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朋友聊到勤学的成语,脱口而出的有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闻鸡起舞、韦编三绝、牛角挂书等。第一个成语都有其典故,比如悬梁刺股就是将战国的苏秦和东汉的孙敬两个典故合在一起。今天要讨论的是凿壁偷光这个成语。“凿壁偷光”成语出处为《西京杂记》:“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炽不逮,衡乃穿壁引光,以书映光而读书。”意思为匡衡因家贫而不起蜡烛,后来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如果不是匡衡后来当上丞相,估计也没多少人会关注这件事。但在《汉书·匡衡传》中只记载了“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并没有“凿壁偷光”这个成语。

最近很喜欢一句话,“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这句话出处不详,意思是人品大于颜值。匡衡这个人可能就是“凿壁偷光”的代言人,按照今天的观点,凿穿人家墙壁是侵犯了物权法,而且有贪小便宜之嫌,事实也证明,匡衡最终也毁于“凿壁偷光”。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县(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人。汉元帝十分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曾多次亲自听匡衡讲《诗经》,对匡衡的才学十分赞赏,匡衡就以经学家的身份进入政府为官,历任博士、给事中,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又迁光禄勋、御史大夫,最后官至丞相。他的仕途和大多数官员不太一样,想要当丞相,必须从基层干起,就好比今天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必须要干过省委书记(至少在两省任职,少数例外)。匡衡的履历中只干过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即宫廷主管,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然后接替郑弘为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仅11个月之后又接替韦玄成为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可谓是位极人臣,他在丞相任上共干了6年5个月。他在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铲除宦官石显一党,最终自己因为贪污土地被免为庶人。其学问议论与行止操守,判若二人。

最初,匡衡封地为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骆庙乡潼城村、潼河南岸)之乐安乡,乡内本有田3100顷,南面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前48年),修订郡图时,误将乐安乡的南界画到了平陵佰。丞相匡衡被封为乐安侯,乐安乡成了他的食邑,就多收了400顷田的租米。到建昭元年(前38年),郡里勘定乐安侯国的界线,才发现图上的错误,就作了更正,上报丞相府。匡衡身为丞相,却示意属官以旧地图为依据,向临淮郡提出质问,使郡太守不得不将错就错,将400顷田划给乐安侯国,使匡衡多收了租谷千余石。司隶校尉王骏等弹劾上奏,认为衡明知故错,附和下人欺骗国君,罪至不道。汉元帝刘奭最终同意了王骏的奏章,但不处治,只免去丞相职位,罚做庶人,最后匡衡老死于家中。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前48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前32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衡曰:“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汉书·匡衡传》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前48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前32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衡曰:“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汉书·匡衡传》

秦丞相李斯年轻时就只想当“仓鼠”,不愿做“厕鼠”,最终因为自己的鼠目寸光为政敌赵高所杀;西汉时的张汤年少时就以审讯老鼠出了名,从此走上御史之路,所以说,一个人的志向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为此,《汉书》的作者班固故意将西汉末年的四个儒宗匡衡、张禹、孔光、马宫四人合在一传中,在传末他评论道“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但“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就是说,这些儒宗言行迥异,表里不一,乃挂羊头、卖狗肉之徒。可以说匡衡是始于“凿壁偷光”,也是终于“凿壁偷光”,其行为是不可取的。这也是我读这个故事的一点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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