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近况 聚光灯下的罗翔：我们与法的距离

2020年3月9日正式入驻B站至今，罗翔的粉丝数已突破600万。凭借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罗翔在年轻人中迅速走红。

信科宇偶尔还会想起当年师门开读书会的日子。大家的书都是光光的，最多有些勾划，而老师罗翔的书三面都贴满了的便利贴，“有一本贴得花花绿绿的，应该是翻过很多次。”

那时他们常会在校园找间小教室，信科宇第一次参加，读的是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而他在本科阶段看得最多的是《盗墓笔记》和《鬼吹灯》。他形容自己“像是坐在人群里会说话的猴子”。“他们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罗翔注意到了他的窘迫，对他说：“没关系，你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哪里写得好。”

几年后，罗翔在网上另类走红，凭借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在亚文化圈和年轻人中吸引了无数拥趸。

2020年3月9日正式入驻B站至今，罗翔的粉丝数已突破600万。无数弹幕区的留言证明了他的破圈：“医学生报到”“中文系学生报到”“水利工程系学生打卡”“小学生来了”……雪花一样的弹幕填满了整个屏幕。

在二十多年的好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民看来，罗翔是网红和大学教授的“中间点”，也是在这个时代向公众另类普法的方式。

林民觉得罗翔身上最可爱的一面，是他性格里的愤怒和激情。“他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有很强烈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单纯，不像到这个年纪的人应该有的那种油腻或者中庸。这些十几二十来岁的学生，会在这个已经头发稀薄的中年男人身上看到，他既有所谓名大学教授的学养，还有年轻人的激情。”

罗翔曾在随笔集《圆圈正义》中写道：“在现实中，我们用任何仪器都无法画出一个真正完美的圆，但‘圆’这个概念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圆’看成一种关于正义的隐喻，那么每一个画‘圈’的决定都是一种与正义有关的追求。”

“在B站学刑法”

4月6日晚上10点，李伊拉上客厅的窗帘，打开投影仪，在沙发上开始她近期最为重要的“学习”——听罗翔的司法考试培训视频。她已经听到第16讲——“紧急避险”。投影仪的光射出，“厚大法考”蓝色的背景板被拉长，身穿西装的罗翔出现在雪白的墙壁上。

他正讲到“邓玉娇案”，用来阐释何为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邓玉娇是一名修脚女工，2009年5月，在湖北巴东县某镇“雄风宾馆梦幻城”工作时，遇到来寻欢作乐的邓贵大等三名国家工作人员。“那邓贵大看到邓玉娇长得年轻貌美，便要胡来。他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邓玉娇说，‘我不是干这个的，我是修脚女工’。邓贵大说，‘你装什么装，老子有的是钱’。据说是拿着钱往邓玉娇头上砸过去，你说多坏，拿钱砸人”，说完这句，罗翔面无表情地低下头，“为什么不砸我呢？”——30秒的片段宛如说相声。李伊情不自禁拿手机录下来，发给了一位湖南籍朋友，“你们弗兰人”。

“80后”李伊是郑州大学考古系的一名讲师。这位热爱郭德纲的年轻女士现在有了一个新爱好——“在B站学刑法”。这台投影仪是学生寄放在家中的，以往用来追剧或看电影，比如日本推理悬疑片《古畑任三郎》，如今却用来学刑法。她手拿笔记本，每听到新的知识点，就按下暂停键，用黑色和红色的中性笔记笔记。方方正正的楷体字已经写满了18页。空白的扉页上，则记下了一句语录：“用良知去驾驭我们之所学，而不要因所学蒙蔽我们的良知——罗翔”。

此前，李伊对法学原本有极深的偏见，唯一的知识储备来自研究生阶段看的美剧《傲骨贤妻》。

3月2日，她的学生张逸将B站上一段名为《为什么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案件最终轻判或不被惩罚》的内容转给李伊。这则2月13日上传的视频，是罗翔有关“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刑法”的一段经典论述，被许多网友称为“入坑作”“梦开始的地方”，目前已累计超过173万次观看，1.1万弹幕。

张逸告诉南方周末，自己算是“最早捧罗的一批非法考学生”。他通常会在吃饭或失眠时打开罗翔的视频。但失眠观看往往产生反作用——春节时第一次在B站刷到罗翔，当晚不眠不休看到深夜。

