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德学院的辉煌与寂寞

对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来说，杜国庠、何香凝、臧克家、郭沫若、翦伯赞、胡绳、章乃器、钟敬文、许涤新、千家驹、黄药眠、沈志远、乔冠华、马叙伦、冯乃超、林默涵、周而复、夏衍、曹禺、茅盾、杨东莼、侯外庐这些名字，亦当不会陌生，自“五四”以降，直至六七十年代，这些名字，闻于当世，领尽风骚，构成了文化史上令人感慨万千的红色传奇。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的文章言行，更足以转移一时风气，几乎可以说，撑起了文化界的半边天。

然而，在他们的履历中，都有这么一条：曾在达德学院任教，或客座，或演讲。

达德学院的大门

达德学院，能够汇聚这么多文化名流，为之执教鞭，在教育史上应该大名鼎鼎，但我翻查了不少图书馆，却找不到这个学院的校史。这么一所群星熠熠的学校，何以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勾起我极大的兴趣。

大约是在2005年时，应霍英东基金会负责人、南沙大酒店总经理何铭思先生邀请，我到南沙参观。席间听何老纵谈往事，偶然说起他曾在达德学院读书，令我心中不禁扑通一跳，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惜那次行色匆匆，未及详谈。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另一位前辈师长林滨先生，也是达德校友。然而，直到六年后，我才有机会在香港与何老再见面，听他细说从前。

达德学院校本部

抗战胜利前夕，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与当地华侨见面，当中便有陈其瑗。陈是广州人，经历也很传奇，曾在北洋政府、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任过职，后来流亡海外。抗战时白求恩到中国，就是由他协助护送到晋察冀的。董必武邀请他回香港办学，他慨然应允。于是，1946年9月就有了由中国共产党和香港左派人士创办的达德学院。李济深出任董事长，陈其瑗任院长。校名取自《礼记·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1946年10月正式开学。

据称，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二所大学（第一所是香港大学），比中大崇基、联合等书院还要年长，地位不可谓不显赫。

学校以香港屯门新墟的蔡廷锴将军故居芳园别墅为校舍。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原十九路军军长，“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名将。芳园别墅现在尚存部分建筑，名为马礼逊楼，在中华基督教会何福堂会所内，为香港法定古迹之一。该建筑选用上海批荡，典型的装饰派风格，庑殿式的屋顶铺设青釉瓦片，四角饰以瑞龙，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在今天的香港，已难得一见。校舍的命名亦很有趣，女生宿舍叫红楼、白宫，男生宿舍叫道德会，而授课的课室叫民主礼堂。

民主礼堂

达德的学生并不多，只有一千人左右，因地处荒僻，交通十分不便，学员往返市区，只能搭“猪笼车”，就是在一辆运货的大车上摆两排木板，大家挤坐一起，在崎岖蜿蜒的青山公路上，颠簸一天才能回到学校。

学院设商业经济、法政、中国文学三个学系，另设新闻写作班。老师几乎都是名重一时的左翼学者，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之称的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其中三老都曾在达德授课；被达德学子尊称为“大师”的黄药眠，是学院董事，任文学系主任，名满文坛，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全国闻名的“六大右派教授”之一；钟敬文有“民俗学之父”的美誉；而杜国庠以其学术成就被奉为“潮州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第一人”。当年他们也学生一样，坐在八面来风的“猪笼车”上，直颠到头晕呕吐，来到达德上课的，而他们的报酬，微薄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达德的青年学生们

2011年我到何铭思先生家拜访，他就住在屯门，离达德当年的校舍不远。坐在他家的客厅，从阳台望出去，便是茫茫大海，风起潮涌。我一边呷着清茶，一边听他侃侃而谈，说着那些几十年前的如烟往事。何老说他在达德读书时间不算长，不会超过一年，“那时候我认真聆听老师的教诲，我倾慕同学的才华，也认真读书和思考一些问题。”不仅对他日后的人生，而且对所有达德学子的人生，都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何老赠我一本他的文集《家国情怀》，其中就有一篇文章是写达德生活的。他以感情充盈的笔触写道：“记得黄药眠老师就曾在容龙别墅与我们三几个同学喝下午茶，斜阳下，远眺流水，心怀国事，神驰万里，从文艺概论畅谈天下事，师生情谊历历在目。那时候的生活充实而又多姿多彩，校园不仅仅可以听到老师们充满远见、智慧的教诲，同学们无拘无束的讨论，在田野上时常飘荡充满激情的歌声，我们参与推动香港学生的戏剧文艺活动，我们辅导一些学校演出，我们去铜锣湾孔圣堂演出过话剧《女子公寓》《少年游》……”

钟敬文、郑振铎等人参加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于达德学院校门前合照

红色学人荟萃，达德的课程，自然大多染上红色。1946年12月政府的视学官到达德检查，吃惊地发现图书馆几乎全是共产主义书籍，墙报上也公然张贴宣扬共产主义知识的文章。1949年2月，港督葛量洪会同行政局，以该院“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而此项目的，系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为由，下令取消达德学院的注册资格。

学校关闭后，学生们纷纷返回内地，投身革命。何老离开达德后，也到了粤北参加东江纵队。不少校友都死在战场上，年龄最小的东莞少年莫次，也是广州长风中学（即今六中）的校友，1948年考入达德的预备班，封校后回内地加入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在陆丰的一次战斗中饮弹阵亡，死时才16岁，殊堪叹惜。

当年达德的一千位校友，如今已所剩无几。去年我到香港小西湾的中华基金中学参观，何老年逾九十，近年已很少外出走动，听说我来，特意从屯门坐车到小西湾见面。我们挤在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一起吃盒饭，再一次听他聊起香港近况，老人家思路仍非常清晰，见解敏锐。甚至还问起我对南海局势的看法，我不禁为之感叹，九十多岁还在关心南海局势，也许这就是当年达德培养的结果，有一股永远炽热的政治热情，与年龄无关。

2016年何铭思老先生（中），左为全国政协常委伍淑清女士

我好几次想问，当年你们在达德时的理想，现在实现了吗？这就是你们当年想要创造的社会吗？但我终究没有问。分手时，何老坐在车里，隔着玻璃不停地向我挥手，眼里分明流露出一种“从此别过，后会难期”的依依神情，令我黯然神伤。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想起那一年从何老家出来后，我一连几天住在屯门的海边，望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忽明忽暗的山影，不禁想起臧克家那首《自由·快乐——达德学院归来》的诗：

你说，几年来

从没有见我

像今天这么快乐过。

……

这种自由，这种快乐，

这种生命的基本权利，

离我太久了，太久了，

突然间，来得太猛烈，

使我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你说，几年来

从没有见我

像今天这么快乐过。

……

这种自由，这种快乐，

这种生命的基本权利，

离我太久了，太久了，

突然间，来得太猛烈，

使我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文中老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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