这本书。二是骑着三轮车，去武林广场卖我们编辑的那本杂志（名字忘了 ）。别看晓芳同学个子小，但是懂的比我多，做得比我好。对了，还有在排球场上，太认真了。

钱志熙：叶晓芳虽然大学时没交流，但我一直觉得她在我们同龄人中属成熟干练型，并且很理性，她后来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年她到北大来找某位教授（不是中文系）组稿。事后来找我，我请她吃饭。那次有较多的交谈，证实了我对她的印象大致不错。记得后来她寄了一套小儿读物送我女儿读。她和柏青兄，我觉得是很理想的一对。柏青兄也无接触，但硕士毕业找工作，找过柏青、肖波和布拉兄。@沈卫东

方一新：晓芳记叙当年生活的文字平实而朴素，她也有过两年半的下乡经历，这么娇小柔弱的身躯，也要跟着老农干各种农活，也要在三伏天参加“双抢”，每年都被嗮晕过，真不容易啊！晓芳曾作过代课教师，本有机会脱离干农活——毕竟站在三尺讲台，总比日晒雨淋的田间农活要轻松得多，但为了早日回城，不给人以拈轻怕重的口实，代课的半年时间一到，就回到生产队。我下乡插队时，也有过代课数月后被学校正式商调的经历，而我执意不去，出发点跟晓芳差不多，也是觉得现在轻松了，将来说不定会影响回城（那时还没有考试上大学一说），当时想好好表现，争取早日返城的心态可见一斑。

虞卓娅：晓芳娇小的身躯要比别人多挣0.2个工分，太不容易了，可见她是怎样加倍付出的。大学四年，我与晓芳单独接触很少，但有幸一起打了四年排球。在我的心里，晓芳是一个反应灵敏、性格坚毅、顾全大局的队友，同时也是一个勤奋好学、沉稳自律并给人以信赖感的女生。还有几次，让我体会到她的善解人意，并借此说一句：谢谢晓芳！

郑广宣：晓芳下乡以她七八十斤的体重，居然能比一起去的知青多那么0.2个工分，确实很不容易。当然，知青们觉得非常枯燥乏味，非常劳累的农活，对农村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只是他们的日常。

晓芳说到下乡时外婆的千般不舍，我也很有同感。记得我去当兵那年，去外婆家跟外婆外公告别，我外婆也是那样千般不舍，我说这是光荣的事，外婆说，现在在打仗……只说了一句，就流下了眼泪。因为我参军的1969年，正是珍宝岛开打的时候，战争的硝烟并未散去，我们也是要随时准备奔赴前线的。我离开时，外婆倚在门框上，眼睛红红地看着我离开的那个情景，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会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王琳：在我们寝室里，晓芳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到窗外的草地上来回行走，来回读英语。我很想像她一样早起读英语，可是没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

晓芳很守规则但不乏情趣，我脑子里常有这么一幅画面，晓芳歪着脑袋，一脸浅笑地打量寝室里忙忙碌碌或风风火火的室友，然后来几句得意的调侃。她和尚健一样，常常会来点小顽皮小幽默让我们很开心。她还有一点很突出的就是思维缜密，理性周全，我的思路是直线型的，而她是螺旋形的，她做事要先考虑方方面面，想好了才做。哪怕在感情方面，她也是在空间时间现实环境等等做了全方位的考虑后，才做最后的决定。一般的人会被感情冲昏了头脑，而她的理性永远高高在上掌控着感情。

王延荣：读晓芳的知青生活，浮想联翩，那年月真不容易啊！晓芳曾作过代课教师，但为了早日回城，半年时间一到，就执意重新下田干苦活去。我下乡插队也有好多机会让我去代课教师，而我执意不去，出发点和晓芳一样，怕影响返城，想以不怕苦不怕累的表现，能被推荐返城。但事实能抽调的不靠你的表现及在农民中的口碑。苦干了八年，还是要以母亲退休顶替才换得回城名额。唉。8年了别提它了。

凌凌：@王延荣 是啊，我下乡的时候就可以当民办教师，为了“被教育好”，我放弃了，坚持田间劳动，早知道后来推荐上不去，最后还是正式高考上大学的，当时真应该去当民办教师。这样再学习的机会多啊！

郑广宣：至于不愿意做代课教师，似乎当年的知青有共识，我老婆也是做了一段时间代课教师就不想做了，就怕出不来。

钱志熙：我当年就想做代课老师，谋不到呀。

任平：我在下乡时做过代课老师，但较短，也就上了两次课，感觉没讲好，但又很珍视。毕竟我父母姐都是老师。看到了课堂上的学生，有常见的队长的小孩，朋友的妹妹……有点紧张也很高兴。但被代的老师很快就返回了，于是再去务农。

朱承君：农家子弟想跳出农门，下乡知青想返回城里，应该是当年最大的共识。

魏丁：双抢时，社员三餐会比平时吃得好一点，很多人跑到公社的供销社去买那种加工猪油剩下的油渣跟自己种的冬瓜一起烧，油渣烧冬瓜是高档菜，再有就是霉干菜，掘来的小野笋蒸一碗。

很奇怪他们都不吃河里的小鱼，河埠头漱口洗脸的时候，那种小鲦鱼很多的，没有人抓。只有雷雨前气压低，大鱼浮头，他们会去叉鱼。个别人家去摸来螺蛳炒来吃，会被邻居鄙视，不知道什么缘故。