李伊则下单了罗翔签名版的随笔集《圆圈正义》，并四处向别人推荐罗翔的刑法课程，称“×刑法学=罗翔”。

一名经济系学生在接到南方周末的采访邀约后，表示“鉴于我非常喜欢罗翔，喜欢的程度你可能无法想象”，决定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并要求记者根据文章内容提问，第二天便发来一篇洋洋洒洒的千字长文。

对于意外走红的原因，罗翔坦言没有仔细想过，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民众本身对正义是有期待的，对法律知识也是想了解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剧本，我只是配合演好剧本。说不定马上就会过气，马上就会昙花一现，这都很正常。”

法大“隐士”

今年43岁的罗翔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作为199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罗翔接受过正统的法学学院体系培养：他先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本科和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如今从事刑事辩护律师工作的信科宇，是中国政法大学2016级毕业的研究生，也是罗翔的学生。他告诉南方周末，在社会上取得广泛关注之前，罗翔在政法大学本就是“明星教师”。2008年以来，罗翔入选过法大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2018年入选法大首届“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

许多人都会提到罗翔在政法大学校园里课堂的火爆：他给大二学生开放《刑法总则》《刑法分则》两门课程，选课时往往一座难求。礼拜二晚上6:30-9:10的课，“我们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就要去借小板凳，把它放在阶梯教室里面，然后贴上条，写上‘占座’。完了之后，6点不到就去上课。”信科宇说，最夸张的时候，“连窗台上都贴满了条，很多人站着听”。

薛光明是信科宇的师姐，她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北京炎热的夏天，罗翔在“空间极其有限的讲台上”，“迈着他一米九大长腿”。同法考培训视频里西装革履的装束不同，在薛光明的记忆里，他总是穿Polo衫，或者简单的衬衫。有时在校园里远远看见罗翔和其他老师，他背着手，有一点驼背，“可能在思考或者谈论一些问题”。

那时他俩常坐在讲台前面，离罗翔最近的位置，“经常会有眼神交流”。他们已经很难回忆起课堂上讲的具体知识。但罗翔有时提问，会微低下头，眼镜滑落到鼻梁下方，目光从镜框上透出，“同学们，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同他在B站视频里经常露出的表情一样。

有时听他讲故事，薛光明会觉得不仅是几个字表述出来的那么简单，因为它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当他提到一些“变态但搞笑的案例”，比如经典的“粪坑案”，台下哄堂大笑，罗翔便会很无奈。

罗翔告诉南方周末，他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最高法每年的《案例汇编》和报刊杂志的社会新闻，“哄堂大笑之后，也要体会故事背后沉甸甸的现实。”

他每年都会重提曾经的典型冤案，比如聂树斌案，“还有一些在大家看来不是很严重的犯罪，他就会说，大家知道这个案子判了多少年吗？死刑立即执行。然后露出一个很遗憾的表情。”学期课程结束，许多同学手拿《刑法一本通》，排队请罗翔签名。他会签下那句著名的“做法治之光”。给薛光明写的是，“爱是永不止息”。

第二学期选课时，信科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惜拿我课表上所有其他课程，去跟同学换一节罗翔老师的刑法课”。初试通过后，信科宇堵在教室门口，罗翔没有直接答应，只说“好好准备复试”。复试结束后，罗翔给信科宇回复了一则很长的邮件，以自己“手里的资源不太好”为由婉拒，最后一句话的大意是：“我不是很适合做导师，请你慎重考虑。”

信科宇坦言，和在学生中受到的欢迎不同，那时罗翔在学院内部并不起眼。他当时还只是副教授，不是博导，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

信科宇原以为自己已经被拒绝了，一位师姐却告诉他，“其实罗老师在收学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收到这种短信。”他再次写邮件表达自己的决心，便正式成为了罗翔的研究生。

师门常在法大附近的小馆子聚餐。8点多钟，罗翔便要离开。后来信科宇知道，罗翔一般晚上9点多休息，早上五六点就起来看书了。

临近毕业时，罗翔将信科宇5万字的研究生论文初稿删了一半，并把其中的标点符号和脚注错误一一改了。“他不会骂你，就是默默地给你改了。最多在最后注一句，一定要注意标准引用，不要写错别字。”一位研究生毕业在北京找工作，罗翔推荐她去了一家著名律所。后来询问近况时，她总说挺好的。她觉得万一干得不好，或者过得不开心，罗翔是会自责的那种人。“因为是他推荐我来的，他会下意识觉得有他的原因。”

