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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鬯(chàng)是清末富顺的著名知县，同时也是富顺历史上罕见的“三任知县”，曾分别于1878年、1889年、1902年先后任职，在富顺的知县中堪称优秀。他鲜为人知的人生履历曲折多变而又充满传奇。

身出望族 结亲名门

1993年版《富顺县志》载：陈锡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人。江西新城即今江西省黎川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毗邻福建省，因黎滩河贯穿全境故称黎川。在新城西北部，有一大市镇叫中田（又名钟田、钟贤），陈氏家族是这里的世家望族。

清初，陈氏家族由新城县城迁至中田。乾隆十三年(1748)，迁居中田的第二代陈氏子弟就高中进士，从此家道兴隆，一批陈氏后裔先后获取功名,“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此后陈家代代有贤能，有的仕途腾达官居高位，有的诗文极佳名闻天下，时有“海内言桐城者，必并举新城”的说法。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他的散文作品《欧阳生文集序》中，提及清代中晚期桐城派姚鼐的弟子时，中田陈氏第六代“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赫然在列，并称他们为江西建昌府（新城旧属建昌府）的桐城学派，就连他好友欧阳兆熊的儿子欧阳生也拜“新城二陈”(即陈艺叔和陈广敷)为师。由此可见，“新城二陈”属当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桐城派的重要人物，引领着江西一带的文风走向。而在富顺大名鼎鼎的清末知县陈锡鬯即身出以“新城二陈”为代表的“中田陈氏”，堪称望族之后。

上文提及的陈艺叔（又作懿叔），是清代经学家，曾与族弟陈广敷同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一大帮湖南名士多有交往。据陆宝千著《刘蓉年谱》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刘蓉）与郭嵩焘、陈懿叔游南岳衡山，岁且冬，游初毕，置酒驿亭，相与剧论而别，往返约四十余日。按先生（刘蓉）与二陈相识时，曾讨论学术异同，治道醇杂，二陈大体近陆王一路，而先生笃守程朱之说。”文中交代陈艺叔与刘蓉之间有学术分歧，但两人同属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代表而互有敬重，相互往来频繁并结为好友，这为陈锡鬯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刘蓉的女婿奠定了情感基础。据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刘蓉》载：“（刘蓉）好才爱士，赣人陈锡鬯，方贫困，一见许其贤，招入幕，且以女妻之。”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也载：“（刘蓉）女四人，长适世袭一等义勇侯曾纪泽，次适四川候补知县陈锡鬯，馀未字”等记述。由此可见，刘家与陈家不仅关系亲密，而且刘家的女儿还嫁给了陈家的后生，可谓亲上加亲。而青年陈锡鬯通过这种姻亲关系，与曾国藩的儿子、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遂成连襟，这在晚清是相当显赫的社会关系。

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陈锡鬯并不张扬，没有留下多少能显示其家世及社会关系的文章典籍。令人欣喜的是，在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中，有一长段反映其身世的文字记载。那是光绪二年（1876），时任驻华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恰巧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从未谋面的两人似有一见如故之感，瞬间“肝胆相投，事辄咨询”，竹添进一郎称陈锡鬯为“西道主人”，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陈锡鬯）风采蔼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于书无所不窥，所著有《经义》若干卷。”陈锡鬯还给竹添进一郎讲，他的父亲在道光末年就“知天下且乱”，断言“惟楚材足以靖之”，并指出“盖楚材之尤著者，为曾文正公国藩及弟国荃、左宗棠、胡文忠公林翼、罗忠杰泽南、李忠武续宾、李勇毅续宜、江忠烈忠源诸公。江罗二李皆善用兵，常以寡破众，胡曾左则有雄才大略，而曾学术尤优”。据黎川文史爱好者推测，日本人或为误记，“光叔”应为“艺叔”，原因有二：一是行书体中“光”与“艺”容易误认，二是晚清“陈艺叔”具有竹添进一郎所描述的文坛影响力，故陈锡鬯是陈艺叔的儿子。从刘蓉与陈艺叔的关系看，这个推测不无道理。倘若真是这样，陈锡鬯在他认为的这个外国友人面前，毫不掩饰地展示了自己及父亲的人脉圈，也在不经意间泄露了自己的家世。当竹添进一郎离开成都时，厚道的陈锡鬯还一路陪送至重庆，分手时两人“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末了竹添进一郎还留下“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的感叹。

