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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第一次知道杨荫榆的名字,几乎都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里: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
杨荫榆是苏州人,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的三姑母,也是中国公认的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绛晚年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里曾感叹,“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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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26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职教授周树人,在校内作了一次著名的关于女性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两个月之后,39岁的杨荫榆正式上任该校校长,而她自己就是争取独立的娜拉的原型。
杨荫榆的婚姻是家庭包办,她的母亲、杨绛的祖母把她许配给了一户蒋姓人家,定亲时只图一个门当户对。过门当天才知道,蒋家少爷是一个智障。据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回忆,“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
除了杨荫榆自己,没有人会支持她。她抓破了智障的脸皮,“想必是为自卫。”她回到娘家就不肯再回蒋家,蒋家婆婆亲自上门来要人,她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蒋家。因为蒋家少爷是独子,于是杨荫榆落了个“灭门妇”的恶名。
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人生,她从此把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中去。23岁那年,她考得公费前往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六年后回到北京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工作。又过了五年,她作为优秀人才被当时的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修教育。
离开北京那天,许多学生到车站为杨荫榆送行,给7岁的杨绛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赴美留学的同船旅客中,有浪漫轻浮的徐志摩,他在日记中把同一批留学的十位女子依次点评一遍,最后是杨荫榆。徐首先揶揄了她的年龄,说35岁的她已不能称为“小姐”,最多称之为“大姐”;而且年近40,容貌已经没有点评的必要了;至于穿着,“倒居然自忘年老,著意修饰。”
不奇怪,在徐志摩这样的人眼中,对于女性能看到的只有年龄和颜值,也就是只有花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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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在哥大师从胡适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成绩非常优异,屡次获得学校表彰。她反对激进的变革,力主教育与政治分离。但她性格较为执拗,说话办事带有西方直来直去的风格,不习惯给人留余地,因此观点即便正确,也难以令人心悦诚服。若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实在是她日后在“女师大学潮”中难以为继的原因。
虽然在日本和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但杨荫榆对学生的态度,仍然倾向于家长式的态度。对于年龄尚幼的中小学女生,这本来是不错的,例如她在苏州时的学生谢巾粹就相当感激:
“杨先生在女二师,恰是吾级的级任老师。吾们既佩服杨师的学识、经验,更感觉杨师的和蔼可亲热心恳切,宛如慈母的态度。后杨师应聘北女师,我级同学哭留无效,一别二十余年。”
但爱之深往往责之切,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杨荫榆对学生的要求,则容易被视为封建守旧权威的强迫。
推荐杨荫榆接任女师大校长一职的,是鲁迅的老友许寿裳。但杨荫榆上任后做了两件事,两件都可能动了鲁迅的奶酪:
一 杨荫榆要求女师大的教员,应该依照北大的规则只能专任、不能兼任。这使鲁迅这样在教育部拿正工资的兼职教员,不得不跟学校的这份兼职收入说再见。
二 杨荫榆要求女师大的学生,应该自尊自爱自强,不要跟教员之间有过于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其实是针对另外的教员而言,此时女师大学生许广平也还没有跟鲁迅有超越师生的关系,但或许依然让鲁迅有被冒犯的感觉。
于私,可能觉得杨荫榆讨厌;于公,鲁迅对于学生风潮的态度,跟杨荫榆刚刚相反。于私是不待见,于公是典型的政见不合。所以就“不惮抱着最大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鲁迅而言,对于杨荫榆很难有什么好话。《寡妇主义》、《忽然想到》、《“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鲁迅讥讽杨荫榆是“拟寡妇”,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已经有从论战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嫌疑。
而在杨荫榆辞职之后,鲁迅更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主张“痛打落水狗”。因此即便是自述“不喜欢三姑母”的杨绛,也忍不住小小地反讽了一下,“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杨荫榆自始至终没有回应过鲁迅接连不断的攻讦,她或许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因此总以沉默应对各路口诛笔伐。当她为整顿校风,准备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时,更是引来了一阵驱逐校长的风潮。愤怒的女生们把她的办公室贴上了封条和大字报,逼得杨荫榆只能在校外办公。
她不自辨,反而是旁人看不过去,例如教授陈源就为她鸣不平,“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潮,也酝酿好久了。风潮的内幕我们不很明瞭,暂且不欲有所置议。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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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和珍在1926年“三一八”游行示威期间身中枪弹时,许广平被鲁迅留在了他的家里给他抄东西,而此时杨荫榆已经辞职回苏州半年。只是因为之前的风波,后来的人往往把刘和珍牺牲的责任,划了相当一部分在杨荫榆头上。例如《鲁迅全集》就这样给杨荫榆作注:“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
“肆意压迫学生”指的是1925年8月1日,杨荫榆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学校,本意是要恢复在校内办公、逼迫占校的学生离校。结果部分女生招来附近学校的男生外援,使用砖石和棍棒进行对抗。不在场的鲁迅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里,用了“听说”一词来形容:
“杨荫榆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
而当天地质学家李四光就在现场,他的亲眼所见却是杨荫榆被学生围攻唾骂:
“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如何不准动手……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物课升到校长室办公!”
杨荫榆对于教育和政治的理念,与蔡元培、胡适基本一致:希望学生在校期间注重学业,不要过早介入政治。但这样的理念,既不符合某些人的认知,也更不能让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们认同。杨荫榆性格直接,缺乏在中国处世八面玲珑的手段,因此事情越闹越大,终于以自己辞职而告终。
但杨荫榆回到苏州之后,对教育和学生的关切却并未减少。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授日语,附中一名美国教师带领学生到一个风景区旅游,事先千万嘱咐不可下水游泳。一个学生置若罔闻,偷偷下水结果被卷入激流,美国教师下水相救未能将其救起,自责不已。杨荫榆在校务会上,责怪那位教师没有舍命相救。其实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杨荫榆的苛刻未免求全责备,但由此可见学生在杨荫榆心中的地位。
杨荫榆也并非不知宽容的教师。东吴大学一个四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故意干些怪事惹人注意,例如让洋车夫坐在车上他拉着车跑,或是违反校规半夜溜出校门。学校要开除他,杨荫榆却认为年轻人一时胡来不足为怪,但四年级了开除学籍就会影响青年的一生。与学校意见相左,竟然因此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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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早已在苏州肆虐。杨荫榆的日语是科班出身,常向日军军官声讨责备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恶行,许多女子都逃到杨荫榆的住处以求庇护。1938年元旦当天,两名日军士兵邀杨荫榆去商讨返回她被抢家具的事宜,行至吴门桥时从背后开枪将杨荫榆击落河中,再补枪至河水血红才扬长而去。
杨荫榆入殓时棺木太薄,又不能更换,于是在外面加钉一层木板。杨绛写道,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杨绛的字里行间,有着微妙而分明的态度。作为中国第一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或许性格古怪、或许“不知人情世故”、甚至或许让某些学生厌憎,但她的教育理念,即便放在今天,也挑不出更多的错处。在喧嚣的笔战背后,人们应该记住一个更真实的杨荫榆、一个为保护女子而死的女校长,而不是一个刻板守旧、“不学无术”的“拟寡妇”。
由于为杨荫榆说了几句话,李四光被攻击为杨荫榆的“羽翼”和“死党”,对此地质学家的回应可以作为杨荫榆一生的注脚:
“假如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来看,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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