2020年4月，安徽阜阳一名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正在观看劳动法律知识讲座直播。

走出书斋

2017年以前，罗翔还不愿意走到聚光灯下。“我就觉得在学校里静静生活，在书斋里畅游，就可以了。”罗翔对南方周末说，“在政法大学教好这些学生，因为他们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

他已经多年不讲司法考试，一位法考培训机构的朋友请他出山，给的理由很动人：每年参加法考培训的几十万名学生中，很多是二三本学生，他们也需要接受优质的法律教育。“这部分群体可能更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力量。这让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林民告诉南方周末，法学院老师出来讲司法考试培训，最初多是出于生计考虑。作为有20年教龄的正教授，林民的月薪是1万3，“在学校还算高了”。罗翔对此表示认同，但也认为有些东西在功利之上：“人一定会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一个正当化的根据，不可避免会寻找其中最神圣最崇高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个体的功利目的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法制教育和法制宣传。”林民告诉南方周末。他们在政法大学里教出的最聪明的学生，最后未必会从事法律工作。“这些愿意花几千，甚至上万块钱来培训的人，他确实就是奔着当律师和法官来的。你如果能在考试之外，在他们的脑子和心里种下一些对的东西，作为法学老师，你的价值就会通过这样一种看似功利的方式，得到很大的扩张。”

每年7-8月的暑假，司法考试培训老师会在成都、南京等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到处飞。林民回忆：“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在一个地方一般讲2-3天课，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讲完课马上去坐飞机，赶往下一站城市。”

他和罗翔偶尔会在陌生的城市碰面，晚上一起喝酒。罗翔有时会苦闷，不乏挫败感——许多学生抱着功利的考试目的而来——“这节课考几个知识点，考哪些怎么考，最好把答案告诉我。”

多位参加过法考培训的学生则告诉南方周末，考试辅导资料能有一米多高，有十几门课需要在短期内消化背诵。很少有人会选择听罗翔的课，“因为他其他东西讲得太多了”。

“但同样有数量不少的学生，是带着对法学的求知欲和对法律职业的认同而来。假如你可以影响到30%的人，而这些人是奔着律师法官这个岗位去的，这就叫意义价值。抛除商业运作和个体的生计目的，这是对转型时代的中国法治的贡献。”林民对南方周末说。

这些年和基层公检法机关打交道时，林民遇见过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会站出来说：“我是你的学生，听过你的课。”

西北地区一位公安局警察参加过法考培训，和罗翔、林民一直保持联系。他专门到北京找两人聊天，提到以前逢年过节，碰见老百姓用毛驴车拉一车土豆，会随便找个法律理由罚款。“但他说，听了这个课之后，就会去反思，一个人掌握权力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处置。”

“法考郭德纲”

“曝光于聚光灯下，太容易放纵自己的虚荣了，而且这东西很虚无缥缈。”罗翔告诉南方周末，真正的成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战胜它而不是回避。“不是说你退到深山老林，拒绝虚荣，你就不虚荣，因为稍有诱惑你还是会虚荣的。”

那时，朋友对他说：“你拥有表达的才华，这些才能不能浪费。”这句话促使他开始积极在公众号和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就“天一案”“天津气枪老太太案”等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法律解读。“因为表达的才华既属于你，又不完全属于你；是训练得来的，又不完全是训练来的。”罗翔对南方周末说。

张逸觉得罗翔最大的魅力是，他能用普通人都能听懂的话，来讲述刑法问题，“而不是干巴巴的法条”。在李伊看来，“有一些话，别人说出来可能不好笑，但是他说出来就分外好笑。”

罗翔的一位研究生在工作后发现，很多律所都有自己的推广策略——让律师在抖音上就社会问题进行解读。罗翔的优势是如此明显，很多律师坐在镜头面前，就已经眼神失去焦点，然后不停地看稿，“罗老师就会随意很多”。

除了罗翔的人格魅力和表达天分，林民认为被广受追捧的“郭德纲式”幽默感，也是法考老师适应培训的一种策略——商业机构通常会把学生拉到昌平等城市郊区，找个偏远度假村封闭学习两个月，“就跟新东方一样”。学生上课从早到晚，接受填鸭式教学，“你如果没有那种‘提神’的东西，上课很枯燥乏味，那个机制很快就会把你淘汰掉。”

