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如果说,清末新政时期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的话,那在1915年“二十一条”之后,中日关系即逐步恶化,并进而不可收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30年5月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
“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以断然拒绝接受。”
国民政府的这一训令,很快引起了日本舆论的广泛讨论。当年6月5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份署名“士郎”的读者来函,其中列举了拒用中国一词的原因:
“‘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
之后,一份署名“实东”的读者来函则表明了另一种意见:
“国名既是专属名词,就不应以傲慢无礼为由加以排斥。我国‘日本’(日出之国、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名称,在外国人看来,或许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名称呢。”
这位署名“实东”的读者,虽然他还能用“日本”类比“中国”进行换位思考,但他也同时表示,“支那”一词并不含有侮辱的意思。
之后,南京方面的舆论对日方的不当看法进行了坚决的反驳和抨击。在中方的强大压力下,此后日本对华公文均改称“中华民国”。
但是,在其他公私文件、文章和口语里,“支那”一词依然充斥其间,而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也非但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滑向战争的边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方面竟公然鼓吹“惩膺暴支(惩罚残暴的支那人)”。在之后的侵华时期,日本上下更是无所忌讳的使用“支那”一词。
由此,“支那”一词对中国人的侮辱也达到了顶峰,并由此成为国人数十年惨痛记忆的一个代表性名词。
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日本并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在任何出版物、媒体、公文上一律不能以“支那”称呼中国,必须以“中华民国”或“中国”称呼。
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随后确认“支那”一词含有蔑意,并当即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
“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
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由此,伤害了几代中国人感情的“支那”一词被加上封印,“支那”一词也从日本政府的公文、学校教科书及媒体中迅速消失。
此后,随着中国的统一与强大,“支那”一词逐渐淡出了中日两国国民的视线。如今,“支那”一词已是日语“死语”,只有极少数人如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才敢偶尔提及。
此外,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恶意,一些不明所以的大陆人也频频使用“支那”一词,如最近的吓大“恶臭你支”事件及更早的“精日”分子挑衅事件,即为其中数例。
应着重指出的是,对于这种匪夷所思、侮辱国人智商的“逆向民族主义”,国人应报以十分的警惕,有关部门亦应施以相应的惩戒,不能任由其泛滥,伤害国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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