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尊驰】华晨集团的前董事长收受了1.33亿美元的贿赂，曾经风光一时的国企，现在的情况令人唏嘘。

1、

华晨集团前董事长行贿1.33亿韩元

据辽宁省纪监委5月6日发布的《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经营环境监督行动简报》显示，原华晨集团董事长纪玉民从1995年至2019年利用职务便利，从资金借用、业务承揽、经营权取得等方面为39人谋取利益，财物共计1。

“有钱的人开宝马，没钱的人开中华，想赚钱的人开金杯。”这句名言就是出自琦玉民之口。

魏玉民在成为华天集团董事长之前，经验并不寻常。曾任大连重型机械厂经济规划处处长。大连重工业集团董事长；2004年，他还担任大连市副市长。

2005年，纪玉民接任奉化川集团董事长一职，2019年退休，主持华川13年。

魏玉民退休后不久，华晨集团接连被判轻川债务违约和破产重整。

2020年1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债权人受理了华川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重组申请，表明该车企正式进入破产重组程序。

这是因为10亿韩元的债务没有到期，一度最美的国有企业宣布破产重组。

这让人感叹“感冒了就进太平间”。

2021年10月，华川汽车制造的所有股份都被“宝马”的全资子公司“宝马中国”收购，以16.33亿韩元购买了“中华”汽车。

十多年前，华晨集团与宝马和沈阳合作成立了“华晨宝马”，一度成为宝马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

2019年，华晨集团向宝马出售了25%的“华晨宝马”股份，使宝马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合资汽车企业中拥有多数股份的外国公司。直到今天，华晨集团左缺右难走，竟然还把“中华”汽车卖给了宝马。

这些年来，华晨集团到底经历了什么？

2、

一度风光的公共企业

华晨集团曾经是风景无限的国企。

它旗下有“金杯”、“中华”、“华松”三大自主汽车品牌和“华晨宝马”、“华晨雷诺”两个合资汽车品牌。职员4.7万人，总资产接近2000亿韩元。

1992年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年10月，华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是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也是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司。

华川在美国的成功上市在当时引起了中国和世界的极大关注。那是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可动摇”的国策后，终于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舞台，融入了国际规则，后来为大量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做先驱。

1999年10月，华川中国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

2002年“中华”汽车上市，成为中国市场上唯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国制造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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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华晨集团曾经的高光时刻。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这些辉煌都发生在祁玉民接棒华晨之前。

那在祁玉民之前，是谁带领着华晨取得这些成绩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位多年前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仰融。

仰融，原名仰勇，1957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市。

他参过军，负伤后转业分配到了外经贸机构工作。这的经历，让他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燃起了他的野心。他给自己改名为仰融，或许就是立志从事金融投资事业的意思吧。

也是在这个时期，仰融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同样来自江苏的徐文通。徐是华银国际信托公司的董事长，是徐把仰融这位小老乡一手带进了金融行业。

在徐的指点和帮助下，仰融拿着借来的400万跑到香港，开了一个财务公司，专门做拆借资金业务。据说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来的。

不管这是不是仰融真实的“第一桶金”来源，但是在香港发展仅仅几年后，1991年，他来到沈阳，以1200万美元买下了一家经营困难，面临倒闭的国有汽车企业40%的股份。这便是后来的“金杯汽车”。

仰融的1200万美元是哪里来的？那当然是借来的。别忘了，他在香港做的就是资金拆解的业务，他的背后还有华银的大佬徐文通。

所以后来江湖流传一句话，仰融是“借别人的钱，造自己的车”。

但这就是资本运作，这就是仰融的本事。而且在他成为“金杯汽车”最大股东之后，确实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商业奇迹。

他一手策划了华晨公司赴美国上市，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而他的这一套操作，也成为后来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学习的必修课。

仰融用香港注册的华博财务公司的名义，在百慕大注册了“华晨中国”，通过股权换购，将金杯汽车51%的股份归到了“华晨中国”的名下，达到了美国上市的要求。这种通过注册一个海外的“壳公司”，专门为国内公司海外上市服务的操作，开创了所谓的“VIE”架构模式。

融资做得风生水起，实际的业务开展也是毫不含糊。从1996年起，金杯客车每年的销售以50%速率增长，连续多年占据轻客市场销量第一，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70亿元人民币，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

2002年，华晨旗下已经拥有了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一度达到240多亿元，仰融也以70亿人民币的资产排名当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名。

那是华晨和仰融最风光的几年。

不久之后，一场风波让仰融失去了华晨集团的控制权，他本人也不得不流亡海外。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3年，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汽车合资，仰融提出了将罗孚汽车的生产基地搬到宁波的计划。

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辽宁省政府看来，就是在掏空华晨汽车，让华晨汽车为外省的项目输血。

就在华晨汽车和罗浮汽车宣布合资的一个星期之后，辽宁省紧急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确立了华晨资产归属于国企，并对跑到美国的仰融发出了通缉令。

仰融出走之后，华晨集团暂时交给了公司的四名高管吴小安、苏强、洪星、何涛共同掌管，结果只干了两年，公司业绩不断下滑，四个人都选择了辞职，辞职前还都抛售了公司的股票。

此后，华晨集团的管理权交给了“临危受命”的祁玉民。

3、

风光不再，现状令人唏嘘

一开始，祁玉民干得还是不错的。

他在三年的时间里，将华晨汽车扭亏为盈。他的主要策略就是降价。将华晨的自主品牌车型价格下调，其中中华尊驰最高下调了4万元。

在扭亏为盈之后，他开始对造车有了新的想法，他曾说：“我梦想有一个产品，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

这就是祁玉民被人说到最多的“拿来主义”。

祁玉民并没有让华晨汽车加大投入到技术研发中，而是依赖“拿来主义”，自始至终缺失底盘和发动机核心技术。虽然一直用“宝马发动机”作为营销噱头，但随着国内车企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华晨却始终缺乏自主研发能力，最终被市场边缘化。

多年来，华晨汽车还能够苦苦支撑，靠的是“华晨宝马”这个最大的来钱源头。根据华晨集团的财报数据，从2015到2019年，华晨中国剔除华晨宝马利润分成后的亏损分别为5.4亿元、6亿元、8.6亿元、4.2亿元和10.64亿元。

在祁玉民当董事长的最后一年，“华晨宝马”这个最大的来钱源头，也把25%的股份卖给了宝马，失去了最大的控制权。

再后来，就是华晨集团因为10亿元的债务违约，被宣布破产重组了。

祁玉民“进去了”，而仰融却在前几年回来了。如今正在鼓捣自己的“正道汽车”，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看着他们的故事，看着这家曾经无限风光的国企走到今天，真是令人嘘唏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