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超杰】正胶——失落的文明｜乒乓历史课

1953年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队首次亮相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江永宁、王全瑶、冯国浩等组成的中国男子队在团体赛中超过瑞典、奥地利、瑞士等国，被评为世界第一名。孙美英、李林瑞等率领的女子队也击败德国队，被选为世界第二级第三名。

缺席了第21届、22届世乒赛后，1956年底第23届东京世乒赛，中国选手再度登台，男队跃居世界一级第6名，女队也跻身世界一级的行列。在男团比赛中，姜永宁战胜了第18届世乒赛男单冠军、英格兰名将利奇，中国选手第一次在世乒赛上击败世界冠军。两年后的第24届世乒赛，技术实力日臻成熟的中国队开始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男、女队均以小组头名杀入团体4强。但是在半决赛中，男队王传耀、姜永宁、傅其芳迎战日本队的荻村伊智朗、田中利明和角田启辅，以1比5败北；女队孙梅英、叶佩琼大战罗马尼亚的罗塞亚努和泽勒尔，也以2比3遗憾落败，均未能跻身决赛。

王传耀战胜了荻村伊智朗，向世界展示了直板快攻的威力。

当时的世界乒坛，欧洲人的削球打法和日本人的长抽进攻打法是对抗主流，中国队的异军突起，把这种平衡打破了。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被欧洲人统称为“Out”颗粒打法的“舶来品”，最终在中国人手中大放异彩，它比欧洲人擅长的削球打法积极主动，也比日本人长抽型进攻打法更靠近球台、动作更小、进攻更犀利，正胶快攻打法一时闻名世界。

从崛起到鼎盛

1958年，随着正胶快攻打法的日益完善，中国队多次击败世界劲旅匈牙利队和东德队，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极大关注，日本选手荻村伊智朗展望次年第25届世乒赛的时候公开表示：“我们最危险的对手将是中国男选手和匈牙利女选手。”

然而在第25届多特蒙德世乒赛上，中国男乒没能迈进团体决赛，面对老牌劲旅匈牙利队，中国队尚显稚嫩，直板中远台两面攻打法的王传耀在关键的第7盘比赛中败给了曾9战9胜的别尔切克，中国队以3比5遗憾地失去了决赛资格。

团体赛铩羽，容国团却在单打比赛一飞冲天。

作为赛会5号种子，容国团在1/8决赛和1/4决赛中相继战胜了星野展弥和头号种子别尔切克，并在半决赛1比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了美国名将迈尔斯，闯入男单决赛。此时的容国团已是中国男乒夺金的最后希望，他最终的对手是曾在团体赛上战胜过自己的匈牙利削球名将西多。此役，容国团没有重蹈团体赛的覆辙，他以3比1战胜对手，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诞生了！

容国团不仅为中国打开了世界冠军的神秘大门，也给直板正胶打法带来了三项新技术：一是转不转发球，二是转不转搓球，三是拉侧旋小弧圈，这3项技术为正胶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等新人崛起，为中国男乒注入了新的血液，正胶打法也分化为了两大技术流派，一类是以庄则栋、蔡明枢为代表的“两面攻”，和前辈王传耀相比，他们更靠近球台，速度更快、进攻更凶；一类是以徐寅生、李富荣为代表的的左推右攻打法，他们在之前傅其芳、容国团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庄则栋的“快”、徐寅生的“巧”、李富荣的“狠”，三个人风格各异，大大增强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为球队增添了在第26届世乒赛上夺取团体冠军的信心。

除了经典的十二大板，徐寅生还给中国乒乓球留下了“快、准、狠、变、转”的理论瑰宝。

然而距离第26届北京世乒赛前仅三个多月的时候，日本队用一种神秘的“弧圈球”将来访的匈牙利队和南斯拉夫联队打得大败而归。紧要关头，胡炳权、薛伟初等老队员放弃了原有的打法，改拉弧圈球，为主力队员陪练，之后廖文挺、余长春、吴小明等一批新队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全队共同努力下，中国男乒终于在团体决赛中以5比3将雄踞世界乒坛多年的日本队拉下了马，让欧洲人吃尽苦头的“弧圈球”在中国队狠打在前的正胶快攻面前没有占到多大便宜。后面的单打比赛，中国男乒又将世界强手逐一歼灭，最后囊括了男子单打前4名，庄则栋、李富荣分获男子单打冠亚军。以这届世乒赛为起点，世界男乒的重心开始从日本转移到中国。

1961年第26届首夺团体冠军后，中国男乒在第27、28届两度蝉联，尤其是28届世乒赛，中国男乒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正胶快攻打法也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庄则栋实现了世乒赛男单“三连冠”，而团体五虎将中除了张燮林外，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周兰荪均为直板正胶快攻打法，每个人都有向世界冠军冲击的能力，其他非团体成员像胡道本、余长春等也有向世界一流选手叫板的实力。这段时期，中国男乒占据了全面优势，留下了许多经典战例：徐寅生的十二大板、庄则栋扳倒高桥浩、李富荣连追6分逆转木村兴治等，中国正胶快攻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打法，也是乒乓球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