初任富顺 始问段志

富顺自建县至清光绪初年，已千年有余。一直以来，这里盐业兴旺、经济发达、文化兴盛，被时任知县段玉裁誉为“典午(即晋朝)以后，才俊蔚起，文物称最盛。”遗憾的是，“民气和乐”“山气佳秀”的富顺县竟然“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于是段玉裁决定重修县志，竟“五阅月而书成”。该志体例严谨、资料翔实、文字优美，被著名学者梁启超誉为“方志中之表者”，成为全国“著名方志”，史称“段志”，其影响力堪比陕西的康海《武功县志》（“康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韩志”）两部明代名志，连宋育仁修《富顺县志》（以下称“宋志”）时，也明确提出“踵段志而作”。

陈锡鬯任职富顺县以前，曾任成都新繁县知县等职，对“段志”慕名已久。他这样描述自己对“段志”的仰望——“需次来蜀十余载，旧闻是志未获一睹，及莅此邦接见士绅辄加谘访。”急不可耐的陈锡鬯刚一上任便遍寻“段志”，成为南宋朱熹赴任江西“下车伊始问志书”这一著名典故的又一翻版。可陈锡鬯运气不佳，寻觅“段志”足足花了他四年的工夫，终于在光绪八年（1882）“乃得窥其全书”，阅后大加赞赏，称该志“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者也”。也许是出于对段玉裁人格魅力的钦佩和对其治县有方的景仰，加之寻找“段志”达四年之久方得一阅，陈锡鬯对志书倍加珍惜，“蔚为伟器”，决定重刻“以兴此志，共相流播”，并亲自为重刻本“段志”书写跋文，并落款“时光绪八年壬午后令江右新城陈锡鬯跋”，史称“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

如今，“乾隆四十二年原刻本段志”已踪影全无，唯“光绪八年重刻本段志”得以传世，不能不说陈锡鬯为富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史典籍。更为可贵的是，陈锡鬯通过对“段志”的阅读、研究和使用，以志为鉴熟悉县情并从中寻找治县方略，他这种“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执政之风，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

三任知县 政绩斐然

“宋志”载：“（陈锡鬯）四年四月由犍为调任……十五年复任，创办学田，裁减随粮浮征约银一万两有奇。二十八年署，二十九年升任泸州。捐银四千三百两，置公积堂业，每岁约收租百石，以年尽赈贫民。”宋育仁用百余字，言简意赅地总结了陈锡鬯在富顺县的三个任期，文字虽短，但可看出陈锡鬯是一个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地方官。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及陈锡鬯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的业绩。

一是兴办书院。富顺从宋朝的知监周延儁开始，历任行政长官都崇文重教，宋、明两朝共中进士约200名，享有“才子之乡”的美誉。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使全县人口锐减，文化教育遭受重创，直到清中期开始出现转机。时县境有县城的江阳书院（又名学易书院）、自流井的炳文书院（又名东新书院）和赵化镇的文昌书院等有名教育机构，以四书五经为教材，聘名儒为山长，有功名之学者为教习。在此期间，陈锡鬯不仅关心重视地方教育，还以知县身份兼任教习，亲自到书院讲课，为全县培育了大量士子。据“宋志”记载，光绪七年（1881）陈锡鬯为江阳书院“拨前令吴鼎立发当商生息本利钱一千串，十年(1884)又自捐钱一千串，均生息为院生堂课膏火，又添购书籍”。光绪十八年(1892)，陈锡鬯聘任在家守制的名儒卢庆家为炳文书院山长，先后有百余人中秀才，十余人中举人、进士，培养出如谢奉琦、雷铁崖、李宗吾、张光厚等一大批近现代名人。在刘光第乡居守丧期间，陈锡鬯鼓励刘光第为家乡的文教事业作贡献，特聘其出任刚开办仅十年的赵化文昌书院山长。不难看出，陈锡鬯任职期间不仅身体力行躬身教育，还实施了一系列教育强县的举措，这既体现了一县之长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当时的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二是创办新学。清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甲午海战的失利，发展新学培养新型人才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在社会各界的推动和要求下，清廷从光绪二十九年 (1903)开始，先后参照日本及欧美各国教育制度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文风颇盛的富顺县毫不落后，也开启了废书院、办新学的改革之路，县内各书院分别改建为官立高等小学或初等小学堂。“宋志”云:“（富顺县）官立中学一堂，清光绪二十九年知县陈锡鬯奉文，委绅陈庆文、郭昌翰等于城北三里十字岭创修，三十年开办，专设中学未准。三十二始升中学。”文中所述“官立中学一堂”，即今天的百年名校——富顺二中。这是陈锡鬯在富顺任知县的最后一年中为全县教育办的一件大事。

