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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飞行员查尔斯·林白的二十个月的儿子被绑架，史称“林白小鹰绑架案”。

作为美国最著名的飞行员之一，林白曾单人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飞抵巴黎，全程5810公里，需要横跨大西洋，因为难度太大了，所以又被成为不可能完成的旅程。林白的成功，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林白甚至被称为“世界英雄”。

所以当林白的儿子被绑架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立刻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但是，案情的进展却不是很顺利，绑架案发生后，有200多人承认是凶手，显然这些人给了假的供词，一直到1934年，一个名叫布鲁诺·理查德·霍普曼的木工被怀疑是凶手，虽然在1935年的“世纪大审判”中，布鲁诺·理查德·霍普曼一直声称自己无罪，但他最终还是被判了死刑。

至此，“林白小鹰绑架案”正式告一段落。

1934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受“林白小鹰绑架案”的启发，创作了《东方快车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讲述了在东方快车上，12个不同国籍的乘客共同牵扯进了一桩谋杀案，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12个乘客看似都有怀疑，却互有不在场证明，来自比利时的大侦探波洛，通过层层的抽丝剥茧，成功找到真凶的故事。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著作颇多，但《东方列车谋杀案》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 1974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第一次登上大银幕，之后历经多次改编，2017年，由肯尼思·布拉纳执导、再次重新改编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又一次起航，同样受到了好评。

作为一部经典的“密室推理”电影，精妙的推理是这部电影的魅力所在。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叙事结构，推理呈现，现实意义”三个层面来进行深度解读：

• 叙事结构：暴雨山庄模式，限定的背景让侦探的才能恰到好处的发挥了出来

• 推理呈现：依靠对话来强化悬念，破解谜题，“阿加莎式推理”的代表

• 现实意义：从社会的缩影和对法律及公正的角度谈谈我的思考

一、叙事结构：暴雨山庄模式，限定的背景让侦探的才能恰到好处的发挥了出来

暴雨山庄模式，是推理小说中的一种经典模式，一般指命案发生在一个人数固定的密闭空间，故事开始后，任何人无法自由进出，警察也无法及时赶到，所以无法采用现代化的侦破手段，唯有靠侦探来破解谜题。

和其他推理模式相比，暴雨山庄模式能够最大程度的展现推理的乐趣，所以受到了许多推理小说家的喜爱，大名鼎鼎的《名侦探柯南》几乎都是这种类型。

暴雨山庄模式的开创者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几乎都是暴雨山庄模式，《东方快车谋杀案》也不例外。

在影片的开始，名侦探波洛踏上了东方列车，准备前往伊斯坦布尔休假，但是，刚上火车没多久，一个名叫雷切特的富商就找上了波洛。

雷切特希望波洛能接受他的一个委托，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在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之后，他希望能聘用波洛，以保证他在乘坐东方快车期间的安全。

作为以一名大侦探面目出现的“解谜人”，波洛必须具有超强的专业度和可信度，所以对于雷切特当保镖的请求，自然是不能够答应的。

“先生，我进来很少接受委托，我不大接案子了。”——波洛这样说道。

短短一句话既凸显了波洛“解谜人”身份，又迅速将故事推进到迷案发生阶段。

果不其然，就在第二天，雷切特就被杀死了。

雷切特的死状极惨，身中十二刀，但奇怪的是，这十二刀都是随意乱刺的，有几刀只是划了一下，几乎没什么损伤，但有那么一两刀似乎有很用力，更奇怪的是，有几刀是左撇子刺的，有几刀是右撇子刺的，有几刀是在雷切特死后刺的。

这种不科学的作案手法吸引了波洛的注意。

东方快车途径许多国家，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有该国的警察在列车上巡逻，除了列车所处的南斯拉夫段，加上列车脱轨，需要时间来清除积雪，为了尽快找到凶手，波洛接受了国际客车公司董事布克的委托，侦查此案。

此时，火车上12个旅客的隔阂瞬间被打破，此时的他们都因一个凶杀案联系在了一起。

“密室推理”正式开启。

二、推理呈现：依靠对话来强化悬念，破解谜题

• 1.“安乐椅侦探”——心证推理

在所有的“密室推理”类的迷案里，总是存在一个“安乐椅侦探”。

“安乐椅侦探”由美国作家爱伦·坡首创。在小说《毛格街血案》中，爱伦·坡塑造了一个名叫“杜宾”的侦探，这个侦探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经过实地勘察取证，仅仅依靠理性的推理就能洞悉真相。

在后来的“密室推理”类的迷案里，“安乐椅神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加莎也同样继承了这种模式，波洛就是一个“安乐椅侦探”。

