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砖窑到殿堂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及建筑师刘家琨观察
From Kiln to Palace
An Observation on the Design of the Museum of Imperial Kiln Brick and Architect Liu Jiakun
褚冬竹
凡转銹之法,窑巅作一平田样,四围稍弦起,灌水其上。……水神透入土膜之下,与火意相感而成。水火既济,其质千秋矣。……细料方砖以甃正殿者,则由苏州造解。
—— 宋应星,《天工开物》 中篇·陶埏
匠人处理黏土的漫长历史表明,唤起物质意识的方式有三种,分别是:改变物质;给它们打上标识;将它们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
——理查德·桑内特 (Richard Sennett),《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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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人·物
明成祖朱棣画像
明永乐十五年 (公元1417年),朱棣迁都意决,再无人敢谏。千里外的北京,另一座紫禁城正式动工。一时间大兴土木、尘土飞扬。工部“始造砖于苏州,责其役于长洲窑户六十三家”,民窑始被钦定为“御窑”。彼时,苏州城齐门外北七八里许,陆墓镇西数百名窑工昼夜劳作。从取土练泥到制坯焙烧,环环相扣,不容闪失。火烫窑体窨水降温后,黢黑厚实的细料方砖被悉心取出。轻敲细选,漕运北上,尊为“金砖”,百余日后,终被恭谨铺墁于新宫城大殿之上,与这组恢宏殿堂共存至今。
北京紫禁城
天工开物中绘制的金砖制作
600 年后,金砖几成记忆,御窑村也早已是地产开发的珍贵资源,只有因尚存古窑而划定的“御窑金砖遗址”成为见证历史的顽强存在。专注于“在西部做建筑”的成都建筑师刘家琨受邀姑苏,行三千华里,抵苏州相城,驶过早已车水马龙、宽敞阔绰的城市干道,站在几座衰零残败的旧砖窑前,开始了一段“为东部做建筑”的历程。
这是两次关联清晰却意义不同的迁徙与相遇。围绕同一件事物,北京、苏州、成都,在跨越600 年光阴的时空坐标系中被链接在一起。三城属性各有不同,共同构建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几何关联:
以成都为圆心,以1500km 为半径作弧,弧线划过北京与苏州两城,与两条夹角近40°的半径共同构成扇形,其中包含中原腹地和历史上多个国家政治中心——此为“人”视角。作为建筑的创作者,刘家琨眼前看到的,不仅是远在苏州的博物馆建设任务,更在于“金砖”这一展示主题背后的精神内涵和使用场景。建筑师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几乎无懈可击地建立了江南砖窑与京城深宫的跳跃式关联——必须通过建筑表现金砖“从一种地域性物质原料到一个王朝的最高殿堂的大跨度精神历程”。这层关联,也成为支撑与解读设计的关键支点与通道。
北京、苏州、成都三城"人"的联系视角示意图
以北京为圆心, 分别以1500km( 北京- 成都距离) 和1000km( 北京- 苏州距离) 为半径作弧,构成宽度约为500km,中国文化、气候、地理、经济的最具差异性的一个扇环带状区域——此为“物”视角。这个区域以政治中心到江南核心与西南重镇的空间距离为度量跨度,两者间不仅映射着从精致婉约到苍茫牧歌的文化图景,更呈现中国多变纷呈的物产属地,不仅包含了物产密集的富庶江南、天府之国,也包含了明初便为南京造砖的鄂赣区域,以及雄浑有力的边关城池。以“砖”为因由,物的意义明晰可辨。
北京、苏州、成都三城“物“的联系视角示意图
从春天取土练泥、制坯阴干到装窑焙烧、窨水出窑,一块合格金砖的烧制,即使气候与制作环节通畅,也多在次年元宵节左右方能见到成品。但不可否认的是,虽工艺繁复,对于大部分公众而言,作为殿堂建造物料之一的金砖本身仍不具备足够的观赏性和兴奋点。以其作为展陈核心,从起点开始,这座博物馆的设计便面临着挑战。
为什么是刘家琨?为什么是这个形式?为什么是这个工艺?
