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热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日前提出,中国目前正面临人均产出长期停滞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缓慢的“双重中等收入陷阱”,而跨越这一陷阱最大的难点在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扩大。他表示,应通过调整财政杠杆,让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
当前,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关系中国发展前途的问题。李培林表示,中国面临“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大多数,能否建成中等收入人群占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虽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这两方面都指向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它既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出现的共同特征,也是造成其中绝大多数被困“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李培林指出,要跨越这个双重陷阱,一方面要解决人均GDP水平到一定阶段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可能出现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问题。他认为,解决GDP的问题较为容易。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在2015年收入分组中,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26-1247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476的为高等收入国家。按照目前到2020年中国GDP每年增长6.5%的潜在增长率计算,中国有希望在2022-2024年跨越世界银行所说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中国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有利条件,”李培林表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弹性仍然很大,制造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区域发展梯度格局成雁形方队,2015年10个省市跨越1万美元GDP的门槛;人力资本增长潜力巨大,人均受教育水平仍有提高空间,这些都是可能带来经济新增长的利好因素。
在他看来,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让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扩大。世界各国经验的经验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比较快,而缩小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此李培林提出五点政策层面的建议,以期通过财政杠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全民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者收入的改进;
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与消费挂钩,根据家庭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子女抚养和老人赡养等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适当减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完善以知识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推进教育、医疗、科研机构的工资制度改革,使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体现其人力资本和致使劳动价值,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发分享比例;让每年毕业的700-800万大学毕业生和约2.5亿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培养学生适应市场化的职业要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并让广大农民通过专业化和非农兼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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