房东奶奶，经常给我的饭篮底下放一个煎鸡蛋。这个经历跟尚姐姐说的是一样的。

尚建：@魏丁 不吃小鱼大概是蒸了刺太多，煎炸又费油吧。

方一新：插队时，也有过没有任何菜肴，弄点酱油拌饭，吃得很香的经历。我所在的海岛主食是地瓜，能有米饭吃，就已经很满足了。

凌凌：住我楼上的女知青，中午回来自己做饭，一般准备好咸菜和冷饭，放点猪油炒一炒，农民说：哇，她们家条件真好啊，猪油炒冷饭唉！

住路边的四队的女知青，霉豆腐放点糖，也被农民说了：条件真好啊，吃块霉豆腐都要放糖哦！

钱家山下：炒冷饭是一个贬义词。而油炒饭则是一种高级做法。@方一新@凌凌

方一新：乡下猪油不常有（逢年过节杀猪了才有），所以，用烧泡饭的方法处理冷饭，更为常见。

钱志熙：油炒饭算高级，加虾皮、榨菜当然更高级。偶尔在白米粥里拌酱油，也还算美食。因为酱油也不便宜。我们老家，是过年时熬几小缸猪油，冻在那里，吃个半年。@钱家山下

钱家山下：其实油炒饭还有一种吃法，在乡下时，是加几勺到泡饭里，极香。现在，则是加几勺汤到油炒饭里，也是滋味极佳，不会噎着。

陈建华：酱油汤是小时候常用来下饭的，酱油是奶奶一手酿制的，热腾腾的酱油汤上放一筷头猪油，再撒一点葱花，竟是特别的鲜香。后来学日语吃日料，方知酱油汤也是日料必备。

应沪晨：村里有个姑娘叫晓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叶晓芳的知青生活，让我们明白了：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另外顺便说一句，我的老婆也叫晓芳，当年也是从村里出来的，伴我也已三十多年，同样长得好看又善良。莫不是叫晓芳的姑娘都是一样一样的？

任晓岗：晓芳的回忆让人感慨良多。

看到从户口本上歪歪斜斜扯下一页的场景，心里一阵酸楚。这就是残酷的命运之手，非那个年代身历者很难体会。

“在事关利益是非时，保有人的善良温暖是多么珍贵”，这也是我几十年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感受。

“套在77、78级大学生身上的光环，不全是我们应得的”。善哉善哉，诚如是言！我们算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中比较幸运的一代了。

因为与我妹妹同名，所以在大学时喜欢恶作剧的开她的玩笑。记忆中她最让人动容的表情是嘴角微微一抿。几十年后重逢时，又看到那唇梢的微微一抿，瞬间把人拉回青春时代！

吴朝骞：又一个女知青，又一个瘦弱的女知青。读晓芳的文章，觉得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写自己的高考故事，觉得很委屈，很艰难，很励志。读了别人的故事，就不再矫情，这也是收获吧！

佩服晓芳小小的个子，居然有这样大的能量，参加劳动还因表现突出加0.2个工分，这叫谁不嫉妒？我不认为我如果下乡，会比晓芳、凌燕、尚建她们干得好，也许不会当逃兵，但绝对不会超过别人拿高工分，跟跟牢算不错了。第一次做泥水工时，那些人都把最重的活给你做，还说，是人总要干活，是牛总要犁田，累人又累心。

晓芳在大学里也叫人惊奇。她是中文系女排队员，当她在后排，用奇特而有效的姿势，接起一个一个重球时，你不能不惊叹小个子满身那用不完的劲！

大学毕业后晓芳继续高能量输出。在出版社业务能力强，工作上进敬业，得到了希望得到的，算是成功女士，偶尔也帮帮昔日同窗出本书。她都退休了，以后能否帮帮我呀！

年级有个女孩叫叶晓芳，她的为人很善良，善良的女孩有好运，羡慕并祝福她！

沈小杭：身材娇小、高度近视的叶晓芳，能挣5.7个工分，哪怕只比别人高出一点点，也确实非常不容易。我支农时，那就差得远了，平时只有给别人打下手的份，工分定为多少，真是说不出口来。可想而知，她是作出了怎样的加倍付出。

我与晓芳同学在大学期间没有说上过话，但知道她是一个外表看似文弱，其实内心强大异常的人。这种性格的人，有困难击不倒，想干事事竟成。在她的回忆文章中，有几句话特别清醒、谦虚、有意思：“必须承认，我们这批大学生，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科学知识不足，外语不懂，国际性视野也缺乏，有时还比较固执。这是时代的烙印，也是我们的短板。”

许贺龙：读叶晓芳的文章，对她的坚毅更增添了几分敬佩。其下乡时的遭遇，既是磨难，也是财富。因表现出色多得0.2个工分而遭嫉妒之事，体现了普通人身上的人性之恶，早一些体验不一定是坏事。经历这样的磨难而且还能沉着应对，给自己的人生成绩簿上增添的得分，何止这区区的0.2分？

尚建：当年的知青大多是养不活自己的吧？听晓芳说过上学以后还回生产队交了五、六十元透支款。我们三口略好点，我最后交了十元，还有收据为证。

黄仕忠：@尚建 如此重要的文物，你上一篇就该拿出来的呵！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不知道其他各位下过乡的，可曾还记得，你办手续离开时，超支倒挂费交过多少？

沈卫东：我滴个妈耶，绝对文物级。[强][强]。

董小军：这张票据够格进国家档案馆了。[强]。

凌凌：@尚建 这么高级的文物没有及时拿出来好可惜啊，好在黄长江日后还有机会补上去的。[强]。

郑广宣：这就是倒挂，我家在我没回生产队劳动前，也是倒挂户。就是劳动的公分兑现后不够支付生产队分的口粮等农产品，所以就倒挂了。这在我们这样的半农业户、手工业者中比较普遍，得补交倒挂款。

