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叶嘉莹、邓稼先、傅聪：大师们的童年教育有什么不一样？

本文看点：启蒙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本文呈现的，是名人家庭中“不太一样”的方式。但表达方式千万种，父母为孩子的心总是那一种。希望今天的推送，能对你有所启发。

本文作者：山听

周一

观点

全文共5066字，阅读时间16分钟

今天，我想分享几个启蒙的故事。有诗词家叶嘉莹、“两弹元勋”邓稼先和音乐家傅聪。

他们成长在民国，那个新旧交替，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正如今天，我们也处于一个中西文化交融、快速变动的时代。因此，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仔细聆听、思考。

另外，看到了启蒙的参差百态，也会让我们去思考，启蒙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叶嘉莹：

理解一首诗，要花一辈子

叶嘉莹是诗词爱好者心中的女神，很多人尊称她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是谁领她走进了诗歌的世界呢？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她的启蒙老师。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开始”，父亲的语文教育，也是从认字开始的。

父亲用毛笔在一寸见方的黄纸上把字写出来，如果是个多音字，就用朱笔按照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分别在字的上下左右画一个小红圈。比如“数”字，用作名词“数目”时，读去声，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小圈；用作动词“计算”的时候，读上声，就在左上角画个小圈。

教授英语的时候，父亲还将多音字与英语做了番比较。父亲说，汉字里的多音字和英文动词加-ing或-ed，变成动名词和形容词是一样的。英语是拼音文字，词性变化体现在词尾变化上。中国字是独体单音，就只能通过改变读音来改变词性。因此，把中国字读错，就像把英文拼错一样，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父亲虽然严格教叶嘉莹识字，却没有将她送去西式小学。他认为，儿童的记忆力好，应当多读一些古典诗书，而不是去念诵“大狗叫、小狗跳”“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去游戏。”这种浅薄无聊的语文。于是，父母就给叶嘉莹和弟弟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她的姨母。

第一天上课，他们还举行了拜师仪式，不是简单拜一拜老师，而是准备了个牌位，上面写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姐弟两人还给牌位磕了个头。

许多年后，叶嘉莹回忆道：“目前看来，这些可能已经被当做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它们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确实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人不能无所畏惧，什么都可以做，想怎样就怎样。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老师是怎么教授诗书的呢？课本用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老师并不详细讲解那些注释，只是说个大概，就让孩子们背诵。诗歌也是一样，不多讲解，而是把《唐诗三百首》按顺序背下来。

如今，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颇受争议，不过在叶嘉莹看来，这种老祖宗的方法却是符合人的智能发展规律的。她谈到，早年背诵《论语》的时，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以后的人生中，遭遇了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书中的某句话。儿时记住的诗书，像是个智慧库，为她的一生提供了无尽的资源。

《论语》也让叶老师的性情变化很大，早年她脾气倔强急躁，但是《论语》让她慢慢体会到了儒家思想中柔顺而坚韧的美德。

诗词也是如此。真正好的诗词，能让读者从表面的那层意思联想到很多层意思。把它背下来，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随着阅历的增加，人能够从诗词中读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层又一层境界。

叶嘉莹小时候读到李商隐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时，觉得念起来很好听，嫦娥、银河、屏风这些意象也很熟悉，就背了下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解。

直到1953年，有一次，她在台北二女中教书，讲到《资治通鉴》里《淝水之战》一文，东晋胜了前秦，获得了苻坚的一辆云母车。下课后，她在等公交车时，想到刚刚讲的云母车，忽然间李商隐这首诗从脑子里跑了出来。这时，距离小时候背这首诗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她已经尝到国破、家难、流亡之苦，才忽然懂得了李商隐这份孤寂与悲凉。

记住一首诗只要一瞬，理解它却要一辈子。

邓稼先：

爱国是读书最大的动力

“两弹元勋”邓稼先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收入丰裕。不过母亲成长在小康之家，操持家务以勤俭为本，也树立了邓家朴素的家风。

