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做我的爸爸也行，我做孩子的爸爸也行”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刘昱秀

【编者按】

今天是儿童节，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儿童，其中不少人也会成为家长。在这个日子里，也许适合“回到童年”，想想当我们还是孩子时，那些对世界的热望，不着边际的狂想；也审视当我们成为家长时，要怎样与孩子相处。

下面是张赛和他的一对孩子的故事。他一边在武汉送外卖，一边记下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却让人回味的细节，其中和孩子共同成长、“纵容”他们做梦的部分最让人欣喜。

2019年，是张赛最忙碌的日子。他和妻子在老家的偏郊买了房子，双胞胎儿子上了幼儿园。

他在武汉一天打三份工，早上4：30起床，5点到9点把早餐车推到固定的地方，卖早餐。9点开始送快递，下班再兼职送外卖。他给自己设定目标，一天赚够300块钱。

张爱玲的《小团圆》有两百八十多页，每天他赚多少钱，就会翻到对应的页码，赚到的钱数超过书的页码，便不翻了。忙到没有时间看书的日子里，他就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翻翻书。

从前张赛是嗜书如命的“书呆子”，却又困顿自己的“无用”，一度放下书搁下笔，娶妻生子，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直到新冠疫情来临，他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送外卖，见到许多也想了许多，忍不住要写下点什么。

2020年1月30日，张赛的第一篇日记发表在杂志《单读》上。后来，不少媒体报道了这位写故事的外卖员。

张赛做外卖骑手的工作照。

如今写作占据了他生活的一半，另一半还是送外卖。他在写一本以外卖员生活为题材的小说。5月29日，这本小说终于写完了，14多万字，17个篇章，他命名为《外卖真实故事集》。

今年4月，张赛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这本书不管能不能发表，他都要写完。因为那些虚构的人物身后，是他最真切的生命经验。

【以下为张赛的口述】

我平常不爱说话，不会向周围人吐露心事。忍不住想要说话，就说给日记听，说给电梯里的玻璃听，说给路边的垃圾桶听。一方面是我不习惯用很通俗的语言去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另一方面是身边的人没办法理解或者回应我说的话，我就没有了表达的欲望。

唯一例外的是，我很喜欢和孩子说话，因为孩子的世界是开放的，包容的。你可以在孩子面前跳舞，但是你没有办法在老婆面前跳舞。在孩子面前，你可以无拘无束的，整个心态都发生了变化。

孩子做我的爸爸也行，我做他们爸爸也可以。

武汉封城结束，和家人补拍的全家福。

我希望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自由的活着。哪怕他们长大了，想开挖掘机，开就好了。就像苏轼在诗中写的，“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我并不要求孩子一定要上大学，学历肯定是有用的，应试教育是人们总结好的经验，一个有效的渠道。但学历也不是唯一的，不能太迷信。

在育儿方面，我和妻子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妻子倾向于随大流，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多数人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

比如在“有没有星期八”这个问题上，我就比较纵容孩子。孩子还小，不懂事，他们数到星期八、星期九也停不下来。妻子说，“那是不对的，世界上没有星期八。”我反驳说，“可以有星期八。”妻子又说，“这样会教出来怪人的。”可是大人从来不说星期八，连小孩子都不能说了吗？

有人觉得要给后代铺好路，自己犯过的错，不让孩子再犯。但即使给孩子每条路都规划好，每一个路口都标识出安全区，也是没用的。我见到有一户人家，他家里有小孩，他就把他家里的桌角用棉花包起来，怕孩子磕着碰着。这样做确实很安全，但是你能把邻居家的桌角都包起来吗？你能把世界上的桌角都包起来？

我希望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希望他们成为独立思考的人。就像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生对老师非常迷信；进入社会，对领导非常迷信。可是老师或者领导说的话就是真理吗？这可能未必。比如说有100个人，注定有一个人会成为领导者，有十个人会成为这样的人，有十个人会成为那样的人，人类好像在玩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我是希望我的孩子扮演批判者的角色。

因为他们还比较小，我主要通过讲故事，简单易懂的例子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有时候不惜拿自己当反面教材给孩子举例子。孩子知道了“黑是黑，白是白”，我就故意犯错，我说，“黑是白，白是黑”。孩子很明显会反对我，我就引导他们，我说，“你们看爸爸是不是也有犯错的时候，妈妈也有犯错的时候，你们想一想，你们的老师是不是也不是万能的？”

即便我不能给孩子提供多好的物质条件，我也希望帮助他们找到思维本身的乐趣。大多数人找到的只是生命本身的乐趣，比如说，我喝了一瓶啤酒，感觉晕晕乎乎的，好舒服。但思维的乐趣，需要你花费时间，动脑筋，是另外一个层次，追求思维的乐趣相比较追求生命的乐趣，更艰难一点，但是也更快乐。