朱承君：透支未来。[呲牙]。

吴朝骞：@尚建 透支了，再不补缴，在村里会列入老赖黑名单吗？

尚建：@吴朝骞 如果交不了，最后也做坏账处理的。

吴朝骞：@尚建 [抱拳]。很想出个村规，不补缴者，不能坐车。——包括马车牛车自行车。[偷笑]。

凌凌：@吴朝骞 你这个村规太囧了，我建议不补缴者不能离村回城，然后尚建又可以写一篇文章了。[呲牙]。

任晓岗：《一张收据引发的血案》。[捂脸]。

凌凌：哈哈，尚建一手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手持刀……？@任晓岗

任晓岗：@尚建 那个开收据的，写的一手好字！

凌凌：@任晓岗 一手错别好字。[呲牙]。

沈卫东：青，款，建。都是新版简体字，后来废了。[捂脸]。

任晓岗：@凌凌 严重更正：根来同志是民间异体字！第三次汉字简化版都有收录，按我们老家很崇敬的说法：那是上了书的。[捂脸]！。

钱家山下：原是民间一直在用的俗写字，曾被收录，有正式“户口”。

尚建：这个写收据的根来，就是对毛泽东诗词提出质疑的徐大伯，是村里的文化人。

任晓岗：@尚建 《土豆、牛肉与放屁的哲学逻辑》，徐根来大伯学问很深。

任晓岗：@凌凌 坐等第四版收录。[坏笑]。

尚建：@牧野 能不能拍卖？[坏笑]。

任晓岗：肯定能拍出山顶价。@尚建

董小军：@尚建 如此珍贵文物，禁止拍卖。

陈建新：请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凌凌：我能养活自己。[呲牙]

钱家山下：你不算。因为你本来就不是女生，而是男劳力。[呲牙][呲牙]。

凌凌：[捂脸][捂脸][呲牙][呲牙]。

尚建：@凌凌 或许你那地方稍富裕一点，再说啊，你在拼命劳动改造自已。[捂脸]。

凌凌：@尚建 我那地方是综合经济体，比单一的水稻区收入要高些，最好的时候，一个整劳力一天工资1.5元。

尚建：那是很富的了，我们一个整劳力每天只有四、五毛。

凌凌：不仅我，两个比我早下去的70年女知青，也都能自我养活，我楼上的知青还节衣缩食给自己置办一些嫁妆。但我所在的地方离家最远，再过去就是椒江区了。

陈建新：很辛苦，也可以看出时代的荒谬。同样的付出，在富裕地区还能支撑，但到了穷地方，养活自己很难。搞人民公社，就是打破中国小农经济，让中国农业彻底破产的光明大道。中国农业的出路，第一步，撤销人民公社，让农民回到小农经济状态，休养生息；第二步，让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提高农民收入；第三步，让部分资金介入农业绿色生产，提高农业产出效益，这就是宝康现在在做的事情。任何倒退，只是把农业再回到破产的地方去。

许贺龙：叶晓芳是从衢州出来的，我在大学毕业后也曾在衢州的山区工作过几年，想起了那时听到的一个趣事：衢州话的发音很特别，老师上课也讲土话，教学生学普通话很费劲，好不容易让学生学会了拼音，但总“两张皮”，拼音是拼音，读字依然是土音。这天老师教大家学“猪”的拼音，老师给学生们示范：zhu--哒（衢州话猪念作哒），于是课堂上一片“之物--哒”的声音。[偷笑]。

杜文庆：近期有时隔一两天才爬完楼。收藏格积压了不少“高考故事”。早些年歌词中的“小芳”是土生土长的村里姑娘，俺们杭大中文78“村”里的姑娘晓芳，却是下乡知青。她的大作，俺虽未来得及拜读，但从同学们的互动中知道了大概。

晓芳知性，温顺，善解人意，同时外圆内方，坚韧，执着。柏青兄好眼力，好福气，娶到了这么一位美丽而善良的女子作伴。同时，柏青兄待人真诚，宽厚，朴实。晓芳同样找对了另一半。祝福他们！

曹布拉：我插队最差的一年，是十个工分合—2分（这是扣除一年的口粮后计算的），队里全员倒挂。[呲牙]。

凌凌：我楼上的女知青，下乡之前，她的家被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她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下乡自我养活的，70年下乡，大约76年招工回城吧，这前后6年时间里她都是自我养活的，当然日子过得比较艰苦，但她还是攒下一些钱给自己置办了嫁妆。他的丈夫也是70年的知青，下乡后参军去了。我这样的自我养活可能说不清楚，毕竟父母也有资助的，但她绝对没有任何外来资助。

朱承君：其实当时好多农户都会透支，我家也经常透支，农民能养家糊口，主要还是因为有自留地，知青们没有自留地，活得就更难了。

凌凌：@朱承君 知青有自留地的。我的自留地分两个地方，一块就在村边，是给我种蔬菜的，另外一块在江边，房东大嫂----64年的知青----帮我种着江边的自留地，村边的自留地我种了西红柿，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吃青色的西红柿，直到后来人家说青西红柿有毒。

朱承君：我爹经常拉着自己种的蔬菜、萝卜、玉米等到附近乡镇去卖，最远的是拉到宁波，夜里要走四五个小时，这活我都干过。

任晓岗：哇！又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朱承君：有时候我也去菜市场卖菜，爹妈事先把带豆茄子啥的用绳子捆好，每捆五分钱一毛钱地卖。有一次去宁波卖腌咸菜用的雪里蕻，凌晨四点多到宁波的菜场，那时已是冬天，地上结了白白一层霜。我帮一妇女扛了一捆菜（几十斤吧）到家，算是送货到家了，对方给我两分钱算是辛苦费，我引为奇耻大辱。

陈建新：两分钱，买不来一支白糖棒冰。

尚建：我在小队做了一年会计，那年全队家家都有分红。[偷笑]。后来高考复习，队里看指望不上我，就交帐给原会计。老会计认为我分多了，所以我走那年，全队都透支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多分了呢？一年新会计还没搞明白吧。[坏笑]。

凌凌：@尚建 还好还好，只是说你多分没有说你贪污。[坏笑]。

尚建：[偷笑]大概队里也没啥好贪污的。应该是这一年的会计没做好，之后我对数字就拎不清。

沈卫东：之前拎得清吗？[调皮]。

尚建：问得好。表述有问题，应该是：更拎不清了。[坏笑]。

吕立汉：看来你数学不咋滴。[偷笑]。生产队除队长之外，还有会计、记工员和实物保管员。

尚建：高考数学38分，你说还能咋滴。[偷笑]。

吕立汉：虽然我数学比你好，但我只做过记工员，是会计的助手。年终决算，会计左手要全年出工统计表，右手要实物台帐，就那么简单。

任晓岗：@尚建 强烈推荐你去做杭州社保局总会计！这样我们都有分红了。[偷笑]。

尚建：[捂脸][捂脸][捂脸]。

沈澜：楼越来越高，爬楼也越来越有趣了。[呲牙]。晓芳的下乡证和尚健的超支款收据，真是历史文物了。下乡证上所提“三大革命”到底是什么一时想不起来，赶紧查了一下，原来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晕]。