正胶快攻在男线上一片火红，但是因受制于身体条件等原因，在女子乒坛的发展却几经波折。孙梅英、邱钟惠的左推右攻式打法对阵欧洲人尚具优势，面对日本队时仍略显乏力。第26届世乒赛，邱钟惠能够夺得女单冠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女队头号选手松崎君代提早出局。新秀韩玉珍的崛起让中国女乒看到了战胜松崎君代的希望，第26届世乒赛后的两场中日友谊赛上，她凭借重炮式的推挡和正手进攻两次打败松崎君代。但是可惜的是，韩玉珍的心理素质不过关，乒乓女队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以至已经退役多时的孙梅英不得不重出江湖。青黄不接的中国女队在第27届女团半决赛中无法突破罗马尼亚削球女将亚历山德鲁和康斯坦丁内斯库的坚固防线，仅获第三名。

容国团“画龙点睛”，率中国女乒首捧考比伦杯。

第27届世乒赛的失利让中国女队意识到，要打败日本队夺取世界冠军就必须先要过欧洲关。第28届世乒赛前，中国队准备了两套阵容，正胶快攻打法的梁丽珍、李赫男对付欧洲，削球打法的林慧卿、郑敏之对付日本队。结果，梁丽珍、李赫男横扫欧洲诸强后，决赛改用林慧卿、郑敏之以柔克刚大胜日本队，夺得女团冠军。也是从这届开始，国乒男队和女队开始有了打法上的分化，男队仍以强调积极主动的正胶快攻打法为主，女队则开始向长胶削球类打法倾斜。

快攻和弧圈球的碰撞

由于“文革”，中国队不仅中断了正常训练，国际间的交往也被迫终止，为此缺席了第29、30届世乒赛。4年时间，中国队对国际乒坛的情况不了解，自身训练受影响，技术停滞不前。

恰恰就在这几年，欧洲选手进步神速，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徘徊和探索，认真学习了中国快攻和日本弧圈球技术后，结合自身特点，终于掌握了一种融速度和旋转为一体的进攻型新打法。从这之后，世界男乒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正胶快攻和欧洲全攻型横板开始了交相辉映的漫长“斗法”。

1971年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中国队重返国际乒坛，遇到了欧洲选手的强力冲击，正胶快攻在比赛中困难重重，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威风八面。幸好在世乒赛前的访欧比赛中，已经对欧洲新技术有所了解，中国队在“快、准、狠、变”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转”字，以一板拉球为过渡，为快攻创造条件和机会。正是凭借这次创新，李景光以出色的发挥，和梁戈亮一起帮助中国队如履薄冰地捧回了斯韦思林杯。但是在单打比赛中，正胶快攻全面溃败，单打成绩最好的郗恩庭也仅获得第三名，中国男队在这届比赛中丧失了60年代的全面优势。

31届世乒赛男团决赛，首次采用了“拉小上旋“技术的李景光独得3分助队登顶。

为了应对困境，中国队直板正胶快攻在加强拉球的同时，反手位创造性地发明了了“挤”弧圈球，这个技术被李景光和许绍发率先使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总教练徐寅生也鼓励直拍快攻选手改用反胶拉弧圈球，郗恩庭和郭跃华都“半路改道”且收获了成功。

但是在整个70年代，中国队对付欧洲选手还是以直板正胶快攻为主。李景光、许绍发、李振恃为中国队在第31、33、34届世乒赛夺取团体冠军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尽管在第32届世乒赛中以4比5负于瑞典队，但许绍发和李景光各取了2分。第33届团体赛，许绍发和李振恃分别打败约尼尔、斯蒂潘契奇、舒尔贝克和本格森等强手，正胶快攻威力再现。李振恃在第34届更达到他个人的顶峰：在与匈牙利、瑞典的两场硬仗中全部取胜，拼掉了约尼尔、克兰帕尔、本格森和约翰森。

然而此后两年，中国队对直板正胶快攻创新不够，第35届世乒赛，匈牙利队死盯住中国队快攻打法“只有挤，没有加力推”的反手位，最终夺走了斯韦思林杯。反倒是在女队，正胶快攻打法却意外地大放光彩，林慧卿、郑敏之退役后，张立、郑怀颖、张德英相继成为女队的中坚，尤其张立，她善于对付不同类型的打法，在第33、34届世乒赛团体赛中以只负一场的战绩傲视群芳，是上世纪70年代世界乒坛技术最全面的女运动员，也为正胶快攻挽回了一些颜面。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曹燕华的崛起，正胶快攻在女队中逐渐被弧圈球取代。而男队在35届世乒赛失利后，也进行了阵容上的大换血，直板正胶快攻打法的谢赛克入选团体阵容，他的出现为正胶打法带来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盖打弧圈球。但是由于这项技术并未完全成熟，谢赛克助队团体夺冠后，单打比赛负于瑞典选手林德。