包括罗翔本人在内的多名法律界人士都认为，他的课程之所以好听，能吸引到众多网友，也来自刑法本身的魅力。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刑法研究中重要的领域，它们带来言说的张力和刺激。“法学院里稍微会讲课一点的老师，刑法课都讲得很精彩。”一名法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对南方周末说。

罗翔走红后，研究法理学的林民把视频找来一看，发现他把自己那部分也讲了。“因为刑法是在所有法律关系中，最能展现公权力和私权力关系的一个。它的落脚点是善恶，这涉及道德的问题，也是哲学甚至宗教的问题。他能够把刑法活色生香的一面讲出来，又能往刑法哲学去延伸。”

读研究生时，林民跟罗翔并不熟，对他的印象就是爱喝酒。2000年初，几位法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留校的青年学者，会定期在一起开读书会。现在偶尔朋友们聚在一起，在谈到一些社会问题时，喝过酒的罗翔依然语词激烈，甚至会拍桌子。

罗翔曾写道：当年报考博士，自己的专业课和面试都是第一名。学校教务却通知，当年政策有变，一个导师只能带一个学生，那个名额已经给保送生了。后来导师亲自写了封信给校领导，他才如愿被录取。

在老家湖南耒阳，罗翔很多中学时代关系好的同班同学，还在底层当工人，为生计奔波。“你就会知道，人生的很多成就，都是一些机遇，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罗翔对南方周末说。

理性思考与狐狸式的智慧

在林民看来，罗翔在B站的走红，一方面是由于适应了年轻人的知识期待，“因为他讲的还是很‘重’的东西，不是很‘轻’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商业机构一开始的助推。

曾有法考培训机构提出为林民打造“人设”，但他拒绝了。在这一点上，他佩服罗翔表达的勇气——“这个时代需要出现这样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又需要塑造这么一个人，而他又是符合这样一种气质的。但是他在这个平台上，能把他做的事情扩张开来。其实他做的事情，许多法学院的老师也在做，只是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它放大无数倍。所以他是一个网红和大学教授的中间点。”

这些年的法律工作中，薛光明常常体会到法律与普通人的距离。“法律可能让人觉得很生涩，离生活比较远。但是罗老师能做到让你觉得法律跟生活是非常贴近的。他自己本身很懂，所以可以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讲出来。”

信科宇读书时，罗翔常给他们讲到那个“下跪老人”的故事，用来思考法律人对于普通民众的意义。罗翔在《圆圈正义》中也记录了这个故事，那是他2004年所写的。在人行天桥上，他曾遇见过一个貌似乞丐的老妇人，已经准备好要用几个钢镚打发，不料老人开口却是询问某区的司法援助中心怎么走。

罗翔对南方周末回忆，那时候尽管还没有智能手机，但通过114就可以查到。“我说了后，老太太就下跪了，这就很惊悚了。她问了好多人，都没人搭理她。我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打车带她去。”一路上罗翔没告诉她，其实自己就是学法律的。到了法律援助中心门口，老太太居然说：小伙子，你别跟我去了。“我就很羞愧，她怕给你惹上麻烦。”

罗翔的走红，也引发了外界对“法学娱乐化”的担忧。为了避免被曲解和误读，他现在录东西都会尽量长一点。罗翔承认，这个时代的通病是浅薄，而浅薄的标志就是庸俗化、娱乐化、漫画化。“但既然这是一个趋势，你就要选择以一种艺术性的方法来逆潮流而动，要把更加原汁原味的东西给大家摆出来，这是人类所有严肃的思考。”

“我自己的思想体系，就是一种理性思考。但大部分人都喜欢简单话语的世界，非黑即白的思考。大部分人都喜欢做刺猬，很难去容忍这种狐狸式的智慧。”

在《圆圈正义》中，罗翔曾写道：“从事文字写作要把自己看成一支铅笔。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为何写作。”

而这支能写作的铅笔，也可以视为一种表达的才能——它既属于自己，也不完全属于自己。罗翔告诉南方周末：“对于铅笔而言，最重要的是笔芯，你要保守你的心。其次，铅笔的笔迹是可以被擦去的，所以你说的东西很有可能会是错的，你要接受你的有限性。最后，铅笔是会用尽的，有一天你的使命完成了，平淡地接受，就可以了。”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