尚建：@沈澜 三大革命我也说不出来。[坏笑]。

沈澜：问根来肯定知道。

陈建华：文如其人又一例。和脑海里的印象相吻合，叶晓芳一直是个认真刻苦、积极向上的好女生形象。她天资聪颖，生性好强，做什么都是蛮拼的，才读完高中就已戴上400度的近视眼镜，下乡之后什么累活脏活都争着干。为叶同学感动之余是感慨，最深的感慨只一句话：作孽啊，城里的金枝玉叶，本就不该去晒乡下的毒太阳！

为毛？乡下有乡下的人情世故，若非乡下土生土长还真不明白。比如那比人家高0.2的工分，带队老白的好心，无异于拉仇恨啊，换成是回乡的知青（其实回乡知青根本就不算知青），多半不会接受。

乡下自有乡下的逻辑。乡下孩子仿佛天生就懂，城里孩子要学也难。举个当年乡下年俗的例子吧。那年头物质尽管极其匮乏，但你到乡下亲戚家拜年，你的七姑八姨却会烧上满满的一大碗点心，除了面条，可能还有一只鸡腿、两个卤蛋，并且她还会热情地让你吃吧、都吃掉！那份热情绝对是真的。城里的孩子或许就照实吃了，但其实很可能你就错了。农村的孩子会怎样呢，他嘴里哦哦地应承者，一边充分感受亲戚的热情与好意，一边却会用筷子细细地挑拣，把面条一根一根吃净，独独留下最好吃的鸡腿卤蛋一动不动，最后放下筷子说：全吃了，味道很好很好。你的姨啊姑啊再客气一番也就作罢，回头直夸某某孩子真懂事！须知那时节，过年一户人家可能只杀一只腿，鸡蛋也都要留着待客用，“懂事”的孩子都知道，那鸡腿和卤蛋，主人还要留着招待后面的客人。不是乡下人生来吝啬，而是东西实在没有。类似这样的心曲，城里下乡的，哪能都懂。而若不懂，那叫踩了坑都不知道！

吴存存：感动！看了晓芳的回忆，就真不好意思说自己小时候清苦了，我属于那种会把面条里的鸡蛋和鸡腿全吃光的城里傻丫头，更没干过劳力活，真的算没吃过苦。晓芳跟我不同班也从未同宿舍，我们上学时接触不多。但我在南开读研究生时，晓芳来天津组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像个姐姐一样温暖善良又低调，跟她谈话有春风和煦的感觉。还记得快离开天津时，她给我买了两包袋装一次性冲泡的麦氏咖啡，告诉我特别香，很好喝。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从此记得咖啡是个好东西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跟晓芳天各一方，依然接触不多，但想起她的那种温馨感，总是如刚冲泡的咖啡一样散发出悠长的香味。

（以上为大学同学）

张德强（杭大中文77级。同事，诗人）：@叶晓芳 回忆录写得挺感人，好文！几张照片很珍贵，居然保存下来了。我当知青时没留照片，没人替我拍。留言的好多同学（七八级）我都熟悉：曹布拉、郑广宣、陈建新、任平、魏丁、任晓岗等。祝贺晓芳！我们都是历史见证人。

汪逸芳（浙江省文史馆员，同事，散文作家）：叶晓芳的知青故事，没想到有那么多链接。不过真的感人。不容易，一代人的写照，只要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每个人都不容易。

朱钰芳（杭州晓风书屋掌门）：晓芳老师讲的往事很熟悉，父辈们黄金时代的亲历，不可思议的年代，不屈不挠的奋斗。

沈念驹（浙江文艺社同事）：写得真切细腻感人，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无论自身经历如何，读着仿佛事事身临其境。文字也流畅生动，好文章！

曹洁（浙江文艺社同事）：一口气看完了，知青好艰难，城里姑娘干农活太不容易了。我在当时一度以为知青生活很浪漫，原来和浪漫一点不靠边。我们60后幸运，我家本来也打算让我去下乡。感谢邓公，改变我们的命运！

王蓉蓉（浙江文艺社同事）：哈哈，没想到叶晓芳也当过知青，我们有共同的经历。不过我是你的先辈，我68年下乡去建设兵团。72年离开兵团后去了青海。你下乡的时候，我已经作为带队干部，带着青海省委办公厅的子女，在藏乡建立了知青点，拉扯着五六十个半大小孩过日子。藏民不吃蔬菜，我们自己种，自己养猪。回原单位我就像强盗，见什么抢什么，米整袋整袋地要，咸菜整坛整坛地搬，反正不是拿到我家去。

知青们可怜哪，一星期二十一顿白水煮面片，沒有一片菜叶，我比他们多一点味精，装在衣服口袋里，走到哪个队吃饭我都掏出来撒点。没想到我们有共同的经历，要是早知道，在文艺社也不至于生疏。

叶晓芳：@王蓉蓉 你这个“强盗”对知青是福音啊。

王蓉蓉：是啊，我不到省委几个招待所厨房去抢点吃的，怎么弄？回去五六十张嘴等着呢。不光是吃的，印刷厂派车送我回去，我一眼看见车库里一把大榔头，顺手扔进车里。司机看见了问我你要榔头干什么？我说劈柴呀。知青劈柴用斧头，再用石头砸斧头，够难的，有榔头不是方便一点嘛。有孩子在知青点的家长也会给我一些，暗示我这个可以拿，那个可以拿。