传统的父子关系是君臣父子，我们习惯用感情代替理性，这个在家庭里面尤为明显。一旦进入父母这个角色，你就会扮演父母。以为爱自己的孩子，为孩子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父母常说的一句话是，“难道我还会害你吗？” 天呐，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想说，“你真的会害我。”

童年像是一只破碎的指甲

我出生在河南驻马店市的乡下，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去世了，同一年，我爸爸在晚上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腿摔断了，变成残疾人。我哥哥不得不辍学去新疆打工，供养我们一家人。

爸爸腿摔断的时候，我们家没什么钱。我爸爸派我去一个亲戚家借钱，我在亲戚家从早上待到下午不得不回家的时候，临走时他塞给我十块钱。张爱玲的《小团圆》里有句话说，后妈结婚的时候，她吃喜糖觉得那个喜糖是贿赂。我回想起来那十块钱，也觉得是贿赂。当时十块钱对一个小孩来说挺多的，但却救不了我爸爸，使他落下了残疾。

当时我恨这个世界和那些人，为什么不帮我们？后来我明白，一个几乎不可能还你钱的人，你会借钱吗？我便不再抱怨别人，尝试去宽容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自己能够穿越回去，我还是愿意借钱给我爸爸。

家人里面，妈妈对我的影响比较大。虽然她不在了，但是她的影响一直在我的血液里面流淌。我妈妈喜欢看书，小时候家里有一个书柜放在电视机下面，书柜是我妈妈买的，那时一个农民家里有书柜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书柜里大多是古典主义的书，包括四大名著、一些小说、《大众电影》等杂志。我上小学开始看《红楼梦》，当时看不懂，隐隐约约能感受到里面的情绪。

上学时，我经常读课外书，对课本反而兴趣不大。初中的语文老师很喜欢读我写的作文，说我怎么老是爱用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词和诗句，语言比较晦涩。可能是家里古典主义的书比较多，书里难认的字会多一点。

我对文学的热爱是妈妈领上道的，一开始我的生活里只有妈妈。妈妈初中毕业，以前当过民办教师，印象里她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爸爸一开始在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倒闭了，他顺应改革浪潮倒卖一些牛、马，后面去了海南打工。等他打工回来，真正地进入我的生活，妈妈又没了。

原生家庭对我来说，像是一个破碎的指甲。那时家里种玉米还没有机械化，摔断了一只腿的爸爸拿一个席子，往地上一铺，用镰刀砍玉米，累了的时候就往地上一躺，休息一下。爸爸整个人消沉下去，以前在村里有很多朋友，忽然之间，一个朋友也没有了。他话少了很多，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种气氛，家里面只有我和爸爸。哥哥去打工了。两个人在屋里面，只能听到院子里大白鹅的叫声。我假装学习，却不知道在想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沟通。

2003年，我16岁初中毕业，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没钱念。辍学的决定是自己做的，爸爸让我自己做决定。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情况就是这样，你自己也知道，如果你念高中，考不上大学的话就没有必要念了。”小时候，妈妈灌输给我长大了要考大学的思想，等到我爸爸管我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的人生已经陷入低谷了，他没心思管我，他的精力都放在怎么驱使自己的残疾之身，赚一些生活费上面。

爸爸和哥哥不喜欢我读课外书。我爸爸说，“你看《红楼梦》，考试的时候考吗？”我哥哥说，“你要么就考上大学，要么就赶快赚钱。”我当时没有和他们抗争，也没有说一定要考大学。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爸爸半夜醒来的时候在那里“哎呀”，非常疼。你很早就接受了一些那个年龄本不应该接受的东西。我知道，我不是考试特别有天赋的人，如果一直读下去，可能是一个平庸的大学生，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就是一种折腾。

“书呆子”

打工的第一站，我跟随哥哥去了福建晋江一家卫生巾厂的流水线工作。他可能觉得在自己亲戚面前放不开，他就去了其他厂，留我一个人在那。

那时我20多岁，别人都喊我“老张”，肉眼可见地和别人不一样。我的穿衣打扮比较老气，衣服很多天不洗，也不会在意这些东西。工厂干活比较累，下了班大家都想放松一下，喝个酒、打个牌、谈恋爱。我却去图书馆看书，钻研一些东西，像一个怪物一样存在。

读的书多了，但凡有点追求，你都会从看书变成想表达，不满足于只做这个世界的过客，而是想有一种参与感。这个时候我开始关注有深度的、对话性的作品。我最开始喜欢尼采，他的一些书不像是一个哲学家，像一个散文家。后来也看了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和叔本华都属于悲观主义哲学家，崇尚悲观地看世界，乐观地去活着。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系，苦行僧一样地生活着。