和通过外出实地勘察寻找线索破案不同的是，“安乐椅侦探”更加依赖心证，也就是揣摩犯罪分子的动机来找到证人证词中的悖论。

在阿加莎的笔下，波洛就是心证推理的代表，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用科学的方法在雷切特的证物中寻找到了一个关键线索，从而得知了雷切特的真正名字：卡塞蒂。

2.动机至上

对于“安乐椅侦探”来说，凶手的作案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当波洛找到了雷切特的真实名字卡塞蒂之后，凶手的作案动机也随之浮出水面。

卡塞蒂，阿姆斯特朗绑架案的真正凶手。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一名获得过美国十字勋章的军人，有一个温柔的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一家人的生活平静而温馨，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被绑架了，为了救女儿，他们支付了高达20万美金的巨额赎金，不幸的是，得到了赎金的绑匪还是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杀害了。

阿姆斯特朗的妻子当时正怀着孩子，伤心之下早产了，之后自己也病逝了，阿姆斯特朗受不了家破人亡的打击，开枪自尽。

阿姆斯特朗自尽后不久，警方将凶手锁定了他们家的保姆，为了自证清白，保姆跳楼自尽，后来，警方认定保姆是清白的，6个月后，真正的凶手卡塞蒂被抓捕，却由于证据不全，无罪释放。后来还改名换姓，在国外招摇过市。

这样一个人，仇家肯定很多。作案动机明确了，紧接着便是找出真凶。

3.逻辑上的悖论

所谓逻辑上的悖论，指的就是迷案中不合常理以及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悖论就是，杀死雷切特的凶手，居然在一个看似封闭的车厢逃逸了，这怎么可能呢？

“密室推理”最考验逻辑，在阿加莎的推理中，特别擅长用对话来强化矛盾，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阿加莎式推理”。

在《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波洛的推理主要由12名乘客的供词组成，而波洛，则凭借高超的推理能力从这些人的证词中寻找破绽。

①波洛在询问麦奎因的时候，麦奎因说和阿巴斯诺聊完天后，列车员才来铺床，列车员铺床的时候，他还在门外抽了一根烟，但是列车员的供词却是，麦奎因和阿巴斯诺聊天的时候他正在铺床。

一个关于铺床的前后矛盾的细节可以看出，麦奎因和列车员，必有一个人在说谎。

②波洛在询问麦奎因的时候，麦奎因说，列车员铺好床之后，自己在门外抽了一根烟，而在雷切特死亡的证物里，有一个烟斗通条，所以在询问快结束的时候，波洛再次问麦奎因：“你抽烟斗吗？麦奎因先生？”而麦奎因也许是太紧张了，前面才刚说完自己抽烟，转身就回答说不抽。

两个前后矛盾的证词足以说明麦奎因就算不是凶手，也是一个知情者。

③玛丽，家庭教师。在她的证词中，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冷静，“恐怕我不会用歇斯底里来证明自己的感情，毕竟，每天都会有人死去。”在之后的问询中，玛丽的情绪也毫无波澜，如果说玛丽本身就是一个性情冷淡的人倒是没什么奇怪的，但奇怪的是，在登车前，玛丽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焦虑，尤其是对于餐车着火可能会耽误行程的时候，她更是焦虑的反复向列车员询问列车抵达的时间，“可我不能误点！……这很重要，我必须赶上那趟车。”

一个如此关注自己行程的人，怎么可能对一桩谋杀漠不关心呢？显然玛丽说了谎。

这些前后矛盾的话出现在每个人的证词中，而这也是阿加莎厉害的地方，在一个又一个的对话中，故意透露出破绽，但又不完全揭示出来，增添了读者解谜的乐趣。

4.设置多个悬念，来隐藏罪犯的不在场证明

前后矛盾的地方越多，破绽也就越多，所以当凶手们知道波洛可能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时候，马上进行了磋商，制造了另外三条线索来迷惑波洛。

1.互做不在场证明。作为最出色的侦探，波洛很快就揭露了雷切特的秘书麦奎因的谎言，加上他偷了雷切特的钱，所以麦奎因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就在读者也开始怀疑起麦奎因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证人阿巴斯诺特，证明当然麦奎因正在和他在餐车喝酒。除此之外，其他10名嫌疑人也可以相互做不在场证明。

2.将证物转嫁给不可能犯罪的第三人。在雷切特的证物中，有一个染血的手帕，这个手帕非常贵重，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在列车上，唯一买的起这个手帕的就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但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年级非常大了，根本不具备杀人的能力，。