三是慧眼识光第。光绪四年(1878)，19岁的刘光第首次参加富顺县试，正巧遇上新知县陈锡鬯主持县试。清代科举考试规定“倡、优、皂、隶之子孙不能参加考试”，即从事娼妓、戏子、差役、仆从等下贱职业的子女取消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由于光第考试成绩优异，引起同场考生的嫉妒，于是他们集体声言光第是“待诏”之子（旧时称理发师为“待诏”，光第父亲早年曾以剃头为业，时属下贱职业，实际并未规定手艺人的子女不能考试），无考试资格。陈锡鬯爱惜光第才华，把闹事考生训责一番，以“律例无禁考明文”驳回，将光第“拔置案首”（县试第一名），并勉励他继续努力以取更大功名。从此，刘光第视陈锡鬯为恩师，并在《送陈洛君先生序》中对恩师感激到：“先生县试首拔士，谬蒙期推，以训以养。”后来，陈锡鬯也乐意把刘光第视作爱徒，一直资助刘光第读书考试。当刘光第好不容易连捷成进士被授职刑部广西司主事时，却因家中贫困难以赴任。第一时间了解此事的陈锡鬯不仅自己每年出资100两白银，还积极联系自流井盐商刘举臣每年出资200两白银，共同资助刘光第在京城当官，极力帮助他去实现“振刷”朝纲、变法图强的梦想。

官场起落 病故他乡

陈锡鬯一生在四川为官，历新繁、犍为、富顺、成都、涪州、泸州等地，累绩至知州，有得志也有失意，尝尽官场酸甜苦辣。

在任新繁知县期间，陈锡鬯留下不少德政，获得近代最早深入巴蜀游历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的赞誉：“锡鬯同治十二年署新繁知县，勤恤民隐，兴利除害，不遗余力。去冬交卸，士民联名请留任者数矣。格于令甲不获，回辕之日，争设红幄数十里以饯之，一时传为美谈。”竹添进一郎还在187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感叹道：“盖数十年风俗浇漓，循吏不易得……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他觉得陈锡鬯是他心中的好官，特写下诗作《赠陈（锡鬯）明府》：“客里光阴亦惜分，每逢知己便论文。到门今雨心如洗，入室南风人欲薰。德政原从儒行得，颂声早藉口碑闻。庆云一片须珍重，燮理他年定属君。”诗中尽显不舍之情和赞美之意，称颂陈锡鬯有“燮理”（ 宰相）之才。诗的末尾，备注“陈有德政，详见《栈云峡雨日记》”。

光绪四年（1878）四月，陈锡鬯始任富顺知县。在任期间，“（陈锡鬯）居官勤慎，关心民瘼，创立三费局禁止胥吏勤索原告被告；创办育婴局、恤嫠（lí，寡妇）局（救济贫苦寡妇的慈善机构），使无依老幼得到养育；捐助书院膏火费，资助清贫学生……十年(1884)，富顺大旱，全县城乡共100余保，他向每保捐薪俸100串，使灾民普获救济。”良好的人品加上显赫的政绩，使他被爱才识才的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看重。光绪十年（1884 ) 十月，丁宝桢具折上奏朝廷，保举“四川盐茶道崧蕃、川东道彭名湜、候补道夏旹、雅州府知府崔志道、富顺县知县陈锡鬯、候补直隶州州判李盛卿、候选同知曾昭吉、四川候补巡检高启文”等八人“以备任使”，获光绪帝于十月二十八日下谕令“均著交军机处存记”予以准奏。在八人中，陈锡鬯是唯一的七品县官。

光绪十五年（1889），陈锡鬯由成都回任富顺知县。这一年，陈锡鬯连襟曾纪泽在缮录郭嵩焘纪念其岳父刘蓉的墓志铭时，在墓志后加了一段“附识”，除了补充介绍刘蓉妻子和儿女的情况外，还特别介绍“陈锡鬯历宰新繁、富顺、成都，以循著”。时曾纪泽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属朝廷二品大员。两人虽贵为襟兄弟关系，倘若陈锡鬯政绩平平，恐怕这位有“雄才伟略”且“学贯中西”的晚清著名外交官就不会这样记一句。