我们的邻居是广播电台的知青点，一次他们一个家长走后门弄了一个招工指标，送指标的人走错了路，到了我们知青点。我知道他们是送招工指标的，热情地留他们吃饭，还夸张地说去那个知青点路还远着呢。七哄八骗地他们把指标给了我们。我们的知青还在他们点看电影呢。我赶到那里把大家叫出来说：临时有个指标，来不及大家讨论了。我做主给刘晓静（一个有后妈的知青），连夜带他去公社办手续；第二天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医院医生家里打钩，到上班时候体检已经做好只盖个章。这样我又送走了一个知青。

我想是我带他们来的，我也要把他们都送走。可是我没做到，两年的时间到了。

王雯雯（浙江文艺社同事）：@@王蓉蓉 写得生动。我也是知青。

王蓉蓉：@王雯雯 那下次聚会有话题了，我们都来讲讲知青生活。坦白地说兵团三年对我无所谓，听话就是了。藏乡两年对我的锻炼极大。如果我不下乡就在机关里工作，我认识不了青海，只有下去了才见识了青海。我不后悔那两年的付出。

蒋焕孙（浙江文艺社同事）：@叶晓芳 头一次看到你的文章，感觉真好，文如其人真挚，平和，执着，谦逊又不失尊严。

孙启军（羊城晚报。南京师大79级）：我没有下过乡。高中毕业前一年，开始有了高考。小平同志的英明决定打消了我对乡下生活的种种猜想，也失去了一次砥砺人生的机会。庆幸之余，不免略存遗憾。

不过，本人虽未下过乡，兄长一伙却都是知青。40多年了，他们当年回城探亲时聚拢一起，围在锅炉房里，讲在乡下改天换地和偷鸡摸狗的种种勾当，令我无限神往，至今记忆犹新。

我最早的关于政治、历史、文学、音乐乃至性启蒙的鲜活教育，大都来自他们。《塔里的女人》《少女之心》什么的不必说了，就是对政治谣言、派系之争的分辨力，我至今也还未超越他们当初的水平。冬夜里，红红炉火夹杂着劣制卷烟和煤烟气味，他们低沉喑哑的歌声依旧回荡在我的记忆深处:“再见吧，可爱美丽的故乡，你多么令人想往，辽河的水呀静静流长，一直流向海洋……双眼含泪别爹娘，来到农村课堂，随着时代革命巨浪，卷进生活海洋。”网上流传各种《知青之歌》版本，唯这首少见。但在1970年代，这首歌在东北知青和城内青少年中广泛流传，也称《沈阳知青之歌》，歌词也有“再见吧，可爱美丽的沈阳”的版本。能哼唱这类“反动”“黄色”小调，是当年的时髦和前卫，倍有面子，当然都要背着领导、老师和父母进行，属于典型的“亚文化”。这些颇有才华的词曲作者，改开之后，我曾多方查证搜寻，至今无法确知。

我虽没下过乡，在1979年高中毕业读大学后，却与长我十来岁的诸多知青成了同班同学。因当年多方受益于兄长辈知青之故，我对同班这些师兄师姐也一直以师礼相待，从不敢轻慢，至到今天。

叶晓英：看得我都流泪了。朴实生动透切 ，没有把支书不让返家迎考那段写出来，有点可惜。我一直忘不了双抢收工还故意晚上开支部会，不让我们回家复习，我们竟然会后还骑自行车夜路回家。为了确保考上学校不再回农村，我们几个全改了报考志愿，你改了文科，我们几个改了中专。事后看，坏事变好事，你发挥了所长，我因为中专早毕业，成为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分配的学生，占据了成长的优势。（叶晓芳：我妹妹，也是插友。她1977年底下到我所在的知青点，和我同时考出去的。）

曾建輝：这一段经历教我明白：在事关利益、是非的时候，保有人的良善温暖是多么可贵。

鲍震培（南开大学）：太真实。幸亏我们60后没赶上下乡，60后赶上的全是好事。

赵春宁（厦门大学）：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史。

赵晓红（上海大学）：先工作再上学，最难的是报名考试找领导开介绍信，并且是落榜生，难堪至极。这个话题太长了，提起来就是一本血泪史。开介绍信领导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就开始整治你，绝对不给你读书时间。

李慧（广西大学）；读了好多篇，这篇是最有共鸣的。我摘了好几段金句存起来。双抢我也经历了十多年，双抢的苦正是自己努力学习跳出农村的动力，有书读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还有那0.2个工分，我也曾有类似经历，深有同感。这就是人性。在事关利益、是非的时候，保有人的良善温暖是多么可贵。形势比人强。不懂世故，直觉就是行事的标准。都是好通透的人生！

庄清华（华侨大学）：我是农村长大，小时候跟随我父亲去知青点玩，那个知青点是做蘑菇菌种的，至今还记得有位大姐姐帮我扎辫子的情景。

黄丽群（丽水学院）：这位女同学字里行间透露出理性比感性多，感觉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小小年纪大多数人都在懵里懵懂的时候，她就知道规划自己的前途。而且有胆有识敢于行动，到哪个地方下乡自作主张。目光远大，不会只看眼前。很了不起！属于女中豪杰型吧！

徐巧越（中山大学）：看完了，文字很真挚很细腻，感觉可以代入到叶老师的记忆里。尤其是看到外婆那一段我也想起了我的外婆。我们每次在汽车站分别时，她也是那样依依不舍的看着我。

张奕琳（中山大学）：广州这边，好像下乡去农场比较多，我听妈妈说她下乡去农场的生活，有苦有乐，现在还时不时和下乡的同学一起回农场玩。

章丹晨（英国华威大学博士生）：那时去上大学要经过这么多磨练，也需要运气才能改变命运。这篇文章的细节真的太棒了。

李凌云（北京大学博士生）：故事及回音壁当中的诸多历史文物（如知青上山下乡证，超支倒挂费收据等）和人生经历、体悟（如外婆送别的眼神，乡下的人情世故，偷唱不同版本的《知青之歌》等）都让我印象深刻。大约物证最能使历史变得具体可感，而每个人留意观察和铭记在心的生活细节最为生动有趣、打动人心。

