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用“显微镜”透视大明王朝

　　以《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等小说著名的“文字鬼才”马伯庸，最近推出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极擅长虚构故事，其小说往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显微镜下的大明》却证明，马伯庸也极擅长写非虚构：六个从民间档案文书中发掘出来的民生往事，如此细致而真切地呈现了明代底层平民的真实生活。其故事之传奇，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性之复杂，丝毫不亚于那些虚构的小说。

　　这些真实的历史故事再一次证明，生活，也许比小说更精彩。

　　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

　　所谓“显微镜下的大明”，与之相对的是“宏大叙事中的大明”。“宏大”是我们面对历史时惯有的姿态。没错，说起历史，我们总是离不开帝王将相、王朝更替，总想总结出烛照万里的历史规律，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常常被忽视。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而细致入微的故事里，却恰恰隐藏着历史的隐秘。

　　正是对历史细节的这种痴迷，让马伯庸在民间的档案文书中发掘出了六个故事。这六个故事，牵扯的人都是普通人，但是绵密的细节却编织起了一个复杂的大明帝国，让人对明代的政治生态，以及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生活的芸芸众生，有了真切的认知。

　　比如书中写的那个发生在大明嘉靖年间的普通官场舞弊案。此案发生在成都府下辖的彭县，案件围绕县衙里的户房算手和吏房书手展开。户房和吏房是县衙两大要害机关，吏房分管人事，户房分管钱粮赋税，吏房书手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吏房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同样，户房算手也有能力掌控别人的命运，他只需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就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

　　在彭县的这个案件中，吏房书手陶成和户房算手陈佐，以县衙里的屠主簿为靠山，在安排纳税和劳役等各种“业务”中不断索贿，令人瞠目结舌。在书中，马伯庸非常细致地写下了这个他从《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发掘出来的故事。饶是在写作之初就告诫自己要“零度叙述”，只说事实不带情感，马伯庸也忍不住感慨，“从户房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胥吏之害、之贪，在这么一件普通的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数字不重要，仕途才重要

　　马伯庸所写的四川彭县胥吏舞弊案件，还不简单是一种“权力寻租”，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有吴思曾经说过的“合法伤害权”——一个手中有权之人，在他可以做主的范围里，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给其治下的民众以伤害。想避免伤害?可以，拿钱来。

　　一个再小的案件，往往会牵涉各个方面的人物，因此把一个案件细细掰扯清楚，也就能呈现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治生态。书中写的徽州丝绢案，就是因为有一人在官府账册档案中发现了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一场持续将近十年的混乱。这场混乱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都纤毫毕现。

　　当时的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一项本该由六个县一同分担的税，却由歙县单独承担多年。歙县反映问题，领导批示让调查，其他五个县能拖就拖。事件极为复杂，这里只引用其中一个细节，既可见出当时的政治生态，也可领略马伯庸细致、犀利的历史分析能力。在应天巡按批示两个月之后，绩溪县才以教谕的名义给徽州府回了一封申文，在哭诉一番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马伯庸写道，“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

　　府往往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所以，这篇申文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重要。

　　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

　　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在该书的序言中，马伯庸说出了其中的“机缘巧合”。

　　2014年，马伯庸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听完讲述，马伯庸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极为丰富，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

　　马伯庸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所以他自己动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于是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马伯庸自己的微博，“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此后一发不可收，马伯庸连着写了六个故事。除了前面提到的《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体现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反映了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记录了四个无辜老百姓，是如何成为朝廷斗争牺牲品的;《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探讨了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这些故事都是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细节像是一台显微镜，映现了整个大明王朝。

　　这也正是《显微镜下的大明》书名的由来，马伯庸说，“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