每天上学，邓稼先就在街上买点枣糕、锅饼，边走边吃，当做早餐。其实以邓家的条件，早餐给孩子加个鸡蛋，加杯牛奶，并不困难。就这样，邓稼先从小就贴近贫苦市民的生活，和邻居的孩子们都能玩在一起。他说着标准的市民语言，把火柴叫做“取灯”，把油条叫做“果子”。许多年以后，他成了大科学家，仍然平易、随和，和工农、小辈处得很好，就可能与他儿时的生活有关。

邓稼先小时候特别调皮，也很聪明，这在他玩耍时就能看出来。无论是放风筝、抖空竹，他都比同学玩得好。一般的空竹不过瘾，就找来带把的茶壶、茶碗盖来玩。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都不在话下。他还特别喜欢弹玻璃球，也爱积攒玻璃球。

对孩子来说，顽皮往往意味着不守规矩，可邓稼先是个例外。他虽然顽皮到家，却是个憨厚，甚至经常被欺负的孩子，与同学相处有种傻乎乎的真诚。有时候，同学给他出主意，他不听，同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百五”。他却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因为他能品出好友的讥讽中包含的朴素的友情和规劝之意。

说完了性格，再来说说学习。邓稼先5岁开始上小学。课余，父亲又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读《左传》《论语》《诗经》《尔雅》等等。有一次，父亲的好朋友张奚若教授来访，碰见邓稼先穿着齐地长袍站着背书。张先生问到：“存叔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让孩子背这些东西？”这时已是20世纪30年代，他看到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好友让孩子背古书，有些不以为然。父亲却说：“嗨，不过是想让孩子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学贯中西的父亲不仅让孩子读四书五经，还要读外国名著。小学时，邓稼先就读了莫泊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小说。中文请了私塾先生，英文则是父亲亲自教授。

博雅的阅读、勤俭的家风、自由的玩耍……邓稼先的心智也一天天成长一来。

初二，邓稼先到了崇德中学学习，成了杨振宁的学弟。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是清华教授，与邓家还是同乡。在数学、物理方面，他得到了杨振宁的帮助，对理科的兴趣也日渐浓厚。父亲给他请了师大附中的李老师到家里来补课。那时，邓稼先对数学着了迷，每天做数学题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草稿纸横七竖八散落一地，细心的母亲就帮他捡起来，整理好。

1937年，北平沦陷。那时，读中学的邓稼先已经读了不少书，也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天下大事。日渐成熟的心灵渴望自由和正义，混乱的时局却让他窒息。一次，日本人逼着市民和学生举办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这对中国人是极大的侮辱。在游行后，邓稼先难掩心中的怒火，把手里的旗帜撕得粉碎，还踩了两脚。

日本人发现有人扔纸旗，勃然大怒，学生们立刻一哄而散，就没看清是谁扔的。日本人找到了中学校长，要他们查出是谁，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不会做这种事”，便搪塞回去了。校长是邓父的好友，他知道是邓稼先干的，便来到邓家，说到：“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举报的，还是想办法赶快让他走吧。”

事已至此，邓父只好让大姐带着邓稼逃往大后方昆明。

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家六口，各有各的滋味。晚饭很丰盛，但谁都吃不下。父亲对姐弟二人叮嘱了许多，后来那些话都忘记了，只有一句话邓稼先记得很清楚。

父亲坐在一把老式的木椅上，沉默良久，然后说到：“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一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庭院中，父亲的话仍在回响，堂屋里，母亲和姐姐们在哭泣。邓稼先和弟弟站在院子门口，他对弟弟说：“毛弟，我现在只有仇恨，没有眼泪。”

16岁的邓稼先被环境逼得早熟。从此，他学习科学不再为了追求自由的知识，而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