我是个书呆子，手脚比较笨，流水线上一些最简单的活儿都干不好。经常犯些低级性的错误，被大家说呀、骂呀，被看不起。

流水线上有一个胶箱需要半个小时往里面放一次热熔胶，如果胶跑完的话，整个机器都要停下来，又要花很长的时间把热熔胶融化掉。我就站在那发呆，想李白的诗句，经常热熔胶用光了，我才想起往里放胶。组长就过来骂，恨不得打你的样子，我自己也知道错了，但总是会犯一些很简单的错误。

那时候，我读儒家的经典，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白天嫌我做事不行，看不起我。等下了班，我开始写日记，我在日记上面就批判他们，记录每一天经历的事，觉得只有自己是正道的光。

打工一段时间，也想过自考本科。因为我有几个玩的好的同学都上大学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学还把资料发给我了。我当时看了一下，我说“我考不了”。因为我去图书馆找课本看，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并不是教育部规定的教材。

打工时和家里爸爸联系很少，一两年回去一趟。经常是我离家到工厂了，给我爸打个电话，我说“我到了”，我爸说“好”。到了年底再打一个，我说“我今年不回去了”，他说“好”。一年只打两个电话，一直往家里寄钱，因为我爸爸一直有病，不是这病，就是那病。我没有出去打工之前，他还欠了一些债。

我和哥哥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把家里外债还了。哥哥和我完全不一样，他是完全世俗化的，按部就班，打工赚钱，结婚生子，从来不抗拒，不挣扎。

我一直在图书馆借书，每到一个工作的城市，我都会在图书馆办个卡。不管打工的地方距离图书馆多远，我都会去。有次我去泉州图书馆我办读者证，他看我资料不给我办，他说，“你都退了多少次你自己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退了五次，你退了那么多次，你还办什么办？”最后，他还是给我办了。

只要离开一个城市，我就会把读者证退掉，因为办读者证需要押金，而我不确定会不会再去这个城市。哪怕从泉州到晋江，我都会把证退掉，在另外的地方再办。我怕再也不去那个城市了，始终是一种漂泊的状态。

2015年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的几个城市之间穿梭，还为了相亲去过广东。我爸爸在家乡给我说不到媒，找在广东的鞋厂上班的一个亲戚帮我介绍。

那一个没谈成，当时我不善于伪装，说话像写诗一样。我们在网上聊了聊，女方就把我看破了。她跟我亲戚说，不合适就不要见面了。那时，我对另一半的想象是那些所谓的才女，比如林徽因、陆小曼。我感觉自己不找就算了，要找一定要找一个至少能和自己对话的。

“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从2003年初中毕业到2012年，我写了九年的日记。长的短的都有，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天发生的事情，另一部分是自己的想法，在心里面瞎说。

印象深的是，有一天我接到哥哥的电话，他刚刚结婚，和妻子在武汉开了家饺子馆，找我过去帮忙。我连夜收拾好行李，主管让我跟老板娘打声招呼再走。我去了办公室，老板娘听完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用闽南话骂我，我就走了，没有要工资。

后来有一天我翻到那篇日记，我发现日期是那年的大年初一。我真的很有感触，自己是一个莽撞的少年，眼里只有自我。一个工厂，大年初一走人，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如果我穿越回去的话，我至少等过了正月十五再走。但当时不会这样想，只知道兄弟情深。我不断地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更多地是批判自己，批判过去的另一个自己。

读书太多的话，很难不想去做学问，去追求更高的东西。我对古典的学问感兴趣，有一次我在杂志上看到宋之问的一首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杂志上说他为了这首诗，杀了他的亲外甥，我就想考证这件事情。

我去翻阅各种的资料，罗列了一个书单。奇怪的是图书馆里有那本书，但是我却找不到，也查不到借书的记录。图书管理员说，那本书属于古籍，在二楼。我此前没有去过二楼，二楼的图书管理员让我把证件给他看，我拿出借书证，他却说不是这个证，是另外的证。搞学术的证件，或者你有文联证、作协证、大学里面的证，你才能进来看。

我当时就想，原来我读再多的书，我连二楼都上不来，连这个门都敲不开。后来，我参考了《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本非学术古籍，完全从一个外行的角度考证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件事对我有一定的冲击，我失望地发现，原来看书也是有门槛的，我不能再做书呆子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看书慢慢地也少了，也不怎么写东西，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2015年，我在泉州一个工厂的流水线认识了妻子。当时我已经学会伪装，带她出去玩，做正常情侣做的事。但融入同事的社交还是有一些困难，很明显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聊工作上的事情，聊厂里的八卦，但我内心还是渴望出现一个和我聊聊读书这件事的人，可惜打工的十多年里面，一个都没有。

