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立志修身方读书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一代文化巨人王夫之颠沛流离,历经磨难,辛勤著述,至死不渝。他自承“六经责我开生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详尽的研读、评注和创新阐发,建立了自己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被后人喻为“东方黑格尔”。他秉承“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之志,一生忠于故国。他的气节学养,他的勤勉创新,都与其严格的家教密不可分。这家教延绵多世,泽被后人,让王氏子孙受益至今。
石船山下的怪人康熙十四年(1675)秋,衡阳曲兰镇石船山乡来了一个怪人,他在“山间有一巨石,形似一覆船”的石船山前筑草庐三间,因处湘江之西,取名为“湘西草堂”,从此与家人定居于此。人们发现,每当从茅草屋里移出那清瘦的身影时,不管阴晴昼夜,他必定打伞或戴斗笠,脚上则套着一双木屐,10多年里始终如此。当然,这个怪人极少出门,多在闭门著书。偶尔,他会抚一下七弦琴,于是,时而沉郁悲怆时而慷慨激昂的琴声便在这山间悠悠回荡。至死,他都没有遵清朝的法令剃发留辫。这个怪人就是王夫之。
王夫之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大明亡了,作为遗民,他头上打伞,表示头不顶清廷之天;足穿木屐,表示脚不踩清朝之地。这是个姿态,也是最后的无奈坚持。
早先,他也曾举兵抗清,可惜很快就败下阵来。于是跑到广东投奔南明永历政权,获授行人司行人,但被同僚陷害,险些丧命,四处流亡,直到辗转回到衡阳。在这个“食禽过不栖”的穷地方,他“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度过了最后17年光阴。因太过勤奋,以至常常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晚年,他病魔缠身,穷困艰辛,常连笔墨纸张都买不起,向别人讨一些废旧账簿来著述。但他仍然坚拒清廷的接济拉拢,让人既心酸又感佩。
家学渊源家教森严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300多年过去了。湘西草堂的枫叶,绿了又红,红了又绿。惊蛰过后,万物复苏,记者再次探访草堂。四周树木环抱,门前高悬赵朴初题写的“湘西草堂”匾额,正门两旁挂着著名的自题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右厢房陈列着船山著作、古琴、雨伞、木屐等物件,以一种无言的姿态,默默展示着主人的思想、气节和坚守。
就像在急流险滩处总会有美丽的浪花一样,动荡的时代总会诞生伟大的思想。王夫之的成就离不开“时势造英雄”,但更得益于家庭的熏陶和教养。
王氏先祖原为江苏高邮人,随燕王朱棣“靖难”南下,以功于永乐初授衡州卫指挥佥事,居湖南衡阳。其祖辈以军功显于世,前五代皆世袭武职,号将军,第六代起改习儒业,教子弟以诗书,遂转为书香门第。王夫之祖父王惟敬和父亲王朝聘皆一生未做官,王惟敬一生执守儒家学者风范,家教森严,亲自课子,常辅导功课至半夜。在王惟敬的教育下,王朝聘、王廷聘、王家聘兄弟三人都被培养成有学问、重节操的文人。
王朝聘,人称武夷先生,满腹经纶,博览群书,但屡考举人不中,中年之后隐居家园,授徒教书,一心钻研学问,且一直避免与地方官吏、豪绅的往来,保持了一种超然的清高风度。在学问根基和学风上,他对三个儿子介之、参之、夫之均有很好的影响。
王夫之4岁时就随长兄介之入塾问学,他天资聪颖,7岁就初步通读了文字艰深的十三经,14岁中秀才,崇祯壬午年(1642)与大哥王介之同时参加科举考试,同榜中举。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夫之不仅在经、史、文学方面打下很深厚的基础,而且在人格上深受熏陶感染,铸成了注重节操的品格,专心治学的态度,自甘清贫生活、不慕虚名不求显达的学者风度。在《耐园家训跋》中,王夫之曾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有时闲荡稍过,父亲不许见面,他则二三旬间都不敢声张,一定要仲父牵引长跪于庭前,听仲父反复责谕,讲述先祖遗训,泪流满面,才能得到几句温语相戒。