3.捏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凶手来迷惑侦探。为了迷惑波洛，凶手们捏造了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神秘女人，这个神秘女人不仅在多个人的证词中都曾出现过，就连波洛都看到过其背影，为了进一步迷惑波洛阻止他破案，哈巴特太太还在关键时刻中了一刀，捏造了一个男性凶手，直接把案件引入了死胡同。

5.关键突破口被发现

当侦探对眼下发生的案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就会成为破案的契机。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破案的契机源于伯爵夫妇。

伯爵夫人的护照上有一处油渍，而这个油渍正好就在姓名一栏的前端，准确的说是教名，将名字掩盖起来必定有其意义，按照波洛的动机至上理论，一旦伯爵夫人的真实身份被公开，她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也就会公开。

由此可见，伯爵夫人与阿姆斯特朗家一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过波洛的推测，伯爵夫人的教名叫海伦娜，真实身份则是是阿姆斯特朗夫人的妹妹，惨案发生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

伯爵夫人身份的揭开，凶案的真相也随之浮出水面。

6.揭示谜题

剧情发展到这，已经陈述完了所有的线索，到了揭示谜题的时刻。

按照一般的“密室推理”迷案，导演会让侦探把所有嫌疑人都聚在一起，然后揭露真凶，但是，仅仅这样未免有些落入俗套，为了让剧情更加精彩，阿加莎继续将剧情反转，推翻了只有一个或两个凶手的定论。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最令人叫绝的就是这一刻，所有的嫌疑人看似互不关联，却都与阿姆斯特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列车员是死去女仆的弟弟，伯爵夫人是阿姆斯特朗夫人的妹妹，哈巴斯太太是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阿巴斯诺特受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资助完成了学业，玛丽是阿姆斯特朗女儿的家庭教师，德拉戈米罗夫公主是阿姆斯特朗女儿的教母，女仆是阿姆斯特朗上校家的厨子，男仆是阿姆斯特上校曾经的勤务兵和管家，安东尼奥先生则是因为有阿姆斯特朗的担保，才能做生意进而发了财……

是不是很有戏剧性，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真相，在不停的反转中让人心服口服，这就是“密室推理”的魅力所在。

三、现实意义：从社会的缩影和对法律及公正的角度谈谈我的思考

1.社会的投影

只要是文学作品，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印记，《东方列车谋杀案》也不例外。

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生于英格兰诺丁汉郡的阿什菲尔德。阿加莎的家境还算良好，所以从小受到了极好的教育。所以阿加莎对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

按照我们一贯的想法，主人和仆人应该住在相邻的车厢好方便做事，但事实是，主人和仆人分别住在不同等级的车厢，主人叫仆人做事，也不是直接叫，而是通过列车员传唤。

除了阶层的元素，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我们还可以从繁杂的对话中看到在那个年代，英国人的排外情绪非常严重。

比如对于凶手，布克先生就认为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尽管安东尼奥已经赚了大钱，并且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依旧不能摆脱在英国人心中的糟糕印象，以至于布克先生本能的就将他与凶手联系在了一起，“他在美国呆过很久，又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是爱用刀子的。”

就连波洛这个比利时人都被英国人嫌弃，说他是个“该死的外国佬。”

2.对法律及公正的思考

在人们的一贯概念中，法律就是公平正义的代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正义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几乎无法避免，就好像阿加莎笔下的阿姆斯特朗绑架案。

因为雷切特，阿姆斯特朗上校一家都死了，并且与之密切相连的12个亲人也都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但是，导致阿姆斯特朗惨案发生的罪魁祸首雷切特却逍遥法外。虽然法律放过了雷切特，但在这12个人的心中，雷切特已经被判了死刑，他们只不是来代表陪审团来执行死刑而已。

波洛，作为前比利时警察，波洛在破案时一向遵循的就是法律至上的原则，找出凶手，让死者得到安宁是波洛的信念，这也是他插手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当法律条文与心中的正义相背离的时候，波洛犹豫了。

他没有像以往的那样直接宣布真凶，而是提出了两种结论，第一个是隐瞒真相，假象一个雷切特的仇人，杀人后逃逸了，第二个就是将这12个人交到警方，接受法律的制裁。在反复的思考之下，波洛选择了第一种结论。

同情受害者，是阿加莎心中的正义。

电影结束了，但是对于那12个人来说也许才是一个开始，他们如何获得心灵的救赎，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会不会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拷问自己的内心，他们能不能在杀人之后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关于这些问题，小说里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我想，走出伤痛只是他们慢慢长路上的某一站而已，但是，就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对这个结局都会有自己的解读，这是《东方列车谋杀案》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阿加莎的厉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