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一种风格逝去以后，该如何阅读刘以鬯

百年刘以鬯

《深港书评》特别专题

2018年6月8日，沉默的香港，人们再度念起这句话，自发悼念一个人的离开，他们惋惜的不只是肉身之死，还有一种风格的逝去。

在过去一百年里的华语文学中，刘以鬯是极为独特的现象，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现代小说意识和实验精神的大家。他在小说领域所做出的实践，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华语世界里罕有匹敌的。他寿及百年，他横跨内地与香港，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丰富阅历，他对现代小说的深刻认知及执著实践，使得他摆脱了区域汉语环境的局限，自成明练而又不失棱角、率意而又极为讲究的语言风格。

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酒徒》《对倒》和《寺内》，均是其小说代表作，不仅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小说大师的杰出成就，更能让我们领略其对现代小说技巧的独到领会与原创自如的运用，而且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越是放在当代的语境里，就越是能彰显其重要性——难能可贵的“现代性”价值。

今天，刘以鬯先生的百年诞辰，我们想分享一段著名学者许子东老师，为读者在线分享他对刘以鬯先生现代性的解读。

而我们纪念他的唯一方式就是重读他的经典作品，除了著名的《酒徒》和《寺内》外，他的《对倒》也颇有影响力。作家赵松专门以《对倒》的短篇与长篇为例，解读了刘以鬯文学中的张力。

一个刘以鬯两种《对倒》

赵松/文

“……淳于白站在一个空白中。那是一个具有恐怖意味而又并不代表什么的空白。他有点好奇。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只好迈开脚步，朝前走去。”

这段藏在《对倒》长篇版本第60章的文字，我猜，很可能是这小说的原点。就像一个闪念，在某个时刻，它忽然浮现在作者刘以鬯的脑海里，于是他就从这个闪点开始，逐渐让这部小说里的一切次第生长出来。他给了那个男人以名字：淳于白，听起来就像此人存在于空白，或出现于空白，甚至，像在暗示，这个男人就是凭空而来的，生发于那个类似于文字游戏的句子：“淳于白站在一个空白中。”当然，读过小说之后，我们也可以说，淳于白的“白”，就是除了回忆什么都没有的“白”，是仍在白活的“白”。

就像上帝凭空创造了亚当，刘以鬯也凭空创造了淳于白。上帝给了亚当一个女人——夏娃，他给了淳于白一个少女——亚杏。他让他们共生在香港，有共同的时空，共同的视界，却又无异于活在两个世界里，即使近在咫尺，却从未发生真正的交集，最后只能在梦里短促相拥。但从始至终，他都让你以为他们总归会发生交集的，但给你的结果却是：不可能。他用游戏般的叙述吊足了你的胃口，最后却把你跟那两个人物一道抛入了虚空。真的让你复述一下这小说的故事，你却发现不知从何说起。其实，直至小说的结尾，所有的也只不过是生成“故事”的可能。

能无中生有、平中生奇，让可能性潜滋暗长，而让确定性遁于无形，这是真正优秀的现代小说家的特质。香港作家刘以鬯在《对倒》里，用短篇和长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他对相同人物、情节和线索的处理，所展示的正是这种难得的特质。通常来说，把长篇压缩修改成短篇是冒险的，而把一个小说的两个版本并置在一本书里，则更是险中之险。刘以鬯敢这样做，说明他真的是非常的自信。当我们耐心把两个版本都读过之后，就会承认，这种并置，是极有价值的。

两个版本尽管内容上有繁简之别，但结构却是相同的。主人公淳于白跟亚杏的确是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对倒”的状态——对称而又相联。章节上，他们大体是轮流出场，各占单双章节，有时也会出现在同一章节里，有时在各自的章节中却会面对同类事件；这种对称也会出现在具体细节上，比如，淳于白是老年，而亚杏是少女；淳于白坐享房租收入而不用谋生，亚杏则生在非常清贫的小户人家；淳于白靠回忆过去活着，而亚杏则靠幻想未来活着；淳于白的回忆是灰色忧郁的隐含着各种情怀际遇的，而亚杏的幻想却是简单透明而又极其庸常的；他们都喜欢照镜子；但有一点，他们殊途同归——淳于白有无限的回忆，但实际上一无所有，尤其是没有未来；亚杏有无限的幻想，同样也是一无所有，没有未来。

当这种对称的状态随着情节推进到电影院里两个人座位挨着看电影的时候，近在咫尺的他们却仍然没有发生任何交集，随后又向各自的世界荡开了。但也正是这种像两块磁铁相斥的荡开，又总是能让人联想到还存在可能的相吸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相斥而又相吸的矛盾力，使两个版本的《对倒》都能始终保持着暧昧莫明的张力，吸引着你读下去，哪怕作者铺陈出来的仍旧是些无关痛痒的琐碎之事。这就是优秀作家的本事，好像他能随手拿点什么平常的小物件，哪怕是重复出现的，在前面那么简单地晃动着，就能引你跟着他走下去。