家风之秘:讲孝道,重和睦王家之子不仅饱读诗书,还特别尊崇礼仪,讲究孝道。王夫之对延泽十四世的慈孝家风引以为傲,推崇父慈子孝,把孝当作一切道德的基础。
1643年,张献忠攻陷衡州,到处钩索名流,有不顺从者则投之湘水。父亲王朝聘不幸被抓。24岁的王夫之用刀将自己的脸划伤,并刺穿双腕,涂上毒药,让创口溃烂,然后只身去张献忠军营说:“我成了废人,我爹也70多岁了,对你们没有用,请让我们父子相聚。”张献忠被其凛然之气折服,释放了父子二人。王夫之践孝由此可见一斑。
王夫之认为,家教家风靠夫妻共同扶持,夫妻同心,和睦共处,虽然贫穷却可甘之如饴。对于与人相处之道,他有自己的心得。他在《寄弟侄书》中写道:“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
无情未必真豪杰。王夫之一生志气高洁,顶天立地,但在家里,他不仅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体恤深情的好丈夫。王夫之先后娶了三个妻子,陶氏(王攽之母)、郑氏(王敔之母)和张氏。他与三任妻子皆感情深厚,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王夫之的儿子王敔曾回忆自己的母亲:“通文辞而不拈笔墨,体孱弱而躬亲釜臼,播迁与先子以节义共矢,栖迟与先子以薇蕨共甘(迁徙流离中与父亲共相誓守节义,避世隐居中与父亲同甘于以薇蕨为食)。”
王夫之能在明清鼎革之际度过乱世,并写下上千万字的著述,与其同舟共济的和睦家庭氛围、与妻子的支持分不开。
脱习气、立大志,不过度追求“物欲”作为一位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子侄的教育颇具匠心,现留有十几封给子侄的书信。他的基本教育观是“志在学先”“学者以正志为本”,其中以诗体写就的《示子侄》最能概括他的这一思想,也被王氏后人视为“家训”。全文于下:
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醪而醉。其始无端,其终无谓。袖中挥拳,针尖竞利。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岂有丈夫,忍以身试!彼可怜悯,我实惭愧。
前有千古,后有百世。广延九州,旁及四裔。何所羁络?何所拘执?焉有骐驹,随行逐队?无尽之财,岂吾之积。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岂为吾累。潇洒安康,天君无系。亭亭鼎鼎,风光月霁。
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义。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春山凝翠。
寿考维祺,念之不昧。
这篇家训由四言韵文写成,从大本大源着眼,从教育的关键——立志与习惯养成——切入,指出立志持身,才可以读书。言简意赅,文质兼美,极具正能量。勉励子侄去除流俗之习,养天地正气。
《示子侄》开篇即强调养成美好的行为习惯对于立志的重要性。成人需立志,立志之初需首先摆脱不良习气;成才需立大志,志存高远方可避免沾染习气。一旦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远的精神境界,便可以无往不利。
船山先生把为学和为人看作一回事,绝不主张二者分开。他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读圣贤书,不会希圣希贤,却成为奸憝凶恶?他认为是因为未脱“俗气”。习气熏染人,会令人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拔。人本来应该能够振翼翱翔,不幸被有些东西拖累翳蔽,使人堕落入泥。所以他告诫子孙,不要过度地追求“物欲”,不要在金钱面前迷失自己,要追求事业。
得益于这种教育,王夫之的后代卓尔不凡。其长子王攽“与弟齐名,著有《诗经释略》”;次子王敔“学问渊博,操履高洁,时艺尤有盛名”,系“楚南四家”之一,又有“楚南三王”之誉。
来源于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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