这个话题很有意义。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亲历者的逝去，历史的真实情境便会逐渐模糊，当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生悲喜、世间百态，都将被一句简单的概括性叙述遮蔽。再加上政治话语的变迁，后人对于一段历史的认识和表述，就很可能会背离当时的语境和真相。

我记得在北大听戴锦华老师的课，她有一段感慨令我印象深刻：我的学生，你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对于你们来说，仿佛历史的尽头就是八十年代，再往前就进入了“考古”阶段，是自身体验无法触及和感知的领域。当时我没有听懂，心想我们这代人也是学历史的，过去的大事件我们也知道。但看完您主持的系列文章后，我深刻体会到，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是被简单概述的，是脱离语境的。另外，还有许多东西是在我们的教育中被选择性屏蔽的。因此，亲历者的不失语，对于帮助后人全面了解一段历史尤为重要。感谢您和您的同学们，尽力为我们留下了亲历者的故事。

我家长辈里没有当知青的，都是农民。当时似乎也没有知青来家，或许是因为家中实在是太穷了吧。我外婆只说过有一段时间，潮汕地区的地主、富户被抄了家，然后拖家带口地被赶到我们客家山区来务农。我们村里就来了这么一户，夫妻二人，带着六七个孩子。每天，只有男主人穿着白衬衫下田，而女主人则梳着精致的发髻，打扮得漂漂亮亮，中午到田埂来送饭。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在村里很少见，又这么“娇养”，不用下地干活，这让我外婆感到非常新奇（潮汕地区的传统是女人在家做家务，不抛头露面。而客家女性则是家内家外劳动全包，所谓“灶头锅尾、针头线尾、田头地尾、家头窖尾”），因此对他们一家印象深刻。多年以后，他们一家终于能够回乡了，彼时孩子们都已经长大。

陈艳林（中山大学博士生）：读完感叹，知青的生活真是苦，虽然我也是农村长大的，但是也没有做过这么重的活。因辛苦换来的0.2工分，遭到其他知青的挤兑和孤立，不去看别人为此付出了什么，其实只能称为幼稚的偏见。 但是主人公很清醒，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也很坚强地走了过来。

廖智敏（中山大学博士生）：这篇是另一种风格的文字，写得很克制，很多沉甸甸的内容都云淡风轻地一笔带过了。比较鲜明的感受是作者很清醒，但这种清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知晓可能的灾难性后果，故而处处谨慎小心，不得不冷静看待周遭的一切。小时候听人说“难得糊涂”，好像是不要太较真的意思，现在想想，想“糊涂”也得有能糊涂资本才行呀。然后感叹老师们都好会保存资料啊，照片都是证据！

董诗琪（中山大学博士生）：虽然知道70年代国家有上山下乡的政策，但是对我来说就只是书本上冰冷的一行字，之前确实很难理解什么是上山下乡，叶老师的这篇文章很细腻，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有介绍，又写了他当时的所思所想，非常生动。

潘璐（中山大学博士生）：那个年代上山下乡真是太不容易了，一个没有干过农活的女孩子，离开家人无依无靠的，但还是接受现实快速融入了新环境，并且很认真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别人也看在眼里，才多给她0.2分。虽然艰苦，在这过程中也飞速成长了。令人佩服。

周红霞（中山大学硕士生）：叶老师的故事，读来令人感动，钦佩于叶老师的坚韧，知青下乡干农活，本有机会借讲台脱离繁重的劳作，却坚守回城的信念，眼光放得长远，真是令人佩服。叶老师最后写的那段话也格外令人动容，“也必须承认，我们这批大学生，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科学知识不足，外语不懂，国际性视野也缺乏，有时还比较固执。这是时代的烙印，也是我们的短板。感谢时代，给我们留出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也得明白，套在77、78级大学生身上的光环，不全是我们应得的。”让我想起了黄老师一直和我们聊起的您这一辈人对知识的渴求，对于能够求知的感恩，以及被神化的70、80年代的背后，真真切切的样子。

蒋思婷（中山大学硕士生）：晚上才静下来看这篇“纪实文学”，评论中看到那个超支倒挂费，一下子让我想到老师昨天给我分享的那个视频。“人生的很多经验与信条，其实是由青春的痛苦铸造而成的”，简直把我看完前半部分文章时的说不出的感受完整描述了，直击灵魂。

任珂旻（中山大学本科生）：我觉得看这些文章里的照片很有趣，大多是黑白的，可以自由想象照片中的颜色和故事，而且时间较早，总是想看得更加仔细。经历现实的打磨，人应该会成长的更快，这么多故事里，每个人都在时代中经历了身体和心理上的磨练，但在这样的艰难中，所有人都坚韧的寻找着出路，然后再将自己累积的坚强化为热情投入新的生活中，“先下乡，再上学”，既是一个时代的故事，更是一股令人敬佩的力量。

【360百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即“插队落户”，以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1968年12月，在毛主席下达指示后，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参加劳动。有报道说，“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进入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国家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杨惠玲（厦门大学）：叶文写得很克制，但仍可让我们看见那个荒谬的时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多得0.2工分，遭人嫉妒。还有离家下乡时，外婆眼中的担忧。

我两岁时，母亲被下放到父亲的老家，湖南桃源县观音寺乡一个叫头巾岩的小山村。初到时，因为母亲不会使用乡下的大锅大灶，我们常常吃夹生饭。生火时，母亲蹲在地上，先往灶肚里放入柴草，再点燃，用吹火筒使劲吹气，使火苗熊熊燃烧起来。大概是因为掌握不好力道，也不知如何把握火候，母亲常常一脸烟灰，灶里的火苗仍然不听话，不是烧不起来，就是突然熄灭。因此，母亲烧一顿饭颇费周折，比别人多花好多时间，很狼狈。大概是因为肚子饿，我每到天煞黑时便大哭，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家都称我“哭王”。直到多年以后，母亲和我闲聊时还常常提到我当年的“美称”。