晚年的淳于白，没有现在，只有过去。但归根到底，他是既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而只有回忆。在《对倒》的长篇版本里，作者为我们充分展现了淳于白回忆过去的内容，它们弥漫而又沉重。而在短篇版本里，我们看到的淳于白的回忆部分已所剩无几，形同冰山一角；同样的，亚杏的幻想与所观所想也相应地减少了很多，但我们看到的却并不是“压缩版本”，而是一个全新的《对倒》——均衡、轻盈、神秘、虚幻而又蕴含着奇怪的诗意。

如果说在长篇版本里两个主人公有更多的实笔，有很多生活铺垫，两个人物也饱满实在，那么在短篇版本里，则是留出了更多的空白——两个人物就像两个影子，时而接近，时而疏离，偶尔荡动，像一首变幻莫测的即兴奏鸣曲，营造着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可能性氛围。但在长篇版本里，我们会知道更多的关键细节，比如，少女亚杏的性情，其实跟那个在淳于白穷困时离他而去的前妻非常神似，她们都是“物欲非常强烈的女人”。比如，亚杏虽然有无尽的欲望和虚荣，却也是有同情心的，会为了被车撞的女人担心，会为一个执意想吃雪糕却被父亲狂骂的男孩鸣不平……还会有孩子式的异想天开，会想象香港最后“劫匪太多，找不到抢劫的对象，只好自相残杀”。

还有就是，她不信命。长篇版本，更像是协奏曲，里面暗藏更多的层次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版本的差异并不是篇幅上的，而是风格与效果上的。对照来读，对于我们思考小说体裁特质以及具体手法的变化是极有启发性的。

此外，在看《对倒》的过程中，我忽然想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假如我们像有些评论家解读《洛丽塔》那样来解读《对倒》，就会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推断，老男人淳于白象征着老上海，而少女亚杏则象征着新香港，正如《洛丽塔》里的亨伯特可以象征老欧洲，而洛丽塔象征年轻的美国。淳于白跟亨伯特一样，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而亚杏跟洛丽塔一样，只有青春年少胡思乱想和“野猫性格”，而没有任何内涵可言。

这两本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洛丽塔》让老男人亨伯特与洛丽塔发生了以悲剧加闹剧收场的不伦之恋，而在《对倒》里，淳于白跟亚杏却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任何现实关系。当然，对于这种解读，相信刘以鬯会跟纳博科夫一样回以嘲讽的一笑的。因为小说家考虑的，只是小说的艺术，而不会是什么象征。

■《深港书评》

这一天

十五位文学大咖书写寄语缅怀他

经典不应该只留在角落里，经典因重读而再度闪耀。刘以鬯先生百岁诞辰，我们邀请了十五位文学名家书写寄语，以表达对刘以鬯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丁帆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

作为一个编辑、办刊人和作家，百岁刘以鬯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显然，他在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尤其是他用新的现代派的变形手法表现香港社会现实的力作为港岛文学创作做出的不朽贡献，是举世瞩目的，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上。

刘以鬯的“现代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推动了香港文学的繁荣发达，其独标“与众不同”的文学是他对文学审美个性的倡扬，他意识流小说写作的“内心独白”不仅提升了香港文学的品位，同时也是推动内地八十年代文学前进的重要驱力。他说他的流行小说，是在“娱乐别人”，而写《酒徒》，则是“娱乐自己”，这些用新的手法表现香港社会现实的作品显示了一个独特作家伟大的创造力。

刘以鬯的文学业绩是永垂不朽的。

许子东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以鬯是香港严肃文学最主要的代表，他对香港文学有三个贡献：

第一，他是香港文学跟五四现代文学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他的作品完整地衔接了五四文学的神韵。

第二，他开创了香港文学的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成为香港文学的主流，这个主流比台湾白先勇、余光中他们要早，比内地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寻根文学更早。

第三，他主编了一些报纸副刊，创办了《香港文学》，培养了一批香港年轻作者，这些人后来成了香港文学本土派的中坚力量。

作为个人，刘以鬯有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从对香港文学的长远影响来看，刘以鬯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也非常值得内地的文学读者来阅读，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当中看，刘以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

孙立川

学者，著名出版人

“文灯不灭”，这是我为刘以鬯先生追思会拟的会标，比之一般通用的“风范永存”“一代宗师”等，我想这既是对这位文坛寿星以毕生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最合适的评价，也更能表达我们对这位高擎文学之灯，照亮一代代香港作家们在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的领路人的崇敬之心！他的文学生涯是新的“双城记”。二十多岁时他在上海已经厕身现代文学之阵，而立之年移居香港，此后七十年以香港为家，岛屿写作从不辍笔，在此成就了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异军突起。而“三七开”的人生也跨越了“现代”与“当代”这两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生命周期。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刘以鬯可称为一个独特的传奇。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如果这样谈论刘以鬯，说他承受着香港商品经济浪潮铺天盖地的冲击，以始终不懈的艺术真诚，在南天一隅出奇制胜，率先使华文小说与世界新锐的现代主义文学接轨，那么他在香港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凸现出来了。

