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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捐赠仪式上,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右)代表国家图书馆向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颁发捐赠证书。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近日,根据媒体报道,6月26日,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代表日本永青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36种4175册珍贵汉籍。国图为配合此次捐赠专门策划《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日文献流通互传的历史。

永青文库是细川家族数代人文化藏品的集中收藏地。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目前担任该文库的理事长。他曾私下向国图专家介绍,自己的爷爷细川护立热爱中国文化,早在青年时期就来华游历,购买过不少中国典籍。此次捐赠给国图的36种古籍文献中包含中国版本文献25种,其中就有不少是其爷爷上世纪20年代来华访求购买的。

展览上可以看到,此次永青文库捐赠的文献品相较好,保存完整,基本没有残缺,而且品类齐全,内容涵盖经、史、子、集、丛诸部,基本涉及我国古代绝大部分重要典籍。

以《群书治要五十卷》为例。该书于公元631年编纂,摘录了唐前古书60余种,内容主要为治国要领,是中国古代政治文献的选集。《群书治要五十卷》早期囿于禁中,手抄传播,流布不广,至宋时已佚。所幸,此书曾由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并被日本历代天皇及大臣奉为圭臬。江户时期,该书从供皇室贵族抄阅,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书籍。到了公元1796年,日本学者近藤守重将三部《群书治要》委托商船带回中国,留下一段珍贵汉籍流通互传的佳话。

▲捐赠文献中,不乏我国历史上失传久已的重要典籍,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文献选集《群书治要五十卷》,该书唐末已亡佚,国内失传千年

据悉,《群书治要》是唐朝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前人著述中辑录精华以资辅政,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思想理论基础的匡政巨著。是一部汇集中国古代经、史、子书精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的经典之作。

《群书治要》选材于儒家诸经、前五史和诸子百家,时间跨度从五帝时期一直到晋朝,内容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魏徵等编撰者用了数年的功夫,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编辑成书。共计五十卷,收录典籍六十六种,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成书之后,由魏徵作序并上呈唐太宗,正如魏徵在序言中所说,这部书“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唐太宗读到此书后,曾两次在诏书中谈及此书。他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在贞观九年的时候,太宗又再次谈到他读《群书治要》这部书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新唐书·萧德言传》记载,《群书治要》编成后,唐太宗曾对编撰者之一的弘文馆学士萧德言以丰厚的赏赐。根据宋王应麟所撰《玉海》引《集贤注记》记载:“天宝十三载十月,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所引《道徳经》文。先是,院中进魏文正所撰《群书政要》。上览之,称善,令写十数本分赐太子以下。”李蘩《邺侯家传》里也记载唐僖宗曾问大臣李泌说:“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回答说:“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可见《群书治要》在唐朝君臣中的影响。

唐朝灭亡后,《群书治要》随之毁灭于战火之中。自《宋史》以后不见记载。幸好,唐时日本的遣唐使曾将此书抄回日本,上呈日本天皇,方使此书得以流传于世。直到今天,日本宫内厅还保存着“金泽文库”中的《群书治要》手抄本,为镰仓时代日本僧人手抄。这部手抄的《群书治要》后来归德川家康所有,德川家康得到此书后,曾于公元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四十七册。因数量稀少,流传不广。这就是日本元和二年铜活字本。此时,《群书治要》已缺失卷四、卷十三和卷二十,残存四十七卷。

▲中国书店影印出版的的《群书治要》元和本。

公元1781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感慨于《群书治要》这样一部经典好书,却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中的《群书治要》手抄本重新校刊。六年后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天明本《群书治要》问世十年后,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得知《群书治要》在中国已经失传,便以五部移送当时掌管长崎海关的近藤重藏,托他转送中国。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访社,三部赠唐商馆,托中国商人携回本土。因此,最初进入中国的天明本《群书治要》仅三部。根据文献学家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的记载,此书原装本应该是二十五册,横十八点二厘米,纵三十一厘米。

清嘉庆七年,鲍廷博编撰《知不足斋丛书》,其在《孝经郑注序》中提到了《群书治要》:“此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刻本”,由此可知,天明本《群书治要》当时已经在中国藏书家之间流传。

稍后,阮元编辑《宛委别藏》,将《群书治要》编入其中。后来,《连筠簃丛书》《粤雅堂丛书(三编)》等都从《宛委别藏》中辑入了《群书治要》。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群书治要》。

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天明本《群书治要》为底本影印出版,《丛书集成》又依《连筠簃丛书》本重新排印刊行。然由于印数稀少,此书一直流通不广。

▲2001年,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该书于2011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1996年,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得到一套日本天明本《群书治要》,回国后交给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先生,习仲勋先生为此书题词“古镜今鉴”,并委托相关人员对此书点校、翻译,整理成《群书治要考译》一书,2011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让《群书治要》这部失传千年的古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短短几年间,与之相关的出版物已达百余种,对该书的研究和学习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访民革中央时驻足团结出版社展台前翻阅《群书治要》等书籍

为响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学益智,以学修身的号召,中共中央党校《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课题组在中央党校联合主办“古镜今鉴为政以德”——《群书治要》座谈会。与会者围绕《群书治要》畅开言论,旨在为当今政治之良性运行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以期达到政通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此次座谈会提出了“承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治世宝典《群书治要》,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在阅读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群书治要考译》

《群书治要考译》(全4册)团结出版社 2011年出版

《群书治要》(全2册)

团结出版社 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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