和妻子结婚前，我特意拿出两张纸，一张纸写结婚的理由，另一张纸写不结婚的理由，然后让他们对打。不想结婚的理由，包括我的精神空间太小了，不能容纳第二个人；我喜欢哲学方面的书，哲学是客观的，而婚姻会把一个人最大程度上的世俗化，它会破坏掉你内心的一些原本有的东西。

结果，我还是选择了结婚，跟我妈妈有关系，我当时写的是，我想再次找到我的妈妈。我还是渴望那种温暖的感觉，就是曾经失去的那种感觉。

结婚以后，妻子才发现我还挺喜欢看书的。她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那时我已经认清现实，我知道我跟她结婚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就像胡适说的，“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写故事的人

我和妻子去到武汉，投奔我哥哥。2016年开始，我送了三年的快递，后来做了外卖员，妻子一直在奶茶店上班。

2020年的春节，我原本准备大干一场。当时期房已经买好了，希望多补贴家用，过年不回家有奖金和补贴，比平时一个月多赚三千元到四千元。妻子则带着孩子去岳父家过年。

2020年1月底，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我是封城当天才知道。当时，我一个住在哥哥的饺子馆里，晚上打地铺，可以把房租省下来。我一个人待在房间，手机上关于新冠肺炎的信息完全是爆炸级的，特别是朋友圈里消息传播是带有感情的，对方恐惧的时候会把情绪也带给你。

下班后，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不想再看新闻，也看不进去书。那种感觉像是一个蚂蚱的头掉了，回到家，你不确定空气里面，桌子上面有没有病毒，但是你要做饭，你要睡觉，不可能就站在那里不动。

从那时开始，下班回去我就写日记。因为你在绝境之中，忍不住想要发出声音，写日记和你喊一嗓子在那种情况下作用是一样的。

比如，疫情期间口罩不好买，我们公司发口罩，但是我哥哥没有口罩，我就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发口罩的时候，我多拿一个给我哥哥。我想起来我爷爷，困难时期，他在生产队当会计，他利用公职每天晚上偷偷摸摸带一些东西给我爸爸、姑姑吃，他们才没有饿死。我还想起来我们村的厨子林，当时他在城里的宾馆工作，他家小孩儿饿的不能忍，这个老实人就动了些心思，用面粉把头发染白回家，帮助他们家渡过难关。

从一个口罩，我想起了爷爷、厨子林，我们真的是一脉相传。一个平凡的人，他能追求点什么呢？他追求的无非是一口吃的。

我记得，18岁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写过遗书，年少轻狂，觉得自己已经把整个世界看透了，想做一件很潇洒的事情。像刘伶说的，“以酒为名，死便埋我。”就是一种姿态，觉得人类世界不过如此，我随时可以和这个世界告别。

疫情期间，我也写了一封遗书，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当时我想，难道我的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吗？我跟妻子连婚纱照都没有拍过，她为此还跟我闹过一段时间，我就说让学画画的朋友拿手机来拍，肯定比照相馆拍的好。妻子说，“你不就是想省钱吗？”。

婚纱照没拍就算了，我们一家连全家福都没有拍过，我很后悔。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张我们的全家福，一个孩子长得跟我一样瘦，一个孩子长得跟妈妈一样不瘦。我把我的一些密码写在另外一张纸上，比如微信密码，银行卡密码，虽然我卡里面也没多少钱，好像一万多块。但这是我面对家庭，面对世界的唯一的价值所在。

疫情期间，张赛画的全家福。

疫情结束后，我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跟家人提过。以前的遗书是洒脱，现在的遗书是沉重，不想再提。

解封以后，我回老家待了两个月，打工十七八年了，从来没有休息过那么长的时间。我想把时间找回来，特别想孩子，想老婆，想陪在他们身边，因为我害怕没有机会。

现在日记我已经不写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写作。我在写一本讲外卖员生活故事的小说，希望通过故事这个外衣，让大家走进外卖员的生活，体会到他们的内心。

目前，我的状态是半天上班，半天写作。

孩子下半年就上小学了，妻子回家照顾两个孩子，我继续在武汉上班。买的房子还没有住进去，现在还需要攒些钱用来装修。长远来说，我还是想跟孩子们在一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离家很近，下了班就可以陪着他们。

我没有想过以文字为生，可能写一篇文章，还没有我上班一天赚的多，我必须面对现实。

但我想搏一下，写一本作品。现在写了五章，有四万字，我不知道能写多少，写到哪儿算哪儿，我计划写到十几万字。不管能不能发表，写完后，我都要正常去上班，跟两年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