傅聪：

先做人，再做艺术家

说起傅雷与傅聪父子，《傅雷家书》几乎是家喻户晓。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文艺理论家，有着极好的品味。文革前夕，他和夫人不愿同流合污，双双自尽。世人不仅欣赏他的学识，更钦佩他的品格。

那么，傅雷是怎么教育傅聪的呢？他的教育理念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

品格重于修养，修养重于知识。

正因如此，虽然傅聪很小就成了琴童，可是十四岁以前，他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花的时间，比练琴要多。英文、数学另请了老师，语文则由傅雷亲自教授。他从孔孟、先秦诸子、战国策、左传、史记、汉书等书上，选择了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并辅以古典诗歌和散文。这样，就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了一起。

小小的傅聪知道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政府的荒谬，“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的民主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吾日三省吾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生活作风……

傅雷不会直接讲解文意，而是叫孩子提前准备，自己先讲。遇到不懂的，便旁敲侧击地提醒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答案。说错的地方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提问，使他自己发现矛盾。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思考与逻辑能力。不过这种方法也是有条件的。傅雷说，对悟性较差，智力发育较迟的孩子便不适用。

许多年后，傅雷在信中对傅聪说到：“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是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是很少很少的。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入那么多道德的？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来播下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早慧的傅聪有个爱好，就是偷听父亲和朋友们高谈阔论。有一次，钱钟书、杨绛夫妇来做客。傅雷忽然想起什么，要到外间取个东西，一推门，发现傅聪和弟弟正在门外听得入神。傅雷不允许孩子们偷听大人说话，所以一见到父亲，弟弟就吓哭了。不过，后来孩子长大了些，也就默许他们“旁听”了。“旁听”让傅聪窥见了艺术殿堂的瑰丽色彩，也使他的性情早熟。

再说说傅聪的艺术教育。傅雷认为，艺术很看重天分，若有天资，可以成为一流艺术家；若没有天分，宁可做别的工作。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艺术家，于人于己都没有益处。因此，傅雷一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艺术启蒙，直到确认傅聪的音乐天赋。

由于傅雷精通美术理论，又与黄宾虹、刘海粟等大画家交好，所以曾想让傅聪学画。没想到他无意于画，乱涂几笔。强扭的瓜不甜，也就作罢了。不过，傅聪三四岁的时候，就喜欢听音乐。家里收音机或者唱片机上常常放着西洋乐曲，无论声乐还是器乐，傅聪都听得入神。父亲发现了这一点，于是让傅聪从7岁半开始学钢琴。

在练琴方面，傅雷是个“暴君”，孩子稍有懈怠，便如暴风骤雨。打耳光、把儿子绑在家门口、甚至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傅雷都做过。

傅雷的做法，与他的性情和童年经历关系很大。傅雷四岁时，父亲因受诬陷入狱，含冤而死。母亲深受打击，没有精力照顾四个孩子，除了长子傅雷，全部夭折。母亲把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家教极其严格。傅雷曾说，他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所以，成年后的傅雷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对待生活、工作、教孩子，都一丝不苟。

傅聪12岁的时候，进入叛逆期，便经常反抗父亲的教育，不愿练琴。老师们也不愿教导这位“问题少年”。傅聪荒废了几年，直到16岁上了大学，心中对音乐的热情重新苏醒，才加倍练习，弥补虚度的时光。

后来，傅雷在信中反思到：“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你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跟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达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傅雷对孩子的影响，难以估量。我们知道的是，傅聪把父亲给他的诗意、悲哀、深沉，都化成了音符。

傅聪的肖邦弹得最好。肖邦性情严谨、细致、考究。傅聪认为，这有点像他父亲。

结语

阅读叶嘉莹、邓稼先、傅聪的故事时，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他们成为大家的关键？

当然，他们都出生在书香门第，家学深厚，我们脱了鞋也追不上。不过，想一想这个问题，总能让我们把握教育中的关键，以免往错误的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