阅读、访谈、观察……伴随着以上不断闪现的问题,开启了对苏州御窑遗址园和御窑金砖博物馆的解剖与领悟。
遗址园入口
博物馆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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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为营
站在车水马龙的阳澄湖西路陆慕桥上,隔着欧式栏板与灯柱,远眺四周高歌猛进的商住区,刘家琨首先要应对的,还不是如何把金砖与未来的博物馆相联系,反而是“隔离”——在已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城市环境里,如何消除不利干扰,营造合理的空间氛围?“隔离”之后,又如何最大程度建立遗址园和博物馆自身的叙事体系?避退、迂回、遮挡……如游击战一般,建筑师完成了重构场所精神的系列基本动作。
运河对岸看博物馆
场地北侧紧临逐渐爬升的引桥,总体出入口设置于场地西北角,由此进入,建筑并不急于呈现,先沿与城市道路平行的下行内部甬道向前,甬道尽头,抵运河畔,视线中也迎来位于场地东北的游客中心,但仍不可达,需右转后前行片刻,顺廊桥东半侧反向北上,再抵达游客中心。取票、检票过程结束后,再返廊桥,由北至南,经廊桥西半侧前行,博物馆才逐渐呈现。不经意间,自场地西北主入口算起,观者已行走了整整500m。
遗址园总体流线
隔运河看博物馆
游客中心
遗址园内4处主要建筑——博物馆、游客中心、交流中心与生产用房尽可能紧贴场地边缘,略呈 C 形分布,开口向场地东侧水面,最大程度扩展园内空间的同时,利于遮挡不希望纳入园内场景的外部建筑。博物馆位于场地南侧略偏西位置,由短边“山墙”进入室内,参观流线自西向东逐层推进,最后经外部坡道再次进入遗址园内时,接近那几座依然工作的古窑和生产用房,抵达遗址园核心。此时,观者已经详细了解金砖技艺与文化,行走园内,再实际体验烧窑情景。徜徉野趣小径,回眸博物馆全貌,谈笑间,返游客中心。
博物馆剖面模型
遗址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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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者
博物馆立面
经繁复工序变身为坚硬金砖的江南黏土,经千里大运河,成为构建新帝都的一个陌生者 (stranger)。600 年后,刘家琨也同样以“陌生者”身份介入了远在苏州的博物馆建设过程,并以明显差异性的视角、策略、工法建立了吴蜀两地及建筑师本人与场所的微妙联系,也创造性地关联了基层产业空间与顶层权利空间两个要素,将砖窑以陌生的身份悄然熔入原本关系遥远微弱的帝王深宫。
这层联系不仅在于显性的物,更在于隐性的意。
正如齐美尔(Georg Simmel)关于陌生者的阐释——陌生者“不是今天到来明天便离去的过客(wanderer)”……“初始并不属于所在群体的事实决定了,陌生者能够引进某些原本这个群体并不存在的特质(qualities)”。这些陌生者携带的气质、魄力、影响,通过“叛逆”与“疏离”,与群体构成“统一体”(unity)。这层意义上,非板结固化的统一体也自然成为建筑学新意义持续生产的源泉。因此,此处的“陌生者”实质是另一种“参与者”或“介入者”,而非游离在你我之外的遥远“天狼星居民”。尽力以客观的坐标系去观察直至洞悉这个由远及近、由外及里、由抽象至具体的特定场所生产过程,成为解读建筑及其背后事件的基本态度与方法。
刘家琨为这座建筑引入的,首先是自身对于包含建造模式在内的设计立场和取向——一个来自于远方“陌生者”的特质,为这个建筑乃至这座距离成都1500km 的城市带去一丝差异化的隐匿基因。
砖窑与宫殿形式对比分析
在刘家琨第一版概念设计文本中,一段关于“形式”的表述已经呈现并贯穿设计始终——“博物馆主体建筑是对砖窑和宫殿的综合提炼,体量雄浑,出檐平远,以现代手法演绎传统意蕴。它不是砖窑,也不是宫殿,而是兼具‘砖窑感’和‘宫殿感’的当代公共建筑,展现出‘御窑’的精神内涵。”这段同样关键的陈述,至少蕴含3层意义 :
1) 建筑形式必须立足“当代”,不附会砖窑,更不模仿宫殿,而在于其“精神内涵”;
2) “砖窑”与“宫殿”两个“大跨度”要素,可能且必须建立某种形式联系 ;
3) 形式意义的有效性最终依赖于对形体几何关系和建造模式的准确拿捏。
在这3 层意义中,有一个关于“陌生性”的机遇藏匿其中——必须直面要素间的巨大差异并将其恰当联系,通过新要素“引进某些原本这个群体并不存在的特质”,才可能完成建筑学意义的全新生产。
建筑问题,开始回归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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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问题
形式问题并非建筑学意义的起点,却必然成为建筑存在的终点。“宫殿感”尚可依稀体会,但“砖窑感”从何而来?在“砖窑——博物馆——宫殿”之间,形式上更为完整清晰的“霍夫曼窑”成为三者间的“最大公约数”,加之它体量横长的特点有利于遮挡外围干扰,最终成为刘家琨选择建立“砖窑感”与“宫殿感”的基本形式原型。
典型霍夫曼窑外观示意
博物馆内部,最值得品读的空间当属展厅前后的两处“对仗”关系空间——入口序厅与仿窑天井,分别抽象自宫殿意蕴和砖窑内腔,以混凝土与清水砖建立起端庄方正或微妙柔和的空间感知。