香港文坛应该为出了刘以鬯而骄傲，他创造了独具魅力的东方诗化意识流艺术，属于东方，又属于现代，代表着香港探索文学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在浙江出生；二十二年之后的12月7日，刘以鬯在上海出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位杰出作家同一天出生，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他俩的文学成就也是先后辉映。如从出版第一本中篇小说《失去的爱情》算起，刘以鬯的文学生涯长达七十余年。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少见的多面手，在小说、散文、评论和文学编辑等众多领域里都有卓越的贡献，不仅贡献了《酒徒》《对倒》《寺内》等一系列探索性的前卫作品，还留下了许多别具一格的通俗文学作品，并长期主持《香港文学》编务。他以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见证了香港文学的进程，成为香港文学的一代宗师，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邱华栋

作家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刘以鬯是香港文学的传奇，也是无法忽视的制高点，有他的存在，香港的商业社会算是有了文学的纯粹性，他的独特性正在于此，不可替代，高拔傲岸。他赋予笔下任何一部作品恰当而极具创造性的形式感，使表达和如何表达都成为了当代文学的奇观。一个前无来者，后无追者的遗世独立的中文大作家。

杨庆祥

诗人、批评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刘以鬯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风景存在。他的写作以其独特的主体性和强烈的形式感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对人性的开掘和探索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历史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刘以鬯的写作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

陈国球

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

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总监

刘以鬯说自己“用不是诗的诗抒发浓郁感情，甚至将文字当作颜料描绘抽象画”；他的小说创作如《酒徒》《寺内》《对倒》等，掀动了前卫艺术的探索风潮。刘先生在香港文学文化圈有崇高的地位，众所景仰。

然而，“刘以鬯”这个名字不应由香港所独享。他在上海开始文学创作；抗战时期在重庆发展与众不同的文学活动。1950年代移居香港以后，刘先生以内地的文学养成和生活体验，在南天一隅之地开花结果，并向世间宣明：文学，即使在香港这个唯实用是尚、经济利益挂帅的环境中，还是一种令人崇敬的文化力量。他在文学上的先行探险与试炼，足以为华语文化圈之表率。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刘以鬯一生参与了中国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五四文学的继承者和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拓者，刘以鬯承前启后，领异标新，将传统与现代完好结合，为中国文学贡献了《酒徒》《对倒》《寺内》等一批领风气之先的经典杰作；更以《香港时报·浅水湾》《香港文学》等报刊为阵地，为香港文坛哺育了一大批作家，于香港文学的发展贡献至钜。

周立民

评论家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刘以鬯先生的作品都不算宏大，然而，它却打开了我们宏阔的内心。他的文字表达的不但是一种心绪，而且倒映出现代社会的种种面相，让我们看到现代人内心的迷离、逃脱和挣扎。这是与我们一同去体验大时代的文字，人会感叹自己的渺小，然而那颗不安的心却仍然信赖精神的伟大。如此说来，它虽然不安，却永远在跳动。如此说来，刘以鬯和他的文字，也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上。

周洁茹

作家

《香港文学》总编辑

刘以鬯先生作为《香港文学》的创刊总编辑，树立严肃文学的价值标准，以杂志建构华文文学链，建设公开的文学园地，书写新希望与新设想。刘以鬯先生开放包容的创刊准则与严谨专业的编辑作风，成为本刊同人接续事业最重要的基石与标准。

南翔

作家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以鬯的小说古今打通，中西打通，雅俗打通，在庞大的创作体量中，亦凸显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探索用心。

他的作品色彩斑斓，形式多样，寓意丰饶，是华文小说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赵稀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代室主任

刘以鬯的独特历史贡献，可以从他主编的《香港文学》上体现出来：

打破香港文学的商业化格局，坚持严肃文学和现代主义。

打破香港文学的政治化格局，首次将香港文坛“老、中、青”和“中、左、右”聚集起来，成为一个香港文学共同体。

确立香港文学的自我定位，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不过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

确立香港文学的学科建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至《香港文学》创刊以后，香港文学学科才真正地展开。

梅子

作家

香港《城市文艺》主编

从1936到2015年，刘老不辍笔耕将近八十载，始终以长盛不衰的好奇心和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自觉坚持“在地创作”及“与众不同”的初衷，为香港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系列经典，启迪后秀，继续发扬光大，再著新章。

黄万华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

刘以鬯先生的百年生涯，当是香港文学史中最要着力写好的一笔。从上海到香港，他以“勇气”和“傻劲”坚守文学，成为中国作家中自觉而持久地以香港为基地来沟通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联系的第一人。他的小说在深层次上延续、发展了五四文学传统，丰富地呈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中文学的历史流变、美学特色。他的个人生涯，释放了一座城市的能量；他的旺盛的创新能力，是香港城市文化资源丰厚的生动呈现。他虽离去，香港文化的脉搏还在鲜活、强韧地跳动，他的生命脉搏也仍在久久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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