因为母亲太不容易，外公外婆从他们的下放点迁来头巾岩。有了外公外婆的帮助，我们的日子才正常起来。当时，父亲已经复员，在湘潭的305厂工作。305厂是一家大型兵工厂。因为年幼，下乡时的记忆非常模糊，大多都是后来听外婆、母亲，以及从老家来的乡亲聊天时说的。

据说，外婆刚迁来时，在家前面摆了一张长条凳，手里拿着一把菜刀，坐在凳子上，开始骂街。每骂一句，手里便配合着挥动菜刀，砍在长条凳上。这样气势磅礴、惊天动地地骂了一晚上。据说是因为母亲常常被乡亲们欺负，外婆非常生气，也很心疼。这样骂过之后，外婆获得了“姚铁匠”的外号，而母亲的日子也果然好了一些。

非常遗憾，因为父亲早已去世，母亲也有阿尔兹海默症，好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例如，外公、外婆和我们为什么会被下放。我得找老家的亲戚们帮助回忆。

张若琪（中山大学硕士生）：看到第一部分的时候，想到一首诗《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眼睛不觉濡湿。再看下去，便对这种面对生活的态度感到敬佩和喜爱：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谨慎地做出选择，然后认真、努力、负责地做好每一件事，真好！[爱心][爱心][爱心]

叶老师文章里还提到了政策的转变：从去偏远地区到分配至父母单位联系的接收地区。我读了之后恍然大悟，难怪杨权老师下乡是在玉林附近的乡村。[偷笑]。

钱家山下：69年时下乡，都是去边疆的兵团、农场。73年之后，改为主要到城市周边。

张若琪：统购统销的情况下，留在城里没有那么多供应粮，所以大家去农村自己动手？[让我看看]

钱家山下：每个人都只有一份定量！而且是不够饱的！农村里每个人自己也是不够吃的。然后你们知青来了，还要来分走一份！但这是国家安排，农民没有选择的权力。所以，知青固然是受苦受累受罪，农民其实也是被分走了资源。

张若琪：想到了从前农业长期输血城市/工业的“剪刀差”。

看到杨惠玲老师和诗琪师姐分享的内容，想到《69届初中生》。知青下乡后，无论是生活环境、劳动方式还是处世习惯都受到了挑战，更难的是不知道能否回归“常轨”，何时能回归“常轨”。也正因此，我内心对克服艰苦环境而努力生活的知青感到十分钦佩！他们不仅克服了物质的艰难，更要与内心的落差和迷惘作斗争，真的很坚强很励志！！

林杰祥（北京大学博士后）：我父亲就是知青，74年高中毕业，成为家乡第一批知青，去往家乡周边开发小岛屿（种植、养殖、收割野草）。当时环境特别荒凉，粮食和养殖的产量极低，二十余人根本难以自给自足，经常亏本。钱主要是由省政府拨给，每个知青给400元，部分被层层克扣，剩下的逐渐下拨，基本就是保障人的基本生活，没有其他收入。

这批知青还是相当活跃，两三年下乡后，慢慢转到各个岗位。父亲保送师范学校，后来做了老师，知青教师在当时很普遍。

父亲说，早期知青都是去荒凉的边疆去做开发，环境极其恶劣，知青都是城里人，根本难以生活，所以一两年就会求着当地领导来给分配。当时知青作为一种经历，犹如出国晋升，时人为了前程，无法选择，只能忍受这段岁月。

后来知青政策的范围逐渐扩大，小城乡也搞知青下乡，所以基本是去城镇周边荒郊做开发，尽管还是十分苦难，但是对于本身就是农民的底层知识分子，反而是不错的晋升途径。

董诗琪（中山大学博士生）：我记得我外公说过他当时也是大学生，参与了上山下乡。本来大学生是要包工作的，但是忽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茫然不知道应该去哪，跋涉了很久才回到家。他的梦想是当飞行员，但他是地主出生，还有个远房舅舅建国前当过官，所以只能去当农民。“文革”结束后一切才好起来。不过我以前也不大能了解这个社会背景，只能朦朦胧胧的听，现在了解了，感受更深一些。

我爸妈说到了90年代还发饭票呢，大家过的都很拮据。我外公说以前最好的吃的就是领回来一斤肥肉，然后可以炼猪油，然后猪油渣又可以拌饭。相对来说，我爷爷奶奶作为农民反而吃的会好些。

不过那些村民对知青态度是不好的，什么都不能干，还要分走资源。

潘璐（中山大学博士生）：怎么说呢，我因为没有身在那个时代，可能了解得也不真切，只是以后来人的眼光去看，觉得有些地方肯定是不合理的。比如前面说让叶老师那样十七八岁的小女生去干重农活，她也说原因是当时升学都是推选，没有她的份，没有选择才只好下乡。这是特殊历史背景导致的。但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经历过这些知青们经受了磨练，肯定比没有经历的在性格上多一份坚韧，更能吃苦，能更快适应不同环境，对他们的未来也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所以还是要辩证地去看这个事情。

叶老师说升学没有应届生的份，也当不了工人，只能下乡。

钱家山下：当工人，就是现在的铁饭碗，国家职工。那是需要条件的。不符合，只好去当农民；升学，指的考大学。

叶老师本身是居民户口，国家要给分配工作的。但那时“文革”开始已经多年，动乱中，三、四届学生都没有能够毕业，也就没有安排就业。到68年稍稍安定，匆匆让这几届学生一起结束学业，但接下来，国家一下子要安排这么多毕业生，就成了问题，于是想出上山下乡这个办法。六九年开始上山下乡。当时主要是去边疆农场、林场、兵团。按规则，家里两个、三个孩子留一个，其他都下乡。