谢赛克带来了盖打弧圈球技术

盖打弧圈球技术的出现，让一度消沉的正胶快攻打法焕发了生机。第37届世乒赛，江嘉良横空出世，凭借良好的步法、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冠绝一时的正手连续进攻，他不仅在第37、38、39三届世乒赛上助队蝉联团体冠军，还在第38届和39届世乒赛上问鼎男单，成为继庄则栋之后的又一位直板正胶快攻王者。江嘉良的成功为快攻打法重新树立了信心，之后，球路刁钻的陈龙横板正手正胶、反手反胶的滕义也在第38届和39届世乒赛上入选团体阵容，女队方面也涌现出了戴丽丽、李惠芬等正胶快攻好手。

面对日益强大的欧洲弧圈球，江嘉良将正胶”快、准、狠“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蝉联两届世乒赛男单冠军。

滕义是中国乒乓球史上首个入选团体阵容的横板正胶选手

但是，辉煌背后隐藏的危机在第39届开始显露出来，中国队依靠两块半正胶在决赛中再一次以5比0战胜瑞典队后，单打被瓦尔德内尔冲开了一个缺口，男单决赛江嘉良几经艰辛才以3比1险胜，这场决赛成了中瑞两队日后走向衰兴的重要分水岭。之后，随着欧洲弧圈球打法的日臻完善，尤其是膨胀胶水的使用，使弧圈球的速度越来越快，与正胶快攻比起来毫不逊色，同时快攻打法反手位的弱点再次暴露无遗。1989年第40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在决赛中0比5不敌瑞典队，痛失斯韦思林杯。

最后的黄金时代

穷则思变。面对正胶快攻打法的没落，时任总教练许绍发从女队员葛新爱的反面攻球上得到启发，让个别直板快攻队员在背面贴上反胶，开始了新技术的摸索。曾经叱咤风云的江嘉良也放下架子积极参与，并在访欧比赛时大胆运用，却被误解为不负责任的乱打。

这项技术就是划时代的“直拍横打”。

江嘉良、陈龙灿相继退役后，直拍横打终于初见成效，新秀刘国梁在国家青年队集训时，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掌握了“直拍横打”技术。1992年中国公开赛，刘国梁凭借多变的发球接发球以及直拍横打，击败了如日中天的瓦尔德内尔和有着“天下第一削”之称的朝鲜选手李根相，助中国二队获得团体冠军，一战成名。从1993年哥德堡世乒赛开始，刘国梁成功入选男团阵容，标志着直板正胶打法再一次迎来新生。

但是，最终帮助中国队在天津世乒赛上战胜瑞典队的却是另外一名正胶选手，和刘国梁不同的是，他以反手正胶削球、正手反胶抢攻为主，并将“攻削结合”打法推到了历史最高峰，他就是天津“翻身仗”中的秘密武器——丁松。在中瑞男团决赛前两盘1比1战平后，丁松轻松拿下了卡尔松，帮助中国队夺回了连丢三届的斯韦思林杯。

“秘密武器”丁松大放异彩，为中国队夺回男团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单打比赛，刘国梁则大放异彩，连续淘汰了瓦尔德内尔和队友王涛，与孔令辉会师男单决赛，最终收获银牌。然而这仅仅是开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刘国梁先是与孔令辉合作拿到男双金牌，随后又在男单决赛中战胜王涛，独揽奥运两金。此外，来自加拿大的前中国选手黄文冠也一战成名，他以两面正胶将卫冕冠军瓦尔德内尔淘汰出局，爆出了当届比赛的最大冷门。1999年埃因霍温世乒赛，刘国梁在男单决赛中战胜马琳，凑齐了“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有着厚重历史沉淀的正胶快攻打法，几经沉浮后，终于诞生了中国乒乓球史上首位男子“大满贯”。

小球时代的最后几年，刘国梁把正胶快攻的变化推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地。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自江嘉良、陈龙灿、李惠芬相继退役后，虽然涌现出了不少正胶快攻好手，男队如谢超杰、于沈潼、王永刚等，女队如高军、杨影等，但是在横板全攻型打法和弧圈球打法的冲击下，刘国梁称得上是正胶快攻真正意义上的扛鼎之人。然而，尽管凭借超强的战术意识、丰富的变化、突出的应变能力以及直拍横打的创新，刘国梁将直板正胶的变化提升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但是在上旋球已成主流的大环境下，正胶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尤其是两条底线长球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2002年，受困于国际乒联在规则、器材等方面的不断变革，刘国梁正式退役，正胶快攻打法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