入口序厅在进主入口后即呈现,直接而有力。大厅沉稳静谧,自然光被谨慎内敛地控制起来,四周墙体浑厚封闭,侧墙高处局部间接引入光线。4柱居中,位于柱网九宫格中心。抬头仰望,4柱间再分九宫,中央透空,自然光线倾泻而下,投射中央。光孔正下方,7×7共49块漆黑光亮的古法特制金砖铺墁其上,四周由民间常用的小青砖铺地环绕,形成对比和反差,既强化博物馆主题,也作为建筑材料本身自然植入空间氛围的营造。
博物馆平面图
序厅实景
序厅顶部
仿窑天井的形式身份则完全独立且唯一。除此之外,整个博物馆几乎没有另外的曲线。用煤矸砖以弧形墙体直接砌筑,楼梯沿弧墙内侧拾级而上。顶部,正圆孔状开口直接承纳了雨水与光线,光柱倾斜投下,使博物馆展厅中猛然间呈现一种神秘气息。
建筑屋顶的采光口、电梯机房也被纳入形式序列,成为建立“砖窑感”联想的重要支撑。从封闭室内到达屋顶,豁然开朗。在此全园最高处,或俯瞰园区,或远眺城市。再转折向下,经低矮甚至有些压迫感的外墙坡道将观者引入园内,完成了博物馆的观展路程。
仿窑天井顶部仰视
自屋顶鸟瞰遗址园
总体布局中,建筑师时刻关注着对周边因素的外向回应。在这个以“物料”为展陈主题的具体场所内,建筑师则以更为内向的态度将对物料的关注全面渗进设计之中。砖成为了数量惊人的叙事主体,以同一家族身份共同演绎这个关于“某一种砖”的故事。
廊桥铺地细节
廊桥屋顶开孔细节
砖与纹理
砖的光影
“匠艺活动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的欲望。” 金砖制作如此,建筑建造也如此。刘家琨的贡献不仅在于以这处建筑带来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也在于建造匠艺中呈现的态度与方法。用地东南角,滨水一隅,为了确保关键建造技术能达最佳状态,专门结合码头构筑物完成了一座小型“实验建筑”,用于提前试验主体建筑中那些重要内容,如墙体、立柱、天棚等。
实验建筑
比较传统巴蜀与江南,不难发现,无论民居或园林,因气候、经济、地景、用材、构造等一系列差异,有着颇为不同的气质和形式。巴蜀的率直轻松、江南的精致细腻,在这同一个建筑内被微妙融合了。拙朴的建造方式选择与回应苏州 文化的场景、流线乃至局部构件间的比对,建立了吴蜀两地的有趣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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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与坚守
如果说刘家琨在成都水井坊博物馆设计中,新建筑以“后来者”姿态谦逊、退让地表达了对传统街巷肌理的尊重,那么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中,建筑师则更强调自身立场,纵深向御窑金砖、物料原型挖掘设计源泉,更坚定地建立起博物馆的精神气质。
从技艺迈向文化,也如金砖的繁杂工艺,不容闪失。步伐可慢,却必须坚实沉稳。
每块金砖的侧面,都端正盖有长条阳文印章,永远记录着烧制这块砖的窑户窑工、监督官吏的姓名。在以制砖为“役”的时代,这个可以“追溯到几乎比明朝早一千五百年的秦朝”的质量法令,并不代表他们的自豪,而意味着严苛之“苦”。
金砖侧面上的印章
苦尽方能甘来。刘家琨曾自谦自己大学毕业十年后“一夜突变”,才真正成了“建筑人”,但这位“建筑人”是倔强且后劲十足的:“建筑设计……和文学爱好一样,也是我漫游精神高峰和心灵深处的导游。这两样都是一辈子不够用的苦活,好处是可以让人一生向上。……如果舞台不亮,自己修炼放光;不能海阔天空,那就深深挖掘。”
显然,“苦活”建筑设计是一个无法触摸的“非物质”议题,但它探索与组织了实现物质的路径,也决定了最终物质状态的品格高低。解读建筑,根本上说还是解读事、解读人。站在激变的时空路口,建筑师的沉着和坚持便显得难能可贵。面对周遭早已变得不再有辨识特质的城市环境,博物馆与刘家琨虽是迟到者,却依然值得庆幸。至此,我看到了那些在场地上思考时“必须坚持的东西”,也自答了初遇建筑时的那3个问题。
迟到者的坚持,往往比动摇的先行者更值得仰视。水火最终熔炼一体,自土成金。
透过廊桥砖孔向东观看的城市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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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褚冬竹.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
[12]Jonathan Hill. Immaterial Architecture.Publisher: Routledge.
御窑金砖制作工艺视频链接:
本视频仅作为学术交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原文发表于《建筑学报》2017年第七期,本文有节选。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Lab.C.[architecture]设计与研究工作室
内容编辑:薛凯 沈方圆
排版:薛凯 沈方圆
审核:褚冬竹 蔡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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