潘璐：嗯嗯，但也因为当时上山下乡是一种政策和呼吁吧？不然当时的她就算不考大学，当不了工人，也总会找点别的做，不大可能一个女孩子独自离开父母家乡跑去务农。

钱家山下：那时，除了当国家职工，要么待业，要么就是下乡去做农民。当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个体经济，所以，没有办法“找点别的做”，完全没有自己找工作的可能。这方面的知识，你们不能简单按照现在的条件来想，而要先了解当时的情况与规则。

潘璐：嗯嗯，我说的“找点别的做”，倒也不是说做别的工作，比如没有下乡的话，女孩子没有工作在家帮助打理家事，在那个年代，应该也有？当然，也只是我的想象。

钱家山下：工作的人收入也很低；如果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在家里靠什么生活？打理家事？那个时候哪有可能养个闲人来做家务，连自己都吃不上饭呵。

潘璐：那也确实是时代背景下的无可奈何了。从宏观层面说，上山下乡好像确实解决了当时一部分就业问题，给大量的学生找到了一个去处。从老师这些老同学的情况来看，很多下乡了后来也还是回到城里，上了大学，后面有比较好的发展。下乡时期受到的锻炼，对他们后面的人生也有积极的影响。但毕竟也只是部分人，应该也有因为下乡就一辈子当农民了。

钱家山下：虽然说解决了有关部门的安排就业的难处，其实是把困难推给了农民，占了农民的份额。而这批人最后都是要回城的，但他们的青春岁月却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

潘璐：原来如此。没有经历，真是想象不到这些层面。原来觉得下乡务农就是给他们安排了地方，去做就是了，没考虑到是占了原本农民的份额。

钱家山下：所以，你做想象，先要知道那时是什么情况，才能假设。不能按我们现在的环境条件来假设他们可以做什么。你知道“何不食肉糜”这个典故吗？请查一下。

潘璐：是我想得太简单了。以现在的生活环境，真的很难设身处地去想象那个时代是怎么个情况。老师一说，又觉得确实是这样。——我知道“何不食肉糜”。

就是在我的概念里可能根本没有那些东西，想象的时候就局限在我自己的经验认知里，考虑有什么可能性。其实也就是无知的表现。还是要多去了解他们的时代，当时的经历，才能多作理解。

钱家山下：也因为如此，你更要走出来看世界。如果你始终处在这么窄的空间，你就无法理解他人的生活与世界。学问也是如此。我们要理解古人的世界，就必须明白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的异同，不能以今律古。

潘璐：嗯嗯，谢谢老师提醒。理解他们尚且不易，古人距今年代更加久远，则更不能直接以今天的眼光去看。

所以说，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毁了这一代”，意思是说，原本他们应该要接受国家的安排分配到工作，但是因为“文革”的影响，国家想了上山下乡的办法去安置这批人，导致他们在最青春的时间里下乡受苦累，而农民也因此被分走资源，处境更加艰难？

钱家山下：第一，这是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所有工作、学习、生活都乱套了，城镇里属于民民户口的年轻人的工作安排分配也完全停止了。68年后期才开始恢复，于是从66年到69年这四年的毕业生，只能一起来参加分配，必然岗位不够，所以才想着让年轻人下乡，减轻国家的负担。也意味着转移压力让农民去承担了。

第二，知识青年本来应是继续学习知识而成长的，去了农村，将来再返城，意味着他们的最好年华都付给了农村，除了获得意志“锻炼”，谈不上多少其他价值；回城后，所有的技能都要从新学起，又得重新适应。也意味年华被浪费了。

潘璐：明白了。[叹气]。从影响上来说，那几年学习的停滞带来的问题，要远大过受到的所谓“锻炼”。

钱家山下：“锻炼”，是无可奈何之中留下的收获。

潘璐：是的，“锻炼”是后话了，好像有点苦中作乐的意思，安慰自己至少还受到了锻炼。但实际上当时本来就不是为了学干农活经受锻炼去的，是因为国家分配不了这么多职位，才被送去了农村。

潘璐：看了大家的回应，好像多少父辈祖辈都有相关经历，有过大概的了解。在我印象中爷爷奶奶好像都是工人，没有下乡的经历，平时也不曾谈论这些，父母是69年以后才出生的。对这段历史，我的认知除了以前历史课本上的简单描述，也不曾再去关注，了解几乎一片空白。导致我所做的想象都很有限，甚至在过来人眼里可能是比较可笑的。还是要警惕这种眼界的局限，多看多听才是。

周红霞：以往读过一些知青文学，所以了解的大多是从知青的视角，同情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却没有想到站在农民的角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知青下乡对他们来说其实也并非幸事。

钱家山下：所以，最初是大规模的让大城市的知青到边疆、兵团、农场，因为那些属于国家资产，去开垦新的土地。就是避免直接与农民争夺资源。后来上山下乡成为国策，为避免去边疆太过惨烈，改在城市周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免与农民争食了。

周红霞：以前只知道是城里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原来背后还有这样一番历程。

钱家山下：另一方面，也是文革中，在强调姓社避免姓资的过程，工业发展不够，工作岗位不够，只好让城市青年下乡就食。

周红霞：嗯嗯懂了，也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相当于创造新的“岗位”。

彭冰冰（中山大学本科生）：叶晓芳老师这篇和上次尚建老师那篇，文笔都很有女性的细腻，很多细节只是三言两语带过，却特别触动人心。回音壁里许多老师都感慨那0.2分带来的波折，我却更感动于叶老师写的“多年后，我们重聚，举杯一笑，旧事翻篇”，时间的力量让人感叹，宽厚的心胸让人敬佩又向往。

章丹晨：黄老师和大家讨论到的那些背景确实对理解您的“上大学”系列有好多帮助！不然我们这一代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对其中的困难都无从想象，就真的“何不食肉糜”了。[破涕为笑]。

叶晓芳：才过去了四五十年，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上一代人的生活环境了。

钱家山下：所以这样写作才更有必要。

作者简介：叶晓芳，1957年生人，祖籍丽水，出生杭州。上大学前为下乡知青。大学毕业后在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直至退休。性喜读书，职业做书，一辈子以“孜矻书匠”自励、自豪，小有成绩，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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