光绪十九年（1893），陈锡鬯获提拔任涪州知州。好消息让京官刘光第也兴奋不已，他连忙写信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十月内，奉到洛师书，知其已擢涪牧。”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以刚正敢言著称的晚清御史钟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蚀污浊”，言“四川总督刘秉璋信用候选道徐春荣、署提督钱玉兴二人招摇纳贿，知县陈锡鬯等声名狼藉”，并“请饬查办”。光绪帝立即调派湖北巡抚、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驰驿前往四川确切查办”。其实，这类言官参劾是封建官场上常有的事，哪怕仅仅是坊间风闻，皇帝也要降旨究办。被参者若确系冤抑，据情回奏之后就没事了。经钦差大员谭继洵核查，陈锡鬯并无贪赃实据，只以“请补涪州知州、富顺县知县陈锡鬯习气太深、钻营最巧”上奏朝廷。后皇帝发谕令“革职留任”，而御史钟德祥也被人反告以参稿胁人索贿遭革职留放。

陈锡鬯的不幸遭遇，让一直敬陈锡鬯为恩师的刘光第颇为“抱屈称冤”。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写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的信中说：“成都及犍为人均多言其好者，而新繁之人尤为尸祝（崇拜）。曾见其县之一人言：吾新繁县中，如有人说陈官不好者，旁边之人必要与之挥拳。其善政之留人心如此。”面对朝廷的处分和民间的“訾诋者”，一向正气的刘光第始终认为恩师遭人陷害，力主为恩师建牌坊以彰其德政，认为“诚乃堂堂正正，不为波靡，又复和厚可风，彼庸俗人情，固当如斥鷃之望大鹏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锡鬯获开复补达县知县，刘光第由衷感叹“盖公道自在人心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锡鬯第三次任富顺知县，不过还没等屁股坐热，很快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护理四川总督、布政使陈璚奏请补授泸州直隶州知州。光绪三十年（1904），陈锡鬯在泸州知州任上病逝。

人去名传 留芳古县

为表彰陈锡鬯在富顺建立的功勋，老百姓在县城西门外一个叫望神坡的地方（今富顺县计生服务站旁边）先后为陈锡鬯修建了一座德政碑和一座德政坊，让过往县人时刻不忘这位留下无数德政的名宦。在富顺历史上，像这样既拥有德政碑又拥有德政坊的县令并不多见。

德政碑坐西南朝东北，至今保存完好。碑身主体由两块石板拼接而成，正面竖写“绩厎和平”四个大字，碑左写有“县公陈君德政 公名锡鬯字洛君 江西新城人”，落款为“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春正月閤县士民公颂”。

德政坊距德政碑约10米，横跨在旧时富顺县城通往自流井的石板驿路上，属四柱三间五楼式石牌坊，东西两面正楼下均阴刻“去思德政”四字。据文物部门测量，石牌坊面阔6.5米，通高9米，其正楼、次楼、边楼鳌角飞翘，局部纹饰简朴，制作雕刻较为精细，有沉稳厚重之风。石牌坊历经百余年风雨侵蚀，上面的字迹已斑驳难辨，有的残损严重，有的已完全脱落，部分字迹结合相关资料可猜测补全。东面刻有“岂弟君子”“廉明”“恭俭”三方匾额，两旁配楹联，内柱联：“能用猛乃能用宽，抚字勤劳，仁者襟怀儒者度；善筹兵更善筹饷，婴城固守，文臣经济武臣风。”西面也有匾，还残存“民之父母”字样，其余均无法辨认，内柱联依稀为：“才毋逞，智毋矜，是西汉循良，五载共钦廉吏；和致祥，厚致富，看南州冠冕，双旌遥想能臣。”由于东西两面的外柱联已脱层剥落，仅有个别字迹残存，无法从整体上辨认。

从表面上看，碑与坊是地方士民对陈锡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旌表，体现出对他多年来治县政绩的高度认可和深深敬意。老百姓甚至不惜用《诗经》中的名句“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授予爱护百姓、深得民心的陈知县，流露出对这位离任知县的不舍之情与感恩之心。从另外的视角看，老百姓对优秀地方官的真心追捧，又何尝不是对后继者的期许、激励和鞭策呢？笔者以为，这就是陈锡鬯德政碑与德政坊至今屹立不